我们选择的道路

【美】欧·亨利

    两个强盗冲下陡坡，审慎而迅速地穿过树林。驰进一个原始的荒凉的峡谷。在这里，鲍勃·蒂德博尔的坐骑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打了滑，摔折了前腿。他们立刻朝它脑袋开了一枪。

    “哦，我想你那匹小野马暂时驮得动我们两个人。”乐天派的鲍勃回答说，“路上一见到马，我们就征用一匹。天哪，我们发了一笔财，可不是吗？看钱上的标签，一共三万，每人一万五！”

    “比我预料的少。”鲨鱼多德森说，用靴尖轻轻踢着钞票捆。接着，他沉思地瞅着他那匹跑累的马的汗水淋漓的肋腹。

    “老博利瓦差不多要累垮啦。”他慢吞吞地说，“我真希望你的栗毛马没有摔伤。”

    “我也这样希望，”鲍勃无忧无虑地说，“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博利瓦的脚力很健——它能把我们驮到可以换新坐骑的地方。妈的，鲨鱼，我想起来就纳闷，像你这样的一个东部人来到这里，在这些横行不法的勾当中居然胜过我们西部人。你究竟是东部哪里的人？”

    “纽约州。”鲨鱼多德森说着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嘴里嚼着一根小树枝，“我出生在厄斯特县的一个农庄里，十七岁的时候，从家里逃了出来。我来到西部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我挎着一小包衣服，沿路走去，想到纽约市。我打算到那里去挣大钱。我觉得我能行。一天傍晚，我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我琢磨了半个小时，终于选择了左面的一条。就在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在乡镇旅行演出的西部戏班子，我跟着他们来到了西部。我常想，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会不会成为另一种人。”

    “哦，我想你结果还是一样。”鲍勃·蒂德博尔愉快而不无哲理地说，“我们选择的道路关系不大；我们成为哪一种人，完全由本质决定。”

    鲨鱼多德森站起来，靠在一株树上。

    “我真不愿意你那匹 栗毛马摔伤，鲍勃。”他又说了一遍，几乎有点伤感。

    “我何尝愿意，”鲍勃附和说，“它确实是匹快马。但是博利瓦准能帮我们渡过难关。我们还是赶紧上路为好，对不对，鲨鱼？我把钱装好，我们上路找一个妥当的地方吧。”

    鲍勃·蒂德博尔把抢来的钱重新装进帆布袋，用绳索扎紧袋口。他抬起头时看到的最扎眼的东西，是鲨鱼多德森手里握得四平八稳的、对准他的四五口径的枪口。

    “你不了解，鲍勃，”他叹了一口气说，“你那匹栗毛马摔折了腿，叫我多么难过。”

    刹那间，多德森换了一副凛冽的凶相，还夹杂着一种冷酷的贪婪。那个人的灵魂透露了一会儿，像一幢外观正派的房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邪恶的脸庞。……

    鲨鱼多德森疾驰而去时，他眼前的树林似乎逐渐消失；他右手里的枪变成了桃花心木椅子的弯扶手；他的马鞍奇怪地装上了弹簧，他睁眼一看，发现自己的脚并没有踩在马镫上，而是安详地搁在那张直纹橡木办公桌的边上。

    我告诉各位的是这么一回事：华尔街经纪人，多德森——德克尔公司的多德森做了个梦，梦醒时睁开了眼睛。机要秘书皮博迪站在他的椅子旁边，嗫嗫嚅嚅地正想说话。

    嘿！皮博迪，”多德森眨着眼睛说，“我准是睡着了。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有什么事吗，皮博迪？”

    “特雷西－威廉斯公司的威廉斯先生等在外面。他是来结算那笔艾克斯·淮·齐股票账目的。他抛空失了风，你大概还记得吧，先生。”

    “对，我记得。今天艾克斯·淮·齐是什么行情，皮博迪？”

    “一元八毛五，先生。”

    “那就按这个行情结账好啦。”

    “对不起，我想说一句，”皮博迪局促不安地说，“我刚才同威廉斯谈过。多德森先生，他是你的老朋友，事实上你垄断了艾克斯·淮·齐股票。我想你也许——呃，你也许不记得他卖给你的价钱是九毛八。如果要他按市场行情结账，那他就得倾家荡产，变卖掉一切才能交割。”

    刹那间，多德森换了一副凛冽的凶相，还夹杂着一种冷酷的贪婪。那个人的灵魂透露了一会儿，像一幢外观正派的房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邪恶的脸庞。

    “他得按一元八毛五的行情结账。”多德森说，“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

遗失的寒冷

张亚凌

    三十年前，站在宿舍门口，看着萌发出新芽儿的柳枝映在斑斑驳驳的土墙上的影子，我一边感慨着“春天总算来了”，一边告诉自己：在以后所有的冬天，你再也不会有寒冷的感觉了。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才尝试着触摸那段遗失寒冷的岁月。

    那一年，我升入初中，必须在学校住宿。褥子被子一捆，和一大布袋子红薯、糜面馍馍、玉米糕绑在一起，母亲帮我拎起来搭在肩上。背上是褥子被子，胸前是一个大布袋子，后面重前面轻，我都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子。母亲只是交代了句“不要贪吃好的，一顿蒸上两个红薯一个糜面馍或玉米糕就行了”。

    走一走歇一歇，到了学校。宿舍是一面窄窄的空荡荡的窑洞，我们直接在地上铺铺盖。

    别人都是先在地上铺一个厚厚的草垫子，上面再铺个毡子毯子什么的，接下来才铺上褥子，褥子上面还有个布单子，怕将褥子弄脏了。我呢，只带了褥子和被子，压根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铺在地上。于是我就满学校找来了一些废纸片，铺在地上，才开始铺褥子。结果是：我的床铺比两边同学的低下来一截，她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夹在中间。于是，我就自觉地挪到了最边上——门口的墙下。

    我的褥子几乎是直接挨着地面的，很潮湿。只要有一丁点太阳的影子，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将褥子抱出去晾晒。我现在特别喜欢冬天的太阳，甚至会深情地看上半天，恐怕就源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对太阳的感激吧？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个很可笑的女孩，跑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等太阳出来晒褥子。

    冬天天冷，夜又长，起夜的学生就多。门一拉一合，冷风就直吹过来。抗击了半天寒冷好不容易才入睡的我，常常又被寒风刺醒。为了应对寒冷跟风的袭击，我睡觉不再脱衣服且蒙住了头。

    我从没有向母亲提及此事，母亲看到我在家里睡觉的样子便有些想不通，曾给父亲说：“这娃书念的，成呆子了——炕中间烧得热乎乎的，她咋老蒙着头靠墙根睡？”

    是那夜夜寒风吹走了我的寒冷？

    记忆里，那年的冬天，下雪的日子经常有。我也清楚地记得当语文老师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吟诵“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时，我的泪水悄然滑落。

    在我，下雪天是最最难熬的日子，包括雪后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褥子会一直潮湿下去，更重要的是，我只有脚上一双布鞋，不像别的孩子，还有一双可以换着穿的鞋子或是能踩雨雪的黄胶鞋。教室、饭堂、厕所，跑上几趟，布鞋的鞋底就湿了，半天下来，就湿透了。我就满教室找别人扔的纸片，厚厚地铺在鞋里。一两节课下来，又湿透了。取出来扔掉，再找纸片，再铺进去，再应付一阵，如此反反复复。纸片也不是那么好找的，那时一个本子一毛钱，都是很节省地用。

    雪后若有太阳，在别人吃饭时，我就留在教室里。因为饿是可以忍受的，入骨的冰凉却是难以抵御的。等到教室里没人了，我就将凳子搬到外面，将鞋子脱下来，底朝上晒晒。我则盘腿坐在凳子上，搓揉着冰凉如石块的脚，让它暖和些。

    后来，我有些开窍了：找到塑料袋，撕开，铺在鞋底，再铺上纸，就好多了，也不用不停地换纸。有一句话我信，那就是“许多智慧来自人们对贫穷的应对”。

    更多的时候，是等着鞋子自己慢慢变干。我甚至一度固执地认为，是我自己的身体暖和了脚，脚再暖和着鞋子，直至吸干鞋里里外外所有的“水分”，鞋底才会变干。

    还是连续的雪天冻掉了我的寒冷？

    每个周三下午有一个半钟头的活动时间，我常常趁机跑回八里外的家里取下半周吃的东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下着大雪。

    雪大风猛，我是抄小路往家里赶的。有的地方雪没过了我的膝盖，很熟悉的小路也因大雪的覆盖变得陌生，以致我一脚踏下去摔进了雪里面——我把沟边当成了小路。从雪里爬出来，继续往回赶。我一推开房门，母亲愣住了，一个劲儿地说：“照一下镜子，看你成了啥样了，看你成了啥样了……”

    父亲赶忙倒了一碗热水让我暖和暖和。我伸手去接，明明接住了，碗却摔在了地上——我的手指冻僵了！我走到镜子跟前，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被雪弄湿了的头发，在风的猛刮下，直直地向上竖着！

    母亲拿着梳子赶过来给我收拾头发，才惊叫道“你的头发都结了冰”。我只说，赶紧给我装吃的，我不想迟到。背起装满干粮的布袋子，我又赶往学校。

    风还是那么猛，雪更大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从独自对抗过那场大雪后，她似乎再也没有畏惧过寒冷！接下来的两个冬天，似乎都一样，冬天再也没有变出什么新花样来折磨这个小姑娘。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是那场大雪不客气地冻掉我那脆弱的寒冷？我只知道：在三十年前，我，遗失了我的寒冷。

(选自《读者》，有删改)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在空中翱翔才告结束。每个斗风箏的人都有助手，帮忙收放风筝线。我的助手是哈桑。

    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那些孩子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在临近的街区奔走，直到它盘旋着跌落在田里，或者掉进某家的院子里，或挂在树上，或停在屋顶上。

    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人们会将其挂在壁炉架之下，供客人欢欣赞叹。每当满天风筝消失得只剩下最后两只，每个追风筝的人都厉兵秣马，准备摘取此项大奖。他们会朝向那个他们预计风筝跌落的地方，绷紧的肌肉蓄势待发，脖子抬起，眼睛眯着，斗志昂扬。当最后一只风筝被割断，立即一片骚动。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另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路了！”我高声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椹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椹：“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认真地看着对方。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

（节选自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注】文中的阿米尔是阿富汗的一个富家少爷，哈桑是他的仆人。

翠姨之死

萧红

    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郊原上的草，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钻出地面，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地钻出了土皮。放牛的孩子在掀起了墙脚下面的瓦时，找到了一片草芽了，孩子们回到家里告诉妈妈，说：“今天草芽出土了！”妈妈惊喜地说：“那一定是向阳的地方！”春带着强烈的呼唤从这头走到那头……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大街小巷到处飞着，像纷纷落下的雪块……春来了，带着呼唤，带着蛊惑……

    翠姨和我的堂哥大概是恋爱了。

    翠姨十八九岁，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

    到夜里，我住在外祖父家里，她就陪着我也住下。每每睡下就谈，谈过了半夜。

    翠姨会弹大正琴，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一种日本琴。她还会吹笛子。我的堂哥钢琴弹得很好，吹萧吹得也好。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回到家里，大讲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故事。翠姨听了很多的故事。

    过了不久，翠姨就订婚了。她的未来的丈夫，我见过，人长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四耳帽子。

    她不知道那是她的什么人，她只当是哪里来了这样一位乡下的客人。

    有一年的冬天，刚过了年，翠姨来到了我家。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哥，正在我家里。他人很漂亮，很直的鼻子，很黑的眼睛，嘴也好看，头发也梳得好看，人很长，走路很爽快。大概在我们所有的家族中，没有这么漂亮的人物。翠姨一直在看堂哥。

    翠姨订婚，转眼三年了。正这时，翠姨的婆家，通了消息来，张罗要娶。翠姨一听就得病了。

    没几天，她的母亲就带着她到哈尔滨办嫁妆去了。偏偏那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堂哥介绍来的他的同学。他们住在哈尔滨的秦家岗上，风景绝佳。那男学生们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翠姨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上车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经这到哈尔滨去一买嫁妆，翠姨就不愿意出嫁了。

    她说她要念书，开初外祖母不肯，到后来，她说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

    念了书，不多日子，人就开始咳嗽，而且整天地闷闷不乐。

    翠姨越来越瘦了，堂哥到外祖母家看了她两次，也不过是吃饭、喝酒，应酬了一番，而且说是去看外祖母的。堂哥回来也并不带回什么欢喜或是什么新奇的忧郁，还是一样和我们打牌下棋。

    她的婆婆听说她病重，就急着娶她，因为花了钱，死了不是可惜了吗？翠姨听了，就只盼望赶快死，拼命糟蹋自己的身体。

    母亲记起了翠姨，叫堂哥去看翠姨。母亲拿了一些钱让堂哥给翠姨送去，说是送给她让她随便买点什么吃的。男子是不好先去专访一位小姐的，，这城里没有这样的风俗。堂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

    “好了点吗？”

    他刚一伸出手去，翠姨就突然地拉住他的手，而且大声地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堂哥没有准备，就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堂哥看了看翠姨就退出去了，从此再没有看见她。

    ……

    堂哥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飘满了一地。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轻的姑娘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白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1941年7月

（节选自萧红《小城三月》）

一块红布

游睿

    起风了。

    小伙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一团乌云正缓缓靠近，天色阴沉下来。小伙加快了步伐，沿途的柳树、房屋，纷纷被小伙抛在了身后，穿过青石板的小巷，在大杨树下，一边努力掩盖自己的喘息声，一边喊道：红儿，红儿。

    小伙的嗓音穿过杨树的树梢，飞向树下那三间瓦屋。一条小花狗翻滚着扑倒到小伙脚下，一边欢快地摇着尾巴一边用嘴撕扯小伙的裤腿。小伙摸了摸小狗的头，继续喊着，红儿，红儿。

    风掠过树梢，小伙看见，杨树的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绿的、黄的、红的，整块整块的布，像飞天仙子身上的彩缎。

    小伙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手机没话费了，这不一放假，我就赶过来了。

    又一阵风吹了过来。小伙狡黠地笑了一下大声喊道，起大风了，你就不怕风把布刮跑了么?

    这时门咯吱一声，一辆轮椅出现在门口。轮椅上的姑娘黑发如瀑布，她低着头，双手缓缓转动着轮椅。

    小伙赶紧上前，推着轮椅后面的扶手。姑娘转过身，眨了眨葡萄一样的眼睛，然后用力地将小伙的手从扶手上甩开。

    这是怎么了?小伙赶紧绕到姑娘身前，半蹲下身子，望着姑娘略显苍白的脸。

    姑娘别过脸，不看他。

    小伙慌忙取下背包，迅速取出一块巧克力说，专门给你买的，算我赔个不是。

    姑娘却把脸别得更远了，轮椅也跟着转动起来。小伙起身去看姑娘的脸，他顿时愣住了。

    哭了?怎么了红儿?谁欺负你了?小伙手足无措。

    姑娘啜泣着，轻声说，你走吧，不要来了。

    为什么啊?小伙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说，都怪我的破手机，我真不是故意不联系你的。

    姑娘抬起手拭了一下眼睛说，不是这样，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小伙重新蹲下身子说，又来了，又听谁说了什么不是?小伙说，这样的话，你早点给我起来，轮椅让给我。

    胡说什么啊?姑娘连忙打断小伙的话。

    哎哟!小伙又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佯装痛苦地蹲下身子。

    姑娘迅速用双手撑起身子，差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怎么了?

    小伙指了指心口说，这里，这里让人给弄疼了。

    姑娘破涕为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一边抡起手频繁地捶打着小伙，一边说，你真逗。

    小伙捉住姑娘的手说，又帮你妈妈染布了吧，你看指甲上还有染料。

    姑娘抬手指了指杨树上的布匹说，那些，都是我染的。我希望这些布将来能做一些花花绿绿的裙子，穿在一些漂亮的女孩身上。

    小伙也顺着姑娘的手看去，又一阵风正吹过来。杨树上的那些布变成了钟摆，来回舞动。

    快下雨了，得把这些布收下来。小伙说着，转身向杨树跑去，准备爬上树。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不用爬树，树旁边有根竹竿，挑下来就是了。

    小伙甩了个响指，很快找到那根竹竿。小伙仰着头，那根竹竿就绑着姑娘的目光在树枝上轻轻挑动。不一会儿，姑娘的腿上就叠了厚厚的一叠布。

    最后，树枝上只留下一块红布。小伙抖动着竹竿说，太高了，不好挑。

    姑娘仰望着，用一只手把轮椅往前滑了一段说，要不，你站到轮椅上?

    那可不行，我怕伤着你，我自有办法。说着小伙轻轻一跳，那块红布总算被挑动了。忽然，小伙手中的竹竿微微抖动了一下，红布在空中悄然滑落。那块布不偏不倚，正好向姑娘头上落去。

    姑娘的眼前立刻就红艳艳的一片了。

    姑娘静静地坐着，她挺直了身子，明显感觉到小伙就站在自己的跟前，她听得见小伙的呼吸声，听得见他砰砰的心跳声，若不是有风，甚至都怀疑世界静止了。姑娘就闭上了双眼，静静地等候着。

    此刻小伙也静若雕塑，他静静地看着红布里的姑娘，同样纹丝不动。

    又一阵风吹来，姑娘睁开了眼，发现红布依旧罩在自己头上。

    为什么不把我头上的红布拿开?姑娘小声地问。

    我舍不得，小伙说，现在你多像……

    那，就不要拿开。姑娘哽咽着说。

甲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乙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