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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五年前，在巴黎，在1894年我宣布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地方，世界各国的代表们共聚一堂，同我们一起庆祝奥林匹克运动复兴20周年。5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所幸，奥林匹克主义并没有成为这场浩劫的牺牲品，而是无所畏惧、无可指摘地挺了过来。而今，它的眼前突然呈现出更为开阔的视野，这凸显了它即将扮演的崭新角色的意义。
奥林匹克精神开始为渐趋平和而又充满自信的青少年所推崇。古文明的魅力，时有衰退，平和与自信正日益成为其有力的支撑。同时，它们也是那些即将在暴风骤雨中诞生的新生文明必不可少的支柱。然而，人类并非生而就平和自信。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就已开始担惊受怕。恐惧伴随着他成长的各个阶段，并在他行将就木时，给他致命一击使其崩溃。恐惧是人类工作和休息的天敌，面对它，人类学会用勇气来针锋相对。有些人认为，勇气这一高贵美德只有在我们的祖先身上才能看到，他们因此非常尊重先人。在他们的想象中，勇气之花在我们当代人的手中早已残败凋零了。但是如今，我们知道该在将来采取何种态度了。
勇气是战争中的美德，它能够在时势中造就英雄。正如我最近在一篇关于教育学的文章中所暗示的那样，根除恐惧真正的、能持久发挥效用的良药，更多的是自信而非勇气。自信与它的姊妹平和总是携手并进、相辅相成。这样，我们又回到了适才我提到的奥林匹克主义的实质上来，这也正是奥林匹克主义区别于一般体育运动的地方，奥林匹克主义包括但又远远超越了一般的体育运动。
请允许我详细阐述一下二者的区别。运动员非常享受努力拼搏的乐趣。他喜欢施加于肌肉和神经上的那种压力感，因为压力往往给人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即便有时到最后他未能获胜。这种享受，深入运动员的内心，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只涉及自身。请想象一下，当这种愉悦向外喷涌，并与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和对艺术的奔放激情融为一体；当它为灿烂阳光所萦绕，为音乐所振奋，或被嵌入圆柱式大厅时，会是怎样的情景。许久以前，就是在这般情景下，古代奥林匹克主义的绚丽梦想在阿尔弗斯河的两岸诞生了。奥林匹克主义曾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主导着古希腊社会。
然后，我们来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渴求进步但又常常因夸大某种正确思想而误入歧途的人类精神，开始致力于将青少年从平衡状态中挣脱出来。于是，青少年开始为呆板而复杂的教育枷锁所套牢，被在愚蠢的放纵和不明智的严厉交互作用下的道德说教以及拙劣肤浅的世界观所束缚。这就是为何我们要重启奥林匹克时代，并为体格训练的复兴隆重庆祝。我们不断推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运动功利思想向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呼百应的体育观靠拢，两者逐渐融合为一体。当我在纽约和伦敦对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做出评估之后，我向不朽的古希腊精神祈祷，希望它给这意外中诞生的结合体一剂理想主义的良药。先生们，这25年来我们成功兴建的事业大厦，便是这副模样。诸位适才不断向其表达敬意，若这敬意是针对我这建筑师而来的话，那我着实愧不敢当。它的建筑师不应受到如此赞美，他不过是听从了一种比个人意志更为强大的内心直觉的召唤。他愿意愉快地接受诸位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赞美之词，而他个人，不过是这一理想的第一个仆从。
之前我曾提及1914年6月所举办的周年庆典。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庆祝的是奥林匹克主义的完美实现。然而今天，我的印象反而是我正目睹它再次含苞欲放。一项运动，倘若只有有限一部分人被包含在内，在当今时代又怎能称得上完美呢？在当时，有这么多人可能确实是足够的，但今天则不然。它必须要面向大众。的确如此，有什么名义能将大众排除在奥林匹克精神之外呢？有什么样的贵族特权能令一个青年人身上的形体美、肌肉力量、锻炼的毅力以及获胜的意志非得同他的家谱或钱包挂钩呢？上述种种毫无法律依据的矛盾，存活在萌生它们的这个社会秩序里。在野蛮的军国主义协助下的极权姿态，给了它们致命一击。从道义上讲，这反而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面对一个需要用基本原则来整顿的全新世界，某些过去一直被视为乌托邦的原则，如今却变得切实可行。人类必须吸收古文明遗留下来的全部精华，用以构筑未来，其中就包括奥林匹克精神。当然，仅靠奥林匹克精神，并不足以保障社会层面的和平以及更公平、公正地分配人类生产劳动，分配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消费必需品，甚至不足以向青少年提供与他们的能力相当而与其家庭出身无关的才智培训机会。但是，奥林匹克精神致力于让社会底层的人们接触到现代工业所塑造的各种锻炼形式，享受到强身健体的乐趣。这就是完美的、民主的奥林匹克精神，今天我们要为它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