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渡船

林斤澜

    我离开温州三十多年，有时候会忽然梦见渡船。

    有几年我住在蝉街外婆家里，蝉街不一定因蝉多得名，整个小城都在蝉声中过三伏天。蝉成日喧叫，但它悠悠的单调的声音，却浸透了寂静。

    春天时节，绵绵的春雨空档里，漏下黄黄的阳光，我会忽然心慌起来，这种心慌，土话叫作“摇翼”，很形象。我一“摇翼”就赶紧跑出去，跑出悠悠的寂静去。跑出了三角门，跑过“存厂”，穿过田野，来到城外淡绿的河边，河面上横着一条粗绳，绳下一只红漆渡船，方方的平底的渡船。挑担的赶牛的都好稳稳当当上船，自家拉着绳子过河。船常常闲着，我独自慢慢地过来过去。离开温州前几天，特别去坐渡船。离开是有目的地，但是千里迢迢，战火漫漫，没有一点把握。实际还是个小孩子的心，觉得渡船渡到河中央，就好比到了生身之地的怀抱中间，心就静定下来，暗暗朝拜音乐女神，誓不变心。

    去年我回到温州，住在松台山下的华侨饭店，当然是新楼，有水电，有沙发，有卫生间，有厅有堂有花圃。松台山脚还有个居高临下的剧院，晚上要仰起头来看电光灯。蝉街的河没有了，和闹市五马街连接起来。城墙和三角门早就扒平了，我顺着马路走到城外，城外还是马路，“存厂”变成了工厂。马路的背后，寻着了田野，寻着了河，但河上没有绳，没有渡船，没有平底的方方的红漆渡船。

    有回过一条江，渡船是只老式两头翘大木船，安装了个马达。拎菜篮的，背书包的，拿着伞的老人家，一会儿站满了船舱船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裤脚卷到腿肚那里，肩上背枪一样一条空扁担，扁担头上缠着空口袋。大家好像都认识，有人笑着说：“钞票赚着了。”女孩格格一笑，把头一扭，眼睛里的得意闪电一样。满船是多年思念的乡音，满船是思念里没有的说话：“钞票，钞票”，“赚着，赚不着”……四面的人声里，忽然有一个低音撞到我耳朵里，碰着我不晓得哪一条筋，一个名字跳了出来，我冒叫一声，两声……一个白发苍苍，瘦脸黑黑的人站在我面前。一分钟以后，两人都认出来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他的低音浑厚，当年他的本事是从上衣衣兜里抓出一支笔，有时甚至是一把牙刷，就指挥我们唱起响亮的“枪口对外，齐步向前!”

    我们真真肩并肩走向战场。“我是海岸的哨兵”，“拿起鸟枪、铁锤、剪刀、石头、火炮……”想象中，我们和日本鬼子巷战，肉搏，白刃相见。

    我问他这些年在干什么呢？他说修理单车摩托直到拖拉机。他说他过了青年时期，才明白自己秉性不爱活动，根本也不是音乐材料。

    他转过头去看江水，好像在问，当年的路是自己选择的吗？那时候自己会选择吗？同学朋友一个个不像浪连着浪吗？一个个叫浪推着走，叫浪卷进去了……路，大半是时代决定的。

    不过我还是想我那条小河上的渡船，拉着河面上的粗绳到了河中央，祈求养育我的大自然，给我启发，帮我下决心。我打听哪里还有平底的方方的渡船。

    他惊讶起来，用眼角睃着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渡船，也没听说过，怎么会有四方的船呢？

    刹那间，他疑心我做梦，我疑心他健忘。

    我常常从松台山下，走过蝉街五马街。一路人撞人，从人缝里插过去，耳朵边嗡嗡地全是乡音，不过一个人也不认识。乡音满街满城，好比潮水，带泥带沙带泡沫带残渣的浑沌沌的潮水，我不熟识。

    立刻从大街转进小巷，走石板路，推开油漆剥落的双扇前门，或是单扇白木变黑了的后门，走进潮湿的院子，走上苔藓镶边的石阶，走进幽暗的厢房，或是楼板晃晃的楼房，坐下来喝新鲜的绿茶，吸红牡丹香烟，和老朋友悠悠闲谈。

    但方方的平底的红漆渡船呢，没有人爽爽快快肯定有过，多半是怀疑，是稀奇，是搜索记忆。我也糊涂起来了，莫非把庄子的方舟，或者圣经的方舟，掺杂到多年的乡思里去了。

    我多住了些日子，认识了一些青年，我听见三四苯并芘、信仰危机、意识流、蒙太奇……这都在小巷里的斗室里，好比水潭，这里有寂静，有清澈，有深沉，有“摇翼”的心慌，有明天的梦。

    我又离开温州时，更加相信过去有过方舟，挑担的赶牛的都能够稳当站着过河，也站过心慌的少年。

我相信现在也会有，只不过一时说不清在哪里。方方的平底的红漆渡船呀，我还要寻你，也许明天就会心慌起来，千里迢迢回去寻你。

（摘自《林斤澜散文选集》，198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倾听与诉说

王小妮

    80年代末，我到东北的乡下去过，当地的官员说，山东人跑进了关东，都变懒了。东北农民每年11月到2月是“猫冬”的。封门的大雪，把人们关在火热的炕上。北欧和格陵兰岛上的人患有“冬天幽闭症”。白夜和寒冷使人发疯，这种症状，起码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我没有见过！每一扇家门，都结了十来厘米厚的白霜。这种门是永远也不上锁的。任何人都可以裹挟着风跨进门槛，跺去脚上的雪疙瘩，在热炕上随意长坐。拉过笸箩来抽烟，捏一撮带花的茉莉茶叶冲水。人们无休止地说东道西，火炕上永远有绵绵不尽的话题。

    中国这么一个大农业国，没有足够的心理医生。许多事情就靠着树下的风和炕洞里的火调解着，疏导着。广大的国土上，有着无数全身投入的诉说人，也自然有无数的倾听者。这是中国人排解忧郁的特有方式。

    地球在转暖，北方的风刃，由利变钝。整个国家都搅动起来了。就因为这些，倾听与诉说，都在悄悄减少吗？

    去年，从欧洲回来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羊羔皮袋子。他们本想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而且刚回到北京，还曾经去八达岭一带看了公寓楼的销售处。但是一个月后，他们便果断地返回了欧洲。经深圳去香港的时候，在我们家，他们吐露了全部的失望。

    那丈夫是我们很熟的朋友，仍保持着他在大陆时的风度和矜持。而他的妻子却因为百感交集而加倍真实起来。她说这次回来非常失望。六年的漫长，使中国成了他们唯一寄托着心思的地方。多少次想回来，坐在朋友当中，温上一坛黄酒，把奔波和悲怆讲给朋友。他们实心实意地把中国当成了一只遥远又温情的耳朵，以为故乡可以盛得下他们满肚子的诉说。人真的回到了中国，才发现朋友们各自东西，繁忙无序。最亲近的朋友，也先问你持有哪一国的护照，然后就问：“在外面，钱好不好赚？”唯一能陪他们坐到深夜的，第二天一早就来敲门，送上个人资料简历，影印了一大包东西，说给哥们儿也想想出去的办法。

    朋友的妻子连连摇着两个闪烁的大耳环。她说，这样也好，从此断了再回来的念头。

    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人们不再愿意细说自己的内心，更不想为他人去悉耳静听。

    在这里，你想说你没有工作，你想说你的住处已经丢啦，你想说你和老板关系紧张……你的酸甜苦辣是没人想听的。我听你的干什么。谁还不是一样。谁还不是在同一个地球上。我凭什么拿出时间来听你。

    倾听的消失，不只在深圳。

    北京一个年轻的社会博士，作出了一件令中国人瞠目的事。有一天，一个外省的崇拜者登门造访，想请博士谈谈对当前某某问题的看法。博士说：人的智慧是有代价的。那是我的结晶，你懂吗？你拿走了我的结晶，我要收费。一个小时，你应当付给我200元！

    当时我在场，我以为这个场面会非常尴尬，而令我意外的是，来人居然丝毫不犹豫。双方坐定，开始谈。两小时的述说与倾听，气氛平静。临行前，听者取出400元，认真地付给了说者。

    在倾听与诉说之间，隔断它们的是今天冰冷板结的世界。仿佛蜜蜂与花朵之间突然立起了玻璃的暖房。蜂、花和玻璃暖房，可能全都是合理的。

    在前年的春天，有一个人，站到了我的门口。

    我说，你要找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茫然地看着我，然后在黄昏里不回头地走掉。

    我不想同人交谈，更不想谈诗。诗，是比赚钱、比经营策略、比生意门路更加纯粹的个人活动。有人想听全世界的自言自语吗？

    现代社会就是不倾听。倾听的，似乎只有弱智；诉说的，只适合于失意者。这孤落的幽灵，徘徊在全世界的上空，郁闷成疾。这是世纪之病。

    人的尾巴已经退化了，再过几百年之后，人的发音功能和听力，也会逐渐地丧失吗？

雪兔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挟裹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你们，要不要黄羊？活的黄羊。”

    我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十块钱。”

    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全家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

    “啊，是白黄羊呀……”

    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十块钱最少也能买三只。

    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既然有着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会被抓住了？看来它还是弱的呀。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人几句。

    我们用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悄悄地对它说：“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

    冬天多么漫长。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只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它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灰黄色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节里，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它。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

    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看到了兔子。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它原本浑身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我妈小心地把它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渐渐的，我们的兔子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掉不好的记忆，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着生命的喜悦。

    原来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它打的那个洞很窄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持着炉钩伸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估算出这个小隧道约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打出去了……

(选自李娟《阿勒泰的角落》，有删节)

琅琊山的月光

武佩河

明月被大丰山绊了一跤，一个趔趄滚落下来，挂在醉翁亭的一角，银光一片，幽谷里的花香奔跑而来。

溪水清脆，划破夜色，顺山势而下，与让泉水汇合，依依不舍，穿过薛老桥，默默流向醉翁潭。

醉翁亭从不寂寞，文人墨客，清晨夜晚，怀古咏今，吟诗唱和。听，有人在月光下吟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瞧，一对斑鸠贴着月亮飞起，晃动的琅琊榆为醉翁亭角挂着的月亮贴上了一枚胎记。微风清香，山色清亮，情歌悠扬，琴声悠扬，我哪里还能按捺得住，借夜色遮面，吟咏：“醉翁亭前溪水清，依亭听月最分明。溪水印得玉轮转，山角一片秋虫鸣。杜彬拨弦声细细，众宾觥筹响叮叮。偶然一阵香风起，吹落嫦娥笑语声。”

醉翁亭的月，你耳边除了风声、雨声、涓涓的溪流声、轰鸣的雷电声，还有琴声、歌声、吟咏声，还有柔软的白云、闪亮的花香、低飞的斑鸠、翱翔的雄鹰。

醉翁亭的月，在你的笑脸上一直挂着美丽的琅琊山风景画；在你的记忆中一直珍藏着从古至今的每一个精彩片段；在你柔和的银光中，一直书写着琅琊文化的精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醉翁亭的月，你会问亭中醉客：谁能问尽春花秋月?谁能抚平隔世的愁怨?谁能以生命的荧光照亮这条出山的路?谁能一语道破人生的真谛?

醉客没醉，微微笑着，笑而不答。

琅琊古道，你听见了月光在琅琊榆树丫间歇息，每一小片琅琊榆的叶儿都蕴藏着闪电和雷霆。但它那乐观的吟唱，告诉人们它接受客观命运的安排，把根伸向地层深处，不惧挤压、敢于冲破、崩土裂石；毅然把枝丫举向蓝天，铁骨铮铮、不畏风雨、枝繁叶茂、昂首挺拔。根在泥土里、乱石下、岩缝中，它是怎样强忍着剧烈的阵痛，怎样在渺茫中滋生信念，怀揣燃烧的梦想，带着美好的憧憬，将大地乳汁送上枝梢，送往叶片，用顽强的毅力在蓝天上书写春意盎然。绵密的雨声，在山坡上，在幽谷里，在溪水边，在你龙形骨骼的脊梁上，留下了细细的针脚，起伏内心的坚忍。

琅琊古道，你听见了月光在快速地奔跑，穿越林壑、幽谷、山溪，凹凸不平的记忆，化为岁月的尘烟。琅琊古道的蹄韵绵延，背负着虔诚者太多的梦想，被脚板蘸着汗水磨得乌青油亮。

琅琊古道，你听见了月光慢慢地行走，从远古到如今，从清晨到傍晚，把最后一缕光亮留给了欧阳修案前的灯盏。案前那首《石屏路》墨迹未干：“石屏自倚浮云外，石路久无人迹行。我来携酒醉其下，卧看千峰秋月明。”你听见了欧阳修内心的吟咏，你知道月光冲垮了忧伤的隧道和风中颤动的那一撮撮金色的野菊花，抚平了深秀湖和西涧湖。

琅琊古道，你听见了山坡、幽谷、湖面之上月光流淌，大树、小草、飞鸟、蝴蝶在你的眼前，快乐生长，自在飞舞，绵延不绝，逶迤向前……

古道是琅琊山看得见的脉搏，明亮而又醒目。

月亮是挂在醉翁亭一角的，可月光却洒满了整个琅琊山，那琅琊溪如同流淌着水银一般，那深秀湖的银光把天空都给照亮了，就连乌青油亮的琅琊古道上也是银光粼粼。

我要张扬一个声音，它在我内心翻腾了很久。梦境闪烁，让泉水低吟，月光打开了琅琊山这本厚厚的诗集。

下午的一场雨，让压抑了许久的小溪和让泉水一起尽情合唱：“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繁。”这合唱揭开了欧阳修的残梦!

月光上升，琅琊山上升。洗净天空的除了下午的那场雨，还有傍晚的那片鸟鸣。

谁读懂了世间朝暮之不同?谁读懂了世间四时之变幻?谁在听瞬间与瞬间的碰撞?谁夏日的夜坐在醉翁亭中等待一场暴雨?谁冬日的晨坐在峰回路转处等待一场大雪?琅琊山无言，琅琊山的月光无言。

月色鲜亮。一阵微风轻轻吹来，醉翁亭中有人吟诵欧阳修的诗，风飘来：“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唯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

六一先生是枕着家藏的万卷书小憩的，离开时，藏书摞在醉翁亭一侧，时间长了，成了一座山。一阵风吹来，风大了，六一先生的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被吹走了，散落在琅琊山。贴在峭壁上的，成了摩崖。贴在石头上的，成了碑刻。

六一先生再游琅琊山时，也认不清了：“山中老僧忧石泐，印之以纸磨松煤。欲令留传在人世，持以赠客比琼瑰。”

六一先生自言自语了：“我疑此字非笔画，又疑人力非能为。”

明月好奇，撕开云层欣赏摩崖石刻，心潮澎湃，不由自主吟出了声。

（选自《散文选刊·下半月》2022年3期，有删改）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