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书记

郭澄清

我被分配到公社里做宣传干事，今天上任。

公社办公室里冷清清的，只有秘书一个人。他待人很热情，一面给我倒水，一面向我介绍书记是谁，社长是谁……

我问他：“他们都干什么去啦?”

“全下队啦。”

“项书记什么时候下去的?”

“今天早上。”秘书回答说，“昨天晚上赶回来，向县委作了个电话汇报，今天起早看了一阵文件，又下去了。”

“去哪儿啦?”

“那我得看看。”秘书往东南墙角一望，回头说，“上南部去啦。老项有个习惯，南去准扛猎枪，北去准背粪篓。

“这是为什么?”

“你听我说呵，北部有条公路，车马多，粪多，背上筐，走一趟，准能闹个满载；南部有片山岗，草多，洞多，野物多，扛上枪，保险！”

我又乘兴问道：“书记的枪法怎么样?”

“百发百中，全社第一。”这时，我恨不能一下子见到项书记。秘书向我建议说：“他不来，你也没事干，你干脆去找他吧！”

我离开公社，顺着杨柳成荫的机耕道，一直向南走去。天晴地湿，风吹禾摇，一路都是丰收景象。我听见一伙干活的社员们，好像是在议论项书记，就势问道：“喂！借光，你们见到项书记没有?”

“见到啦！刚过去，到方庄去啦！”一位快嘴姑娘指手画脚地说，还有几位老汉插言插语，热情地向我介绍书记的长相和衣着。不过，我都没有用心听，一个公社书记的模样，我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又走了一里多路，见路边蹲着一个人，农村干部打扮，怀里竖着一支长筒猎枪，蹲在那儿正对着一棵棉花出神。我暗自赞叹：“项书记可真朴素呵，不愧为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

“项，项……同志，你就是项书记吧?”

那人打量我一眼，眯笑着说：“对了一半儿！我姓项，可不是书记，是副社长！”

他告诉我，方才项书记和社员们锄了一阵地，又和他研究了一番棉花生长情况，对棉花的中期管理提出指导意见，把枪放在这儿，就往方庄去了，现在还过不去前面的黄土岗……

来到黄土岗，只见有一位推车的老汉。这老汉，标准的老农打扮：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肩上搭着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褂子，整个脊背又黑又亮，裤脚卷过膝盖，脚上没有穿鞋，后腰上插着旱烟袋，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

“老乡，到哪儿去呀?”

“上方庄。”他擦了一把满脸的汗水，又问我，“小伙子，你上哪?”

“也到方庄。”

“那好，我抓你个差吧。”说着，他放下车子，在车子上栓了一条绳子，向我一举，笑哈哈地说：“来，小伙子，帮帮忙吧，前边这条路不大好走！”

没办法，我只好接过绳子，拉起车子来。使我惊奇的事发生了，他抓我这个差，不感激我也罢，还一股劲地挑三挑四：

“小伙子，你缺‘基本功’呵——不带劲！ ……不懂？我告诉你——塌下腰，挺起胸来，再挺挺。把头抬起来，眼向前看。把膀子晃开，把胳膊甩开，甩上点劲儿……”

走进方庄，天已傍响，社员们刚刚收工。一进村，几个男社员从各个角落凑过来热情地打招呼。一位小伙子接过车子，继续推。一位大娘大概是听到了喊声，急急忙忙走出门，手扶门框开了腔：“老项！中午到我家来，我还有活叫你干哩！”老项摘下草帽扇着风，笑哈哈地说：“好吧，王大娘，中午你多做一个人的饭，我先到队部。”

方才我被这情景迷住了。现在老项一走，我倒忽地想起一件事来，便向身边的一位中年人问道：“同志，项书记在哪里?”

“项书记?”那人沉静一下，“哦，你找我呵?”

我就自我介绍起来。说着说着，他嘎嘎地笑了：“同志，你弄错了。你是找公社书记吧?我是支部书记！”

“公社书记呐？”

“方才你给谁拉的车子？他就是公社书记呀！”

支书又补充说：“你别看我们老项这样儿，论本事可不简单啦，是锄杆，是枪杆是笔杆……”他一说到“笔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前几天的省报上，曾发表过他的一篇稿子。他在这篇稿子里，用自己的工作实践，论证了研究党的政策的重要性。这篇稿子发表后，影响很大。当时，我曾这样想：“项书记一定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也一定整天埋头书案……”

支书越说越有劲：“老项常跟咱讲，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杆子’缺一不可。对于咱们这些领导农业生产的人来说，尤其是不要跟锄杆子闹不团结！”

支书领我来到队部，这时的项书记，打扮和在路上一样；不过，我觉得他似乎比那时高了许多。我走上前去，恭敬地喊了一声“项书记”，接着就自我介绍。他非要让我喊他“老项”，说：“你就把路上叫我‘老乡’的尾音加重，‘老乡’ 改成‘老项’，这多省劲！小崔！”

这时，街上传来老大娘的喊声：“老项哟！吃饭了！”于是，我随在老项的身后向王大娘家走去。

我实在跑累了，吃完饭，身子一躺就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时，天已过半响。我赶到地里时，人们大概已经干了一阵子活，老项正坐在柳树下和社员聊天。我问老项：“我干什么活呀?”

“你第一次出勤，就派你个轻松活吧！”他指着那辆车子说，“你把它送到何庄去吧。”又嘱咐说：“你到了那里，要利用今天晚上的时间，帮助队干部们，讨论讨论抓好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

我推着车子走在路上，耳边还在响着老项那朗朗的笑声，眼前晃动着老项那高大的身影……

记懒人

老舍

一间小屋，墙角长着些兔儿草，床上卧着懒人。他姓什么？或者因为懒得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大家只呼他为懒人，他也懒得否认。

在我的经验中，他是世上第一个懒人，因此我对他很注意：能上“无双谱”的总该是有价值的。

幸而人人有个弱点，不然我便无法与他来往；他的弱点是喜欢喝一盅。三杯下去，他能暂时的破戒——和我说话。我还能舍不得几瓶酒么？所以我成了他的好友。

他的话极其天真，因为他的脑子是懒于搜集任何书籍上的与旁人制造的话的。他没有常识，因此他不讨厌。他确是个宝贝，在这可厌的社会中。

据他说，他是自幼便很懒的。懒人的妈妈怀了他一年半，因为懒得生产。他的生日，没人晓得：妈妈是第一个忘记了它，他自然想不起问。他的妈妈后来也死了，他不记得怎样将她埋葬。可是，他还记得妈妈的面貌。妈妈，虽在懒人的心中，也难免被想念着；懒人借着酒力叹了一口十年未曾叹过的气；泪是终于懒得落的。

他入过学。懒得记忆一切，可是他不能忘记许多小四方块的字，因为学校里的人，自校长至学生，没有一个不像活猴儿，终日跳动；所以他不能不去看那些小四方块，以得些安慰。最可怕的记忆便是“学生”。他记得“学生”——一群推他打他挤他踢他骂他笑他的活猴子。他是一块木头。被猴子们向四边推滚。他似乎也毕过业，但是懒得去领文凭。“老子的心中到底有个‘无为’萦绕着，我连个针尖大的理想也没有。”他已饮了半瓶白酒，闭着眼说。

我决定了下次再来，须带白兰地：普通的白酒还不够打开他的说话机关的。

白兰地得着了空前的胜利，他坐起来了！我的惊异就好似看见了死人复活。我要盘问他了。

“朋友，在过去的经验中，你可曾不懒过一回没有呢？”

过了好久，他点了点头，又喝下一杯酒，慢慢的说：

“有过一次。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设若我今年是四十岁，那必是我二十来岁的事了。”

他的眼合成一道缝，好像看着心中正在构成着的一张图画。然后向自己念道：“想起来了！”

“一株海棠树，”他大概是形容他心里那张画，“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我与她便躺在树下，脸朝着海棠花，时时有小鸟踏下些花片，像些雪花，落在我们的脸上。记得那是最快活的一天：听着蜂声，闭着眼用脸承接着花片，花荫下见不着阳光，可是春气吹拂着全身，安适而温暖。我们俩就像埋在春光中的一对爱人，最好能永远不动，直到宇宙崩毁的时候。她是我理想中的人儿。她能领略花木样的恋爱；蜜蜂的嗡嗡使我半睡半醒，半死半生；在生死之间我得到完全的恬静与快乐。这个快乐是一睁开眼便会失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喝了半杯酒。他的话来得流畅轻快了：“海棠花开残，她不见了。大概是回了家，大概是。我自然懒得去打听，更提不到去找她。想她的时候，我便在海棠树下静卧一天。第二年花开的时候，她没有来，花一点也不似去年那么美了，蜂声更讨厌。”

这回他是对着瓶口灌了一气。

“又看见她了，已长成了个大姑娘。但是，但是，”他的眼似乎不得力的眨了几下，微微有点发湿，“她变了。她一来到，我便觉出她太活泼了。她的话也很多，几乎不给我留个追想旧时她怎样静美的机会了。到了晚间，她偷偷的约我在海棠树下相见。我不该赴约，可是我去了。她接连说我怎么还这么懒，我始终没开口，她落了泪，走开。我便在海棠下睡了一夜，懒得再动。她又走了。不久听说她出嫁了。不久，听说她被丈夫给虐待死了。懒是不利于爱情的。但是，她，她因不懒而丧了一朵花似的生命！假如我听她的话改为勤谨，也许能保全了她，可也许丧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终不改懒的习惯，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虽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卧在一处便是活着，永远的活着。只有成双作对才算爱，爱不会死！”

“到如今你还想念着她？”我问。

“哼，那就是那次破了懒戒的惩罚！一次不懒，终身受罪；我还不算个最懒的人。”他又卧在床上。

我将酒瓶挪开。他又说了话：

“假如我死去——虽然很懒得死——请把我埋在海棠花下，不必费事买棺材。我懒得理想，可是既提起这件事，我似乎应当永远卧在海棠花下——受着永远的惩罚！”

过了些日子，我果然将他埋葬了。在上边临时种了一株海棠：有海棠树的人家没有允许我埋人的。

庙宿

陆鑫

“冷庙茶亭，街头路尾，只有要饭叫化的人，只有异乡流落的人，才在那里过夜。有个草窝的人任凭是三更半夜，十里廿里，总得回自己的窝里去睡，何况有高床板铺的人家!”一一个夏天的清早，我还闺着眼睛睡在床上，就听见父亲这样大声地申饬着。

这话是对我的表弟而发的。“舅父，我和邻哥儿到沙滩上捉蟋蟀，直到夜深，便和他们在茶亭里睡了一觉，天一亮我便跑来这里了。”说着颇带得意的神色，却不料遭了一顿斥骂。

听了这隔面的教训之后，我益发不敢自由放肆了。虽则我渐渐地不满意起我所处天地的狭小。①我幻想，假如我能睡在溪边的草地上过夜，可以任意眺望，草地上到处长满了花，红的，白的，紫的，十字形的。钟形的，蝴蝶形的……

我在父母的卵翼底下度过了平安的童年，我第一次觉得人生的旅途并不如幻想那般美丽，是我十八岁的一个夏天。

我从K地回家去。到了一个叫作长毛岭的地方，走到岭脚的时候，突然一种晕眩攫住了我。“休息一回罢。”我想。附近没有人家，离大路五十步远一株大枫树底下有一座庙。案前烛台上亮着几双蜡烛，炉里香烟绕缭着，这倒不是冷庙呢。一阵沁人的香气在风中送来。抬头一看，庙前的照壁上攀满一墙的忍冬花。我便倚在香案的脚上假寐着，养着神。

太阳西坠，人归，鸟还林。②暮色好像悬浮在浊流中的泥沙，在静止的时候便渐渐沉淀下来，也如沙土的沉淀一样，有着明显的界层。那时我所坐的庙位在山麓当然是暮色最浓最厚密的地方，岭腰是半明半暗，而岭的上面和远山的顶则依旧光亮，透明。一只孤独的鹰在高空盘旋着。那儿应该是暮色最稀的地方，也许它的背上还曝着从白云反照下来的阳光呢。

看看这庙里并不肮脏，看看这一墙的忍冬花清香可喜，一种好奇的心突然牵引着我：“既然走不动，便在这香案底下睡他一宵，且看他怎样?”庙宿虽是初次，我也不胆怯。明天，病好了，天未明前便起身走，一口气跑到家……

忽然我记起从前父亲责骂表弟的话。当时他这样大声地呵叱是故意叫我听见的么?是预知我有一天会在外边逢到山高水低，为免却这“迟行早宿”的嘱咐，便借着发怒的口吻，寓着警戒之意么?世间的父母，辛勤劳苦地为他们的子女都预备了一个家，大的小的，贫的富的，希望子女们不致抛荒露宿，而世上栖迟于荒郊冷庙中者，又不知有多少人!

“咦，你是×镇来的么，天黑了，坐在这里做什么?”一位中年妇人拿了一个香篮踏进庙来，熟视我的脸，惊讶地问。“是×哥儿吗?”

这种不意地直呼我的奶名怔住了我。我想否认，但说不出口。

“你认不得我，难怪，十多年头了。我是你的堂姊。小时候我时常抱你的。”她急促地把自己介绍出来，毫无疑义地她的眼睛不会看错。

我知道这位姊姊的名字，我也知道这位姊姊的命运。小时候我确是晨夕不离地跟着她的。她抱我，挽我到外边去采野生的果实，拔来长在水边的“千斤草”编成胡子，挂在我的耳朵上。端午时做香袋系在我的胸前。抱我睡的时候也有。有一次还带了一只大手套，在黑夜里把我吓得哭起来，那时我已有牢固的记忆了。在她出嫁的一天，好像并不以离开我为苦，在我哭着不给她走的时候分明地嫣然笑了……

看我一声不响，大概知道我有不得已的情形，便不再追问，只是热情地说，“天黑了，到我家去过夜，脏一点。”

接着连推带挽地把我拉进她的家。这不是家，这是庙左旁的一间偏屋。刚才我从右边进来，所以不曾留心到。③屋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灶，没有鸡，没有猫，没有狗，没有孩子，也没有老人，这不像家。

我在床沿上坐了下去并且回答她我是她的堂弟，她好像异常高兴似地问我：“你为什么不雇把轿子呢?你在外面读书的，像你这样真有福气。你们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的人。”

接着答我的问句，话便川流似的滔滔地流出来。她诉出了她一生的悲苦，在弟弟的面前诉说悲苦是可耻的呀，以前不是我每逢受委曲的时候跑去诉给她听的么?但是她还得这样地诉说着，世上她已无可与诉的人了。她说到她如何受丈夫的摈弃，受自己同胞兄弟的摈弃，受邻里叔伯的摈弃，如何失去她的爱儿，如何成了一个孤独伶仃的人。

她年纪仅三十左右，但望去好像四十的老人了。她又告诉我怎样来这庙，每天于早晨傍晚在神前插几炷香，收一点未燃完的蜡烛，庙里每年有两石租谷，她每年便靠这租谷和香火钱过活，勉强也过得去。

“靠来靠去还是靠菩萨。”慑于人之不可靠而仅能乞灵于神，她吐出这样可悲的定命论来了。听说我病了，她便收拾起她未说完的话，赶紧到灶下点起一把火，随即在屋的一只角落里拿来一束草——这类似薄荷的药用植物在家乡是普遍地应用着的——放在锅里煎起来，一面把她自己的床铺理了一理，硬要我睡下，又在什么地方找出一包红糖，泡在汤里，热腾腾地端来给我。一边抱歉似的说，“糖太少，苦一点。”

在她端汤给我喝的时候，这步行和端碗的姿态仍然是十多年前我熟识的她。我熟识她的每一个小动作。我感到安慰，我感到欣喜，在眼前，这化身为姊姊形态的家的温柔，令我忘了身在荒凉的岭下。她催我睡，不肯和我多说话，自己在床前地上展开一个旧毡陪我，我在这抚爱的幸福中不知不觉地睡去。

次展动身的时候，她为我整整衣领，扯扯衣襟，照着从前的习惯，直到我走到岭的半腰，回头望这古庙时，她还兀自茫然地站在那里。

④“有家的不论三更半夜，十里廿里，总得回去……”父亲的话始终响在我的耳际。

(有删改)

雪山大地（节选）^[注]

杨志军

父亲来到县上桑杰的家，桑杰和卓玛一如既往地热情着体贴着。

第二天一早他要出门，桑杰说：“强巴啦，小心点，最好别出去。”父亲问：“怎么啦？”“万一 碰上不讲理的牧人，跟你动手呢？”父亲叹口气说：“动手就动手，牧人都是讲理的。”桑杰说：“我 们一起走。”

三个人来到顿珠商店。桑杰和卓玛忙起来，父亲待着无聊，就去尼玛村康的工地看了看，然后 朝桑杰家走去，远远看到立着“扎西平措”牌子的地方有几个牧人，也没在意，继续往前走，便被 那几个牧人拦住了。有人说：“就是他，我在赛马会上见过。”转眼他被推倒在地，一阵踢打之后，

有人说：“你先是不让我们养牛养羊，后来又开着拖拉机毁坏草场，你是哪里来的魔鬼，存心不让我 们活了？”

桑杰跑来了，大吼一声，然后像野牦牛那样一头顶过去。桑杰说：“你们脑子叫酸奶吃糊涂了吗？ 强巴啦办学校，建医院，成立‘沁多贸易’，你们有没有上学的孩子？有没有去医院看病的病人？有 没有从‘沁多贸易’挣的钱、买的东西？活菩萨一样的苗医生你们不知道吗？她把麻风病人变成了 真正的人，连生别离山的白唇鹿和藏羚羊都在赞叹。你们打的这个人是谁？活菩萨的丈夫。”牧人们 赶紧往后退。

桑杰扶起父亲，一声高一声低地念着祈福真言，走向自家的大门，又回头说：“走着看，我明天 就去阿尼琼贡告诉香萨主任，这几个人无法无天啦，连你尊敬的强巴啦都敢欺负啦。”几个牧人互相 看看，悄然离去了。

父亲坐在桑杰新买的沙发上，用湿毛巾擦净脸上的血，呆呆地坐着，喃喃地说：“也好，别说打 一顿，打十顿我也能接受。别打死就行，我还要做些事情。”说着，他挪到电话边，犹犹豫豫拨通了 李志强的手机：“李副省长啦，你可好？我想请你来家里吃面片，有没有时间？”李志强说：“恐怕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上次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什么话？”“就是让我当副场长副州长的 话，我又想当啦。”李志强问：“为什么？ ”父亲说了种植牧草的失败，说了迅速严重起来的水土流 失和沙砾裸露，强调说：“已经不是退化而是沙化，大面积的沙化已经出现啦。”“那你还当什么副场 长副州长？对着南墙往上撞，你不要命了？”“我想有一个悔过赎罪的机会，想救它。”李志强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说：“我得给上面汇报，你等消息吧。”父亲一声哽咽，呜呜呜地哭起来。突然，他身子一歪倒了下去，嘴里扑哧一声吐出了一口血。

父亲被送进了沁多县医院，还好，只是断了两根肋骨，吐血是因为一颗牙齿被打掉了。马秋枫 说：“你好好在医院待着，这里有护士随时可以照顾你。你是苗院长的丈夫，天使的亲人，跟别人不 一样。再说这医院当初还是你跑前跑后建起来的。”

父亲出院后一个星期，不久就有了省委的决定和州人大的选举，父亲不光是牧马场的副场长和  阿尼玛卿州的副州长，还是州委副书记。李志强在电话里说：“你没有逃避，迎难而上，这是好事，我们也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把担子挑起来。”

父亲回到沁多县，在晋美商店召开了由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沁多贸易”高层会议。他说了自己 的去向，说了他必须离开“沁多贸易”的理由，说了准备把自己的股份全部捐赠给桑杰的决定—— 这样的话，只要卓玛把她的股份也送给丈夫桑杰，桑杰就是持股最多的人，自然也就是新的法人代 表和董事长。桑杰坚决不肯，于是就投票，大部分人都投了桑杰。桑杰皱着眉头犹豫着说：“我自己 不信任自己怎么办？ ”父亲说：“那就立个誓吧，做不到的时候想一想就做到啦。”卓玛惧怕地说： “立什么誓？你想清楚了再说。”父亲说：“这样立誓行不行，不隐瞒，不独利，不偷懒，不背后捣 鬼，不翻脸不认人，不不讲义气，不推卸责任？”桑杰说：“噢呀噢呀，我当着你们的面说一遍，再 去阿尼琼贡说一遍。”父亲说：“大家都应该立誓。”于是便领着大家念诵起来。之后又研究了一些别 的事，最后决定：举办一次全州范围内的赛马会，以“沁多贸易”的名义把通知发出去，奖品也由 “沁多贸易”出。“但是要给沁多县政府和州政府汇报，再邀请他们莅临指导。”父亲说，“赛马会是 牧人最高兴参加的，连续办上几年，‘沁多贸易’就家喻户晓啦。”

晚上老才让打来电话：“你尽快上任，我已经给办公室说啦，他们会安排好一切，办公室啦，专 车啦，住所啦，家具啦。”父亲说：“住所就算啦，跟办公室在一起，我一个人，有张床就可以啦。专车我不需要，家具就更用不上啦。”“我刚才说啦，你不能搞特殊，不然好像就你廉洁，别人的脸 往哪放。”老才让又说：“你来了嘛，得开个会，把分工明确一下，你也表个态，后天上午怎么样？” 父亲说：“书记定的，我服从。”之后又是州委办公室主任昭鸽的电话。昭鸽说：“我今天打电话还想 说另外一件事，前些日子我跟才让书记下乡，跑遍了全州六个县，最大的感触就是草原不行啦，退 化的趋势就像雪崩一样，要是书记让你分管草原建设和畜牧业生产，你千万不要接受，出力不讨好 不说，到最后老师就是替罪羊。”父亲笑道：“谢谢你为我考虑，但我就是冲着草原退化来的，不让 我分管我还不干。再说啦，我要是连当替罪羊的价值都没有，那就是废人啦。”昭鸽诧异地“哦”了 一声，沉默了片刻说：“看样子老师永远是老师，我还得好好学。”

（有删改）

【注】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草原上出现了牲畜超载、过度养殖的现象，导致草场退化。为此，父亲 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引起了许多牧民的不满。父亲还曾买草种耕种，但由于旱灾、风灾、鸟兽之 灾和假种子等综合因素，草籽都没有发芽，父亲非常自责。

文本一：

上学路上的“新鲜事儿”

沈从文

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①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须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

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大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上鞋。

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看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

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

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时，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叠着十几本旧书，尽管书页被我翻得皱巴巴的，但书皮都被我用彩纸仔仔细细地包好。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

既然到了溪边，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

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有织篮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篮子。（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

又有铁匠铺，制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大门永远敞开着，时间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②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熟饮里去。日子一多，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秩序，我也不会弄错了。

有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我曾梦到自己变成了铁匠，为每户人家都制作了农具，村里的生活越过越好。还梦到自己变成了教书先生，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来上学，听到悦耳的读书声。

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③每次我总仔细看看，真所谓“过屠门而大嚼”，也过了瘾。

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

但最使人开心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

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在桥头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

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就踊身一跃，骑到那树上，或傍近物边，把绳子缚定，自己使快快的向下游岸边泅去。

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就把绳子拉着，或缠绕到大石大树上去，于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我欢喜看人在洄水里扳罾，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

④一涨了水，照例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规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我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钉鞋声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无兴味。

（节选自《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有删改）

文本二：

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节选自葛兆光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上学记>序》）

【注】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讲述了何兆武流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在为《上学记》撰写的序言中，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从何兆武的故事出发，谈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路 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证明这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他正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找到一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踩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接着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作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掀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的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船形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至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闪烁，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1984年10月2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