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寒冷的味道

黄明山

    ①寒冷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②有人说，地球变得越来越热了。还说有一种厄尔尼诺现象。对此，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只感觉到，曾经是多么可怕的寒冷，现在似乎变得可爱了起来，就像一个被误会了的擦肩而过的老朋友。

    ③也许我对寒冷还只是一知半解。是的，我仅仅接触过南方的寒冷。说得具体一点，是在过去，是在江汉平原。

    ④树是江汉平原不可多得的景致，树的旁边有湖或者河流。我想起来了，冬天的水面结了厚厚的冰。我们在河上行走。干净的树枝上也结了冰——不，是穿上了漂亮的琼衣，朔风一吹，发出有如碎玉的声响。那是一种不可模拟、不可复制、不可言状的绝响。我在冰上伫足仰望，在体验寒冷的厚度的同时，又领略到了寒冰的高度。

    ⑤冷!我的一双手冻成了两个肉包子，脚后跟早冻穿了，分别有一个洞，洞里有凝固的血，用棉絮裹着。我总是想奔跑，疼痛便在后面拼命地拽我。糟了，好像是哪根筋断了……我几乎要跌倒下去。

    ⑥寒冷培育的疼痛真是刻骨铭心啊！

    ⑦冬天也看露天电影。通常要到五里以外的地方去看。那天晚上雪刚刚停下，听说要放《冰山上的来客》，我来不及吃饭就跑了去。上身穿的是棉袄，下身穿的是绒裤，脚上穿的是胶鞋。跑了一路，身上发热。开始，人不觉得冷，渐渐，寒气陡生，看到中间，便招架不住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冻得打哆嗦。那真正是饥寒交迫啊。我咬着牙，坚持把电影看完。脚已没有了知觉，就稀里糊涂地往前走。一路上，我是弹跳着回去的。我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脆弱，又一步步变得坚强起来。那天看了“冰山”，对比之下，这点寒冷算什么?

⑧寒冷，每每使我们的精神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从这一点说，寒冷似乎有了酒的成分。

    ⑨最幸福的时刻，是围着树蔸烤就的一堆火，炖着狗獾肉(从雪森林的狗獾洞里猎获的战果)，或者鸡子、粉条、霉渣巴、干豆角、大白菜……端着暖手的碗香喷喷地吃着，看那门外的雪轰轰烈烈地下着，这时的寒冷又有了一种隽永的滋味。

    ⑩而回忆中的寒冷更有着异乎寻常的味道。

    ⑪现在不同了，风也刮得没有了规律，雪也下得没有了条理。瞧，都立春了，雪不知还在哪里开小差。冬天，失却了原来的寒冷。

    ⑫可孩子们却一个劲地喊冷。冷从何来？上上下下穿得规规矩矩，裹得严严实实，帽子、围巾、耳套、手套，应有尽有。晚上睡觉，要么铺好电热毯，要么灌上热水袋，条件好的，空调一开，暖气就来。本来寒冷就那么一丁点，还把它拒之门外，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生活。孩子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寒冷，又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丧失了体验寒冷的机会。不知冷，何识暖？如此下去，孩子们生命的潜质何以得到发挥，又何以像草木那样蓬勃成人间壮丽的风景?

    ⑬不仅仅是孩子们。

    ⑭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安逸，衣、食、住、行，还有我们的思想。不让汗水流出来，不让寒冷苦心志，把自己装在五彩缤纷的温室里，然后长成一朵朵精美的花朵，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好结果。

    ⑮我真担心，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将在不知冷暖的状态下变得弱不禁风。

    ⑯寒冷，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盐啊。

    ⑰寒冷还会来的。

女校长的刚烈

王开林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遭遇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他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招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命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他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的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冰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选自《读者》2013年第2期，有删改）

宏伟计划

〖日〗星新一

      三郎接受了R企业的就业考试，这一天，他正期待着考试的结果，R企业的经理上门来了。事出意外，三郎疑惑地问：“这，这……怎么？如果合格了发一封通知就行了，就是不合格，难道特意……”
      “不，你以最佳成绩通过了。因此，我们有一个特别委派。”

      话题似乎事关重大，三郎听得有些紧张：“是什么事？要是我能胜任……”

      “我们考虑不录取你，让你转去接受K企业的就业考试，你一定能通过的。”

      “怎么？K企业不是您那儿的竞争对手，而且对你保持着优势吗？我觉得如果能扭转这种局面很有意义，才投考您的企业，难道我这些打算……”

      经理微微一笑，促膝谈道：“你这番话颇有见识。正因为如此，一定要委派你。就像你讲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别说超过K企业，连赶也赶不上。现在需要一个人去刺探内募搜集情报。”

      “啊呵，当间谍潜进去？”

      “对了。你一定能干得出色。一旦成功，报酬不在话下，还立即给你要职。我也不催，你可以步步为营，花多长时间也不怕，小事情不报告也罢，免得为了价值不大的情报惹人怀疑，鸡飞蛋打。”

      “既然信任我，又这样叮嘱下来……”

      三郎被说动了，宏伟的计划就此开端。接受K企业的就业考试后，他成了那里的职员。

      不用说，进去头一年，是与企业的重要事物不沾边的。可是三郎不急不躁，只管坚持不懈地努力。他勤勉地处理工作，把争取上司和同僚的信任作为起点。在企业外面，三郎也洁身自好，循规蹈矩，避免引人注目。搞间谍工作务必早早站稳脚跟。

      普通的职员，到新环境里的第三年上就懈怠了，表现出嫌工作岗位乏味啦，怀疑自己的能力啦，或是一不顺心就一蹶不振的状态。三郎却做到了对工作热情不减。无论怎么说，他有自己明确的使命。周围谁都难以察觉，他竟扮演着可怕的角色。与其他人全不相同，他感到乐在其中。这样非但没有不满，工作着反而是享受，还得设法控制浮到脸上的微笑。

      出现了这样的干材，K企业没有置之不理，他很快就被提拔为科长，向机密靠近了一步。可是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安于职守，他深知如果这时暴露的话，将前功尽弃。

      三郎对待工作越发尽职。一次他检举了受贿对外泄密的下属职员，并立即将其解雇——要是容下这个人，自己费尽心机在长远计划下充当间谍潜伏的价值就失掉了。

      这些功绩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从而使三郎备受信任。他深得人心，甚至董事也来为女儿提亲。要是推却，人家可能盘问理由产生疑窦。三郎便应承了——积极地应承下来。要掩护自己的真面目，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伪装了。干间谍非冷酷无情不可，凡是能利用的，就必须利用。何况董事的小姐相当美貌，性情也贤慧。

      三郎在家里也是好丈夫。要彻头彻尾瞒过敌人，得从身边做起。妻子回娘家时，满口夸奖三郎，这带来的好处自是不言而喻。

      三郎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步步升高，终于接近了K企业的中枢；功到自然成，他年纪轻轻，就具备了出席董事会议的资格。

      三郎想，K企业的全貌大致能摸清了，及早告一段落，归纳一份报告回R企业去也行了可是又一转念：好容易熬到这一步，再坚持一段，说不定还能取得更大成果。三郎选择了后一条路。

      功德圆满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熬到了能知悉K企业一切机密的地位——当上了社长。

      同业中，都称他是凭实干崭露头角的年轻经理。当然，他不仅能够知悉一切秘密，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经营管理。

      “K企业的兴衰，都在我的操纵下，就如此巧妙地让他倒闭，我的使命便顺利结束了。”

      他心中嘀咕行动的方向：

      “……可我干吗非要毁灭它呢？这是我多年含辛茹苦取得的成果，换取一星半点的报酬实在不值，就算回去当董事又怎么样，哪怕被指定做候补经理也得不偿失。”

      在他的心目里，冷酷无情的生存法则已经根深蒂固。

      另一面，R企业是在欢欣鼓舞地静观待变，然而时光荏苒，仍见不到任何反映，私下去联络，答复只是冰冷的沉默。

      R企业恼羞成怒，到处散布说，K企业的经理是我们的奸细。这本来不是虚构而是事实，收效却事与愿违。

      K企业的职员听到后，反而激发了敌忾之心，在新经理治理下奋发图强，激烈竞争的结果，终于导致了R企业的倒闻。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有删改）

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个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跳脱,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帐篷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帐篷,小心翼翼地循着他们的背影走去。远远地,我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这时,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说出的话语。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着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母亲用力地从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停下的时候,她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再看看天上与桶里的月亮,神情中竟有掩不住的忧伤。

    我来到她们的面前。在寂静的午夜,这对母子竟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恐惧。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帐篷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帐篷和我了,也许只是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上了一天工,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散了工,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

    或许是看到了我眼中的疑问,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母子俩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处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在家里,女人熟练地烧水给我喝,然后铺床,哄儿子睡觉。

    我躺在外间屋原属于男人的床上,听到了母子俩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把它从水里捞上来,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母子俩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难以自抑。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结束了旅行,回到城市,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接这母子俩去医治眼患。面对她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自己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碎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去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第10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