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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围城》的钱钟书
杨绛
要认识作者，还是得认识他本人，最好还是从小时候起。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亲的、堂的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钱家人爱说他有“痴气”。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钟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
钟书四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钟书总跟着去。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钟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到的小说：李元霸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的弯弯曲曲等等。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过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捶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1，2，3都不认识。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
他有些混沌表现，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总记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时候他不会分辨左右，好在那时候穿布鞋，不分左右脚。后来他和钟韩同到苏州上美国教会中学的时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乱穿。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上体育课也用英语喊口号。他因为英文好，当上了一名班长。可是嘴里能用英语喊口号，两脚却左右不分；因此当了两个星期班长就给老师罢了官，他却如释重负。他穿内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后颠倒。或许这也是钱家人说他“痴”的又一表现之一。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他父亲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发愤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的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的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真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并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