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刘慈欣

    对国内大众而言，科幻文学在许多年里都是一个陌生事物。它属于类型文学，受众很少，部分作品还带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但过去的一年里，媒体大范围地报道，把科幻文学推到了聚光灯下，有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由来已久的“新”现象。那么，什么是科幻？

    在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是存在差异的。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新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技术旨在提高生活水平，而科学的使命却是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规律。比如最近引发热议的“引力波”，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直接作用于现实，但是这项发现却开启了认知未知世界的一扇天窗。也许有人怀疑，人类为何要去仰望那遥不可及的星空？其实，许多当下看似无用的知识，从拉长了的时间维度去看，可能都会意义非凡。在我看来，朝向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拓展，不仅足以开阔眼界，更能涤荡心灵，使我们洞察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所在。

（有删减）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被看作一种只有作家才能拥有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不能或者不易被学校培养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国大专院校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系内处于边缘化甚至不被承认的地位，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一度取消写作学课程和教研室，更谈不上该学科的现代化转型及向“创意写作学”的深度发展。

    “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狭义虚构类创造性写作和非虚构类创造性写作等。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化发展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圣手”作家的天才事业，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概念可以概括的范畴，文学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编辑、广告人、编剧、书评人和影评人等的修养基础。此外，文学经过口头时代、纸面时代的发展，其创作规约和技巧已经无比丰富，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无师自通的能力范围，没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时代主流艺术形式的新变化，更要求我们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使得这种写作技能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以培养。

    首先，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是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的需要。创意写作学在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有效的创意写作学训练可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及成就，而这个成就与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创意写作学位，许多作家甚至受聘于大学，任教创意写作专业，我们所熟悉的白先勇、严歌苓、闾丘露薇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著名作家哈金也在作家工作室教授创意写作。

    其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呼唤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国力竞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较量。谁在文化上占据了先机，谁就能真正在“观念”上影响世界，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落后最主要是由高校文学艺术教育落后所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大的文学艺术教育学科，但我们缺乏这个学科引擎。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首次确认了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地各级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为我国走向文化资源大国、文化创造大国、文化消费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摘选自许道军、葛红兵《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

    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蕴含了中国人关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基本解释。中国古代丰厚的“家”学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探寻终极幸福之源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在古人看来，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灵将会漂泊无依。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今生与后世和前世的关系，以及家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是支持自我成长、成人的必然前提。

    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亲密差异”为旨归。家以保全生命、延续族类生存的方式汇合了一切可能的差异性，生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诸如性别差异、姓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资源差异、自然与文明差异等，这些差异亦自然亦文化、亦个别亦整体地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在对待“身份差异”的“正名”中，规定与“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之“实”；在对待性别差异中，视两性之和乃人伦之始，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在对待姓际差异上，视两姓之和乃“附远厚别”，乃“万世之始”；在对待年龄差异上，其“尚齿”的文化，主张代际之间的“父慈子孝”、同代人之间的“孝悌”精神，显示出特有的智慧。这些共同构成现实家庭中的亲缘情理。

    古人以身家一体为本，类推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构造出艺术化境域的亲缘情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体化的身体，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故有敬其身就是敬其亲，伤其亲即为伤身体的亲缘情理，这种以身为本根生发的亲缘情理，由亲爱之情类比类推于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之间，同时将个人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推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谓“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由此不难理解孟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种以身家为本的情感和义理，不仅“亲亲而仁民”，而且“仁民而爱物”，以一种艺术化的境域，充塞天地之间。

    从原本意义上讲，人是栖身于亲缘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安定感和幸福感，唤起神圣使命感的居家之人。中国古代以身家一体为核心，将家的亲缘情理推及他人、社会和宇宙，符合生命本身的轨迹，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

    ①截至2013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已达38个。梳理以往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开发以及利用，如乌丙安等（2010）从宏观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方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王巨山（2011）则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进行旅游开发的问题。

    ②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历史性、稀有性和民族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的测量则更能体现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传播性。传统研究的样本量都基于抽样调查或者更为有限的资料；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为跨时空的国际知名度研究提供了条件。

    ③我们使用基于英语书面语言语料库中提及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频统计研究方法，研究中所用到的300年来的书籍数据来源于最新版谷歌图书语料库（共811万种英语书籍）。考虑到每年书籍及书籍词汇总量不一，本书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的“词频比例”，即其在海量数据中出现的次数与海量书籍中全体单词总量的比值，来代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在该时段内的文化影响力。

    ④从统计结果来，1700-1800年间仅有皮影戏和妈祖被少量提及。1900年以后，其他项目才被普遍提及，京剧、书法、端午节等词汇被提及的频次都有明显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起伏，最为明显的是，妈祖和京剧在建国后都出现了骤升的较高梯次。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妈祖在1960年左右出现了300年来的最高峰值；京剧在建国后的知名度也有巨大提升，在196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后明显波动下降，并在改革开放后显著上升，直至1981年左右达到300年来的最高峰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尽管整体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但仍有例外。皮影戏在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了相对降低的态势。在过去还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18世纪中叶，皮影戏传到欧洲，各国艺术家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74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在威兰博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日后做了皮影戏演出。直至清代后期，由于政治原因，皮影戏遭到了禁演和查抄；“文革”时，皮影艺术又再次遭到了“破四旧”的噩运。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虽有复苏的社会环境，但在当代多元化、高科技化的大众流行影视等文娱形式的冲击之下，皮影戏的濒危处境仍难扭转，令人惋惜。

    ⑥然而，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提升。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针灸、书法和雕版印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殆尽，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这和跨国交流的密切化相关，也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有关。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渐悟过程。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全球化趋势以及以西方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濒危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也将是文化软实力的角逐；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核心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能体现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比较中国非遗项目国际知名度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关系。

    ⑦另外，我们还发现，青海热贡艺术，西安鼓乐等12个非遗项目在本文研究所使用的300年书籍大数据中并无体积。虽然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数量目前排位世界第一，但有近1/3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足，其中有陆巷尾属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发展冷热不均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节选自《大数据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00年国际知名度分析》

材料一：

如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手机客户端新媒体的崛起给年轻一代的阅读和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但由此而带来的“碎片化”阅读趋势也越来越引起大众的关注。身处其中的青年人应如何对待这样的阅读方式？

其实，“碎片化”阅读作为一种快速阅读方式，也并非全无是处。有人认为，“碎片化”阅读可以使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以概念和模块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比如“知乎”等问答网站的兴起，让知识的获取更加方便，大家可以迅速找到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不见得是坏事。

但另一个共识是，对于想要通过阅读提高思维能力，获取某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来说，“碎片化”阅读显然是不够的。入职某金融公司不久的小楠就在努力抵抗“碎片化”阅读对自己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微信上的内容太多太杂，但是时间太少了。如果有大段的时间，比如周末或者晚饭后，我还是愿意坐下来，有系统地阅读，并做好读书笔记。”他说。“碎片化”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孰优孰劣？无法一概而论。其实一次阅读是否深入有效，关键在于阅读者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而非阅读方式的选择。手捧畅销的成功学书籍，和认真阅读一些有含金量的微信推送文章，两者高下，不言而喻。

（摘编自《如何做一个靠谱的阅读者》）

材料二：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阅读成为常态，上下班通勤、等人排队、出差途中，这些碎片化时间都可以成为阅读时间。一篇篇微信、一条条微博、一段段抖音小视频、一个个喜马拉雅音频，内容涵盖时政新闻、明星八卦、育儿心得、心灵鸡汤甚至广告软文……我们从早到晚看微信、刷微博，每天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仿佛天下事十之八九尽在胸中。可这种泛化阅读并没有带来个人真正的成长，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觉。

这一方面与互联网的内容呈现特点有关，跳跃式的非线性阅读，使得人们的思维不断被分散，注意力很难集中于某一个主题，结果阅读变成浏览，知识的获取变成了简单的资讯检索。另一方面，在眼球经济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不少内容生产者热衷于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或所谓爆款文章来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些内容适合浅阅读，迎合了大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可阅读者的思辨能力却在逐渐退化。

因此，在这个“形散”已经不可避免的时代，要想保证“神不散”，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就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阅读的时间可以碎片化，但阅读的内容不能碎片化，即要形成知识系统。因为没有目的的阅读，就如同没有购买需求的主妇进了熙熙攘攘的大集市，茫然不知所措。在碎片化时代进行阅读，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间，集中注意力，并且要具备一定的判断力，有针对性地选择阅读内容，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器，才能在信息泛滥的互联网环境中，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达到阅读的目的。

日本龙谷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原尻淳一曾根据谷歌公司7：2：1的投资基准比，从阅读时间分配上对读者的知识结构的建构进行了规划：7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2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周边，10%的时间看未知的领域。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泛化阅读到主题化阅读，其实就是在明确了个人知识体系之后，根据体系内各方面的重要程度优化时间和精力分配，采取苦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式，优化自身知识结构的结果。

此外，为了应对跳跃性的思维过程和欲罢不能的鸡汤消费，读者可能还需要在阅读形式上进行某些妥协，譬如每周抽取一定的时间脱离数字化环境，迫使自己在纸质的印刷文字上深耕。其实，许多图书馆、文化馆、独立书店已经推出了不少读书日、读书月活动，号召人们将深度阅读作为放松身心的方式。

（摘编自《信息过量时代，如何克服阅读焦虑》）

材料三：

阅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思维方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为主导的阅读方式，有可能趋向思维的碎片化、平面化、同质化，而在印刷时代形成的那种比较个性化的感知能力可能在降低。

信息时代的阅读很方便，有以往阅读方式所不具备的巨大潜能，当然要充分利用。现今，进行科学研究已经离不开网络资源。对于数字化新的阅读形态，只能主动跟进，而不能消极抵制。但要注意，新的阅读形态可能有利有弊，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方式。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可以并存，既读书，也读“网”。一般而言，读“网”比较适合“浅阅读”，了解新闻信息，也是上网比较方便。但读纸质书更适合“深阅读”。要想读经典，最好还是读纸质书。因为上网阅读往往会受到其他推送信息的干扰，使这种本来“深阅读”的思维与感受变为“浅阅读”。

传统的纸质书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审美过程，装帧、开本、版式、纸张，都可能含有独特的美学意蕴，令人玩味不尽。每本书的流传过程，它的来路，都可能带有文化记忆。“坐拥书城”“有书卷气”是说一种令人羡慕的气质，这些在网络和电子设备上是得不到的。读书终究是一种生命体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无论现代信息科技如何发达，不能也不应当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在信息时代，既要适应和利用网络阅读，又要警惕和尽可能减少网络阅读带来的弊害。

（摘编自《信息时代的读书生活》）

在人们心目中，孔子似乎是循规蹈矩、严肃的老学究，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读读主要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孔子言行的文本，就会发现孔子并不呆板拘泥，相反他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很是权变灵活、机智辩证，特别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合理的选择，体现出鲜明的灵活与变通的特点。

推崇孝，却不提倡愚孝。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将孝视为为人之本，认为对父母孝的人也会忠君爱国，如果人人为孝，则天下大治。但是孔子并没有将孝绝对化、极端化，为人子女不见得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如果父母无理要求也可以不服从。《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鲁哀公问：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一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回答。因为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后来跟子贡说，国家如果有敢于谏诤的臣子，那么就不会出现大问题；父亲有直言规过的儿子，就不会做出不合礼制的事情。孔子认为，不能一味盲从父辈，置大是大非、大义大理于不顾，单纯为了成就孝名，有可能陷父于不仁不义之中。正确的做法是据理谏争，以合乎道义为准则。

重友情，却不主张过分亲密。孔子很重朋友与友情，《论语》开篇即提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对朋友的要求首先是正直，其次则诚实，再次是见闻广博，交到这样的朋友就会得益。他还提到“乐多贤友，益矣”，以拥有很多德才兼备的朋友为乐事。还有，孔子认为朋友之间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不分你我，取消界限，甚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朋友。“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就是说要尽心尽力为朋友提供必要的忠告，引导他向善，如果他不听从，也就罢了，不要自讨没趣。朋友是五伦之一，朋友之间讲求一个“信”字，劝善规过，是朋友的道义责任，但如果朋友听不进忠告，也就适可而止，否则有可能伤感情，甚至会自取其辱。

好勇却不主张无谓的莽勇。孔子毫无疑问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同时孔子也是一个十分有血性的人，他有许多令人激情澎湃的话语激励鼓舞了后世多少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而英勇无畏，奋斗牺牲。但孔子对勇的态度非常冷静理性，他时常提醒弟子们不要意气用事，而要仔细谨慎，做到有勇有谋。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他这番话是针对子路说的，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他曾给予子路很高的评价，说他颇具治国之才，但子路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好勇逞强，伉直鲁莽。对此，孔子不以为然，经常批评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可见，孔子不赞成莽夫之勇，凭一时头脑发热，不讲智慧不计后果，极有可能造成无谓的牺牲，这样的人与行为不可取。

不鄙视财富，也不刻意追求。孔子向来不重物质利益，名利心淡泊。他将对待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对感官享受看得很淡，认为作为一名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但他绝不反对物质利益与财富，认为求富求贵、嫌贫恶贱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他特别注重获取富与贵的手段，一定是正当的、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汗水付出得来的，否则坚决不会去占有享受，所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他还义正词严地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总之，正如《论语》所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孔子不凭空臆测，不绝对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其实，灵活变通、不拘泥、不古板之特点体现在孔子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

（节选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