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丢失了什么

陈应松

    ①人类需要阅读。人类几千年的创作和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跟饮食同等重要的精神营养补充。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地步，生活多么富足，我们依然离不开阅读。

    ②然而，不客忽视的现实是，阅读正在遭遇危机。面对当下浮躁的社会心态，我们不能不反思，今天的阅读，到底丢失了什么？

    ③我们丢失了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虚荣心”。读书人在过去人们的印象中是羡慕和尊重的对象。人们渴望读书，热爱读书，以读的书多为荣。去年湖北高考文科状元就曾经把《红楼梦》读了不下十遍而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古往今来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哪一个不喜爱读书？而且，那些学有所成者，往往都很注重阅读经典。可是现在，你手上有没有书、你读不读书，并不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④传统的纸质书籍阅读，如果是自己的书，会在书上做许多记号，写下许多阅读笔记，那些发黄的纸张会记下你的思想和成长。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我们已然丢失了阅读的耐心。手机阅读的“刷屏”让阅读速度加快，不想读的可以“刷刷”地跳过去。人们可以天天做读者，还可以发帖做评论员，但长期下去，丧失的是冷静的思考和沉醉的阅读体验，丧失的是做一个有思想分量和生活质量的人。刷屏时代的阅读，在阅读之后的这些遗存全然不见，阅读没有了记忆。

    ⑤我们丢失了对内容的鉴赏能力。读书并不应该停留在读故事，读故事只是消遣，真正的读书是增加人生的分量。

    ⑥以文学作品为例。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是一部好作品。你可以把它当励志小说读，因为有大家都知道的警句：“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但往深处看，是一个老人的孤独，一个失败英雄的悲歌，那种深深的孤独感才是作家想表达的。再看下去，你可以发现小说的语言奇妙、温暖，还发现它有许多象征的隐喻，更发现许多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比如，作家常写老渔夫梦见狮子，狮子也是沙漠和草原上孤独的英雄，这是老人对海的恐惧吗？等等。在这些之外，你还可以读出一个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老渔夫的那些可怜又可敬的大量内心独白，等于在和大海不停地说话，和命运不停地说话，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抱怨，没有诅咒，只有卑微的乞求和敬畏，宽容和理解。当你读完全篇，读到最后一句“老头儿正在梦见狮子”时，你感到对命运的隐忍也许是最伟大的。所以，真正的阅读会读出更多的东西。

    ⑦我们不应该放弃一种伟大而充满尊严的阅读的传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与其在网络的迷惘中精神缺氧，在寻找灵魂的荒原中徘徊，不如马上拿起那些已经被时间证明了的作品来，开安静的阅读。记得，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品格不会坏到哪去；一个品格好的人，一生的运气不会差到哪去。”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对抗和互补

    ①相对于“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实际上是指20世纪的文学，或者是指发表在纸质媒体上的作品。

    ②20世纪初，在国家安危存亡的时刻，以意识形态为主轴的思想之争，已经悄然决定了百年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使得文学的“警世”功能被强化，到后来对“阶级斗争”的书写，文学在意识形态旋涡里愈陷愈深。改革开放之后，文学进入黄金时代，但始终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反思苦难、颠覆价值的阶段徘徊。当代中国不缺乏具有天赋和才智的作家，却为什么迟迟不能登上世界文学的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格局小，视野窄，不足以表达普世价值观，难以与世界主流文化融合。

    ③20世纪的一百年特别是后来的50年，文学在思想上的负重前行，解决了民族精神成长的一些问题，但积压的伤痛阻碍了它在新世纪的发展。“网络文学”的出现使这一现象的改变具有了可能性。它基本上摆脱了对意识形态的依附，让文学回归到本能的状态。

    ④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对自由心灵的表达，是伟大思想与丰富想象力的结合。而“网络文学”的特质正是“表达的高度自由”、强烈的“个性化”和非功利性。网络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与职业，而且绝大多数与文学无关，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身份背景千差万别，他们的创作因此有着别样的风情与广阔的视野。网络文学往往以颠覆经典文本的面貌出现，在写作中以轻松、嘲讽的气氛取胜，与传统文学正儿八经的叙事、抒情，神与貌皆相去甚远。这就要求我们以全新认知面对这一文学形态。有学者提出，网络文学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这与目前主流文坛的写作方式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在生存中写作”，而职业性作家文学则在很大的意义上是“在写作中生存”。

    ⑤文学的游戏精神也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此外，网络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也使其成为新的文学发生发展的策源地，它通过不断的尝试，产生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⑥传统文学的生产机制是由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等精英权威掌握话语权，网络文学则比较倾向于民间意识。因此，传统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比较严谨，对作品的审美趣味要求比较严格，对非现实主义的作品持有谨慎怀疑的态度。而网络文学是天马行空，任尔驰骋。它对作者发表、出版权的解放，也实现了“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平民梦想。

    ⑦目前是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兼容的时代，“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包容和互补既是必需也是必然。

    ⑧因此，我个人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大家必然出现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互补之后的一代人当中。他们将推动中国文学产生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价值观和人生观又与世界主流文化趋同。最初由网络开始走向文学世界，“网络文学”是他们的翼，然后在“传统文学”中他们找到民族的根。于是他们弥合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鸿沟，使中国文学纵横合一，蔚为大观。

（节选自《网络文学：没有航标的河流》）

    我们知道艺术品是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物。艺术品必须是人工制品，这是“艺术品”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艺术品。德国哲学家卡西勒的观点最为明晰，他认为“艺术是种形式的创造，是种特殊形式的创造，即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在目前的一些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诗歌等创作中，人们往往忽视形式美本身的创造，不仅不注重作品内在的节奏和韵律，不注重情趣和意象的有机契合，而且对文艺作品外在的语言表达、结构布局以及叙事风格等都置之不顾，只是一味单纯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敷衍。特别是当前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所谓“梨花体”、“羊羔体”等，更是几乎置形式美于不顾，诗歌成了直白无味的散文化语言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形式美感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鲜明的界标，是判断艺术与非艺术的重要标尺。由此，我们评鉴艺术作品必须把形式美放至首位。

    以美学的观点评鉴文艺作品，我们还必须重视艺术的道德美。文艺作品不是独立、与世无涉的存在，它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在另一异质空间的自然延伸。虽然形式主义美学反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和“深层结构”来看待，但我们不相信存在完全超越和浮游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文艺作品。实际上，任何文艺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对当时道德生活的物质呈现和书写。

    我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把文艺作为道德生活的表现。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更是直接担负起审美启蒙、审美救赎的社会任务，把文艺作为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的工具。虽然时至今日，艺术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成为可以进行文化投资、获取资本利益的商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艺术沾染了媚俗的气息，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于濡染人心、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道德效用。因此，在进行文艺作品评鉴时，我们更要重视作品的社会效益和道德力量，重视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书写，以及对于道德人性的反思及映现。唯如此，我们才能重建对艺术的尊重，艺术也才能由此获得自己的尊严。

    但目前一些情况似恰与此相反。比如评鉴“韩剧”，一些人往往只注意“韩剧”所代表和引领的时尚文化如穿衣打扮等，热衷于“韩剧”明星一些不着边际的花边新闻，对于内蕴于“韩剧”中的道德温情、伦理关切及美好人性却不予关心。这样的文艺评鉴显然浮于表面，是对娱乐精神的推崇，对精神深度的拒斥。最终，这样的评鉴活动只能带来肤浅的精神狂欢，使人沉醉于充满了空洞性和无意义性的审美平庸。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会充满各种莫名的偶然性、戏剧性，但艺术的高贵之处就是决然不停留于粗陋或繁华的生活表面，而是直入生活的核心，对生活的内在生命节奏和韵律作出解说。换言之，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仅仅是对生活实相的直观摹写，是对生命跃动的有力传达，更应该是对最高灵境的深刻揭示。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达到令人悠然向往的美好境界。

    宗白华曾说：“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需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需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宗白华对艺术形上虚境的强调对我们评鉴文艺作品意义深远，这要求我们在进行文艺评鉴时，一定要对艺术的形上虚境作出审美期待。但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一般来讲，艺术的形上品格往往是缺乏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往往停留在对现实生活表象的追踪摹写上，对一般思想情感的抒发上，形上境界则严重阙如。当下一些“抗日神剧”，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对艺术的直接否定，不仅缺少形上品格，而且严重背离现实生活的情感逻辑，甚至违背历史真相，对艺术作出肆意歪曲的理解。一些荒诞情节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能表现出作者的道德激愤，但这样的戏仿神剧又如何能打动人心、激发起观众对生活和艺术的尊崇之情呢？就此而言，文艺评鉴必须严厉地指陈出其弊病，并尝试从根本上对此问题予以解决。

    早在中国文字诞生之前，我们的先人就开始了有目的的诗创作活动，作为这种集体创作的记录，即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故又称《诗三百》。

    《诗经》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众多的生活场面和生活希望，题材广泛，笔法多样，情调各异，涉及到劳动、祭祀、爱情、战争、阶级对立等诸多领域，深刻宽阔地显示出我们先人高度发达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能力，既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几乎与《诗经》的同时，在我国南方地区的人民创作了一种体裁的诗——楚辞（楚地之诗）。与《诗经》基本上四行一句的格式不同，楚辞的写法较为灵活，句式参差多变，且注重想象，虚幻性强，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经由伟大诗人屈原之手，楚辞得以发挥和完善，形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的现实主义交相辉映，代表着中国诗的两大文学传统。

    两汉时代，是我国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诗总的风尚，是对质朴的写实主义的推崇，不重华丽，反对空洞，因而，诗的现实性都很强，生活气息浓郁。这一时期，中国诗经历了从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转折。多了一个字，既加大了容量，又多了一种表现形式，诗作的技巧也有了更多的经验。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诗进入了另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魏晋诗人继承了汉诗直面人生的艺术精神，产生了曹操那样慷慨悲歌的豪气诗人。另一方面，由于魏晋时的阶级斗争更加剧烈，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更为无情，稍有不慎，性命不保，因而，文人们表面上只谈玄学，从空到空，实则是痛不欲生，对现实极为不满。这就形成了魏晋诗凄苦闷郁的另一基调。这时期，对七言诗的探索已经出现。

    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诗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产生了一批伟大的诗人，诞生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楚辞的浪漫主义影响不很显著，杂言诗也不太多。《诗经》的影响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阶段的诗，现实性都很强烈，其形式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且趋于完善，七言诗也出现，诗的创作在形式和技巧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唐朝诗人把这一阶段的诗统称为“旧体诗”或“古风”。这的确是是一股神奇的、深邃的、美丽的古风，直到今天，它还在时时吹拂着我们，为我们的心灵注入清丽的奇思和幽深的玄想。

    《周易》是中华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是以太极为本原的、秩序谨严的有机整体。此即《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蕴含的太极整体观。《易传・序卦》则在此基础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更加详尽、气势恢宏的宇宙图景。《易经》六十四卦便是对这个宇宙图景模拟所得的一套严整的象数符号系统。这些是对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独特表达。由于宇宙万物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机整体，人作为宇宙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当然是宇宙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人在与自然相处时，应摈弃那种让人类走了很长弯路，只顾局部、短期利益的鼠目寸光式的行为方式，进而建立起一种从整体出发、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现代行为方式。而这也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念。

    在太极整体观的基础上，《周易》进一步指出，天地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此之谓《周易》的生生不息观，即《易传》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和“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所显示的发展观。这告诉我们，由于宇宙是一个富有日新、无限发展的动态开放系统，因此，当今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也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必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当然，我们反对对人类前途的一切悲观论调，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恰恰相反，人类应该迅速警醒，从容应战，精诚合作，以顺利渡过难关。

    《易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其中的“天地”不应只狭隘地理解为蓝天、大地，而应看作代表宇宙间所有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如天人、男女、上下、泰否、身心、内外等，《易传》以“阴阳”统称之。这就是说，如果阴阳两方面处于相互交感融洽的状态，则彼此都能亨通兴盛；反之，如果阴阳双方处于相互封闭隔绝的状态，则彼此都将走向衰败。此为阴阳交泰观。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的全球问题，实质上便是天人之间长期紧张对立的后果，是人把大自然当作可以任意宰割的沉默羔羊而一味征服索取、大自然对人的无知妄为“忍无可忍”而进行“报复”的必然结局，是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诚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

    《易经》曰：“‘节’，亨；苦节，不可贞。”意思是说，保有节度则会万事亨通，若以节制为苦，则诸事不利，不必占问。《易传》进一步阐发说，以谈笑自若的大将风度履险蹈危，以随时使自己居于恰当位置的自觉意识保持节度，以居中守正的刚健气魄创造亨通；大自然正是因为保有节度才使四季得以形成并各有成就；人类也应随时使自己保持节度并形成严格制度，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此之谓《周易》的节以制度观。大自然的负荷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知足者富，知足常乐。为了使人类达到更高的生存质量，为了使人类能有更理想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时刻告诫自己注意节制。

（摘编自赵建功《〈周易〉的生态伦理智慧》）

    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