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由于科举制影响巨大，人们的评价向来都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多数学者都赞同唐宋时期的科举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分歧主要在对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评价。过去对科举的认识往往以偏概全，例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其实，科举考试内容繁多，即使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八股文也仅为多种考试内容的一部分或者一科，只是其重要性有点像当代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中的英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罢了。但明清两代科举也要考三场，除头场考八股文以外，第二场考论、判、诏、表等当时政府的应用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只通八股文而不懂其他知识，也是无法考上的。

    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策问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问题的见解。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先进的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在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我们不应忽略科举制的历史性。评价历史制度，需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样才不至于使讨论脱离了历史实际。试想在传统社会，能构想出其他更好的选才制度来吗？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和许多文化巨人并不是没有看到科举制的局限和弊端，也不都是因循守旧之辈。但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选择了科举制，这实际上是一种择善而从。古代一些学者批评科举取士并不等于反对科举制度。从古代到近代的学者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是对应试现象、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批判，特别是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很少有人否定科举制本身。如朱熹批评只重举业而忽略真实学问的现象，顾炎武严厉批判八股文，但都没有否定科举制本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两位文人久困科场，屡试屡败之后转而撰写的抨击和讽刺科举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范进中举》等篇章长久以来作为中学教材，主导着对科举制的看法。但是，你找得到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到文天祥、林则徐、纪晓岚等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人才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吗？科举是有很多弊端，也对古代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古人始终没有找到更加公平合理而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因此，一千多年中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科举还是在选拔官员中起主要作用。

（选自《新华文摘》08年20期）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对这个节日是怎么起源的，又源于何时等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笔者近读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二有关于中秋节起源的记载，对回答中秋节是怎么起源和源于何时这两大问题大有作用。现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乃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属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此文所记为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9）事。

    圆仁关于中秋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的记载，大致可信。因为我国古代一些专记岁时的专著如汉崔亮《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梁宗擦《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唐韩鄂《岁华记丽》等书，均未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事；类书如编于唐初的《艺文类聚》、唐中期编《初学记》等，其岁时部亦不记八月十五中秋节；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民间日用书《书仪》，也不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些似乎都告诉我们，唐以前，中秋节或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再来看看当时文人在八月十五的聚会，就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八月十五夜，他们都习惯于在一起吟诗赏月。如《白居易集》中，就留下了《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对酒玩月偶题是诗》（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卷十七）《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卷三十一）等五首以“八月十五日夜”为题的诗作，若不是把此日夜当作节日，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中唐人已经把八月十五日夜当作节日，说中秋节起源于唐代，当非无据。

    此节得以从新罗“引进”，有其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首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八月十五夜的月亮，唐欧阳詹所言：“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中；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种看法，代表了崇尚中庸之道的国人意识。“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正好说明八月十五日夜是立节的佳辰。

    其次，关于月的诸多神话传说，也是中秋节形成的节俗文化基础之一。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传说，均极为优美和富于传奇性。

    其三，古礼“秋分夕月”和秋社俗，也应是中秋节形成的又一个文化基础。秋分和秋社均为八月节，其时间一般都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甚或同时。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秋社日为八月十五日，次日即为秋分。社日是农业大国的重要农事节日。社为土地神，“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社日是祭社神的日子，分春秋二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秋社。前者“祈年”，后者“庆有年”。两次社祭，家家户户“结综会社”，非常隆重。秋社和秋分这两个传统节日在八月十五日前后一两日或同时，毫无疑问对中秋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节）

    家国情怀已经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知识分子素来6强调“内圣外王”的治世理念和“以身许国”的救世情怀，自觉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家国情怀是滋养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必然素质。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回应所处时代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我价值。这就需要深厚的家国情怀为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人类历史的实践也证明，那些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璀璨印记和光辉形象的知识分子，无不胸怀国家、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甚至是为了家国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座广为传颂的精神丰碑。因此，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深邃渊博的学识素养、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更加需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家国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具有新的内涵。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知识分子是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逐渐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时代课题的转换也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注入了新的价值元素。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不应单纯追求个人利益，不应置社会影响于不顾，而应该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

    家国情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厚精神养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发挥建设性作用。钱学森、邓稼先，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事迹已经表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精神。支撑起这种精神气质的强大动力在于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使得知识分子始终与国家需要和人民利益相向而行。家国情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涵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知识分子有责任拒绝精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有义务为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贡献力量，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

（选自《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有删减）

    “无讼”概念源自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体现了孔子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无讼”观念是调剂社会关系的美好愿景。在当今中国，尤其在广大的乡村社会，这种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即在发生纠纷时通常愿意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而非直接诉诸法律。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做到“克己复礼”，约束私利，天下皆“归仁”了，个人也就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从而构成“君子”社会。君子“既明且远”，就可以从政来治理社会。如何调解社会纠纷矛盾？诉讼必不可少，但诉讼的目的是止讼以至无讼，消除诉讼的社会根源。孔子反对以力服人的强暴统治，强调道德模范的引领，认为这是实现无讼的关键。以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社会，“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从而实现“仁者”爱人、识人、容人而无诉讼纷争的理想社会境界。

虽然孔子的“无讼”理想没能成为当时现实的社会场景，但这种社会治理理念却贯穿于中华文明始终。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称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的礼治铁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的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费孝通称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中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知礼是每个人的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近代以来从欲望到需求的文明转换，使乡土中国进入乡土重建。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尽管当时中国已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但原有对诉论的观念还是很牢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况且，依照现行法去判决，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费孝通认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要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不但法治秩序效果不好，而且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就会先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构建中，如何化解发生在人民内部的社会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钢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整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其实质是对无讼的追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枫桥经验”创造了依靠发动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就地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管理方式，达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良好效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发展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社会运转方式发生相应变化。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的无讼思想无疑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在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许多地区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功经脸。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以“无讼社区”建设为抓手，以“诉调对接”为核心，以“息争止讼”为目标，针对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剧增，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公证调解、仲裁调解等方式，打造综合性调解平台，节约了诉讼资源；在平台上预约服务，将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制度化下沉社区，根据群众需要定时定点到社区办公服务，将绝大多数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无讼社区”建设就是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立规矩、以德治扬正气，最大限度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倡导“和为贵”理念，主要针对民商事纠纷，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人民调解前端介入，运用“诉调对接”方式，对调解结果进行司法确认，增加调解的权威性，达到“息争止讼”目的。大邑县通过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五治”综合发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无讼社区”建设，在基层社区进行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其实践是成功的、可资借鉴的。

（摘编自徐平《建设“无讼社区”实现有效基层治理》，有删改）

材料一：

为何高端西餐在今年突然“失宠”了？尽管每家餐厅倒下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离不开以下三大因素。

首先，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消费降级的浪潮不断扩散，高端西餐的主流客群也变得更谨慎了。“经济下行，人们的消费愈发理性。作为西餐的主力消费群体，中高端客群的危机意识更强，开销也变得更谨慎。”成都米其林一星餐厅大厨SKitchcn、深圳三生Affinité的行政总厨岳彪说。

其次，餐厅客流锐减的背景下，原本高昂的开店和运营成本并未降低，给经营者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以西餐厅的服务员为例，他们不仅需要一口熟练的英语，还要参加餐品和酒品的培训及考核，月薪在1.5万元-1.8万元，侍酒师的月薪能达到2万元，部分厨师的工资甚至更高。总体算下来，餐厅的月均人力成本高达40万元，一些高端西餐厅的总投资往往达千万级。最后，高端餐饮市场激烈的竞争，也是导致洗牌加剧的原因之一。

在许多从业者看来，高端西餐的洗牌不可避免。除了外部环境的影响，高端西餐赛道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仅仅依靠国外名厨、奖项以及豪华装修来打造高端西餐的时代已经过去。光环散去，高端西餐们开始集体“下凡”。

深圳Gentle L法餐创始人李程表示，海外名厨在前期有强力背书作用，有助于迅速打开中国市场，不过也存在诸多风险和弊端。知名度越高，就往往会坚持国外那套做法而导致“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餐厅的产品变得更“本土化”。比如，北京宝格丽餐厅开始引入更多的本地食材和烹饪手法，同时保留西餐的经典元素，以便让顾客既能享受到西餐的精致，又能感受到新鲜和创意。除了产品更本地化，一些高端西餐厅也在延长经营时段并调整价格。通过举办活动、推出下午茶等方式，实现多元化经营，增加收入来源。

“第四消费时代”来临，人们的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消费了。当行业洗牌不可避免，被“祛魅”的高端西餐更需要回归餐饮经营的本质，做好产品、服务、运营，以提高餐厅的核心竞争力。正如侯德成所说，当行业陷入低谷期，经营者更要沉下来打磨好产品和服务。

——《高端西餐祛魅》周里希

材料二：

中国传统饮食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中国饮食文化发展长期受到地理、气候、历史、宗教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史前时代，人们开始使用石器加工食物，狩猎、采集和种植食物；随着农业的兴起，农业社会主要以粮食作为食物，米、面、豆类等为主要食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以谷物蔬菜为主食，《吕氏春秋》第十四卷《本味》创新性地总结了先秦烹调经验 ；到了秦汉时期，食养食疗已经成为大众的共识，我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就开创“祛寒娇耳汤”等食养食疗方法 。由此，中国饮食文化开始逐步成形，饮食在农业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亦被赋予宗教、礼仪、医学等多重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饮食文化也不断演变，中国各地饮食文化在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菜系，如川菜、粤菜、鲁菜、湘菜等。同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中亚、印度、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和烹饪技术，逐渐融入中国饮食文化中。现代社会，中国的饮食文化依然保持着其独特性和传统特色，中国人讲究饮食的色、香、味、形，注重食物的营养、口感和美感，强调食物与节气、季节、地域等的搭配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传统饮食文化中的食材搭配、烹饪方法、饮食习惯等，不仅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预防疾病，而且是引导大众追求身体健康的重要指导方向。传统饮食文化代表了中国人民对美食的热爱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通过传承传统饮食文化，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此外，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仅可以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可以促进国际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自信。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飞速发展，西方快餐文化凭借“快速、简单、融合”的优势，在中国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受到当下许多年轻人的青睐，使得传统中国饮食文化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和威胁。多元文化使得传统美食在“食无定味，适口者珍”中悄然变化。目前，各类食品“科技与狠活”的食品行业不良案例，引起了大众对饮食养生观的注意。

在当下多元化的时代，相关部门应不断探索和传承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促进大众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认知和尊重，提升大众饮食文化认知水平，使传统饮食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

——马月《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起源及当代传承价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