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栽的石榴树

付世军

    娘的石榴树比我大三岁，是娘和爸成亲的时候，随着娘的嫁妆一起被带来的。娘的娘家嫁闺女有个风俗，嫁妆里要放些红枣、花生、桂园、莲子，喻意早生贵子。姥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过私塾的人，就是嫁闺女也和别的人家不同。娘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姥爷对姥姥说：“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是个吉利物件，给闺女带上一棵石榴树吧。”

    石榴树很小，拇指般粗，纤纤弱弱的，是姥爷当年用石榴树枝扦插的。娘把它栽在了新房窗前。街坊邻居说，栽上石榴树苗，三年后便可结果。我出生那年，石榴树开了花，结了果，有十多个，红彤彤的。街坊邻居都说，真准。

    娘说我出生那阵，老百姓的生活都不怎么好，每顿饭基本都是一个食谱，红薯面窝头就咸菜。娘奶水不足，使得我营养严重不足，细细的脖子安个脑袋，活像现在孩子玩的不倒翁。娘把石榴籽挤成汁，一勺一勺喂我。由此，我落下了喜欢吃石榴的“病根”。

    转眼过了三年，石榴树高过了房檐，树冠也日渐伸展。进入五月，深红色的蓓蕾便登上枝头，绽放在阳光妩媚的夏日里。满树繁花闪烁在浓密的绿色叶片之间，照亮我家庭院，别样的红火，别样的热闹。

    娘对石榴树极具感情，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般。每次给树浇水从不用污水，施肥也从不用化肥，娘总是将落下的树叶和地上拔的野草堆放在石榴树根部，撒上一些水再用泥土覆盖，让它们腐烂成肥。每年石榴树叶子长得总是比别人家的茂盛，花开得艳丽，坐果率也高，枝条被压得弯了腰，垂到地上，煞是喜人。

    农历八月，石榴熟了。娘总是将长在阴面的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品尝。娘说：“石榴和别的水果不一样。别的水果，总是先从阳面树枝上摘，因为阳面的东西熟得早，色彩好看，个头也大，味道自然也就好。而石榴正好是相反的，结在阴面树枝上的，表面圪瘩不平的，样子和颜色都不太好看的，味道却是最好的。老辈人讲‘阴面石榴阳面桃’就是这个道理。”

    一晃多年，我步入了中年，娘也变成了老太太。有时工作忙碌，琐事缠身，好长时间也不给娘打一个电话。这个时候，总是娘打电话过来，心疼地问我，是不是工作忙啊，要注意自个的身体，接着就絮絮叨叨地说些村里家长里短针头线脑的事。善解人意的妻说：“这是娘想听你的声音了。”

    前些日子，娘又打来电话说：“石榴红了，今年的石榴多得不得了……”

    放下电话，眼角有些潮湿。回想离开家的这些年，不管是困顿不堪，还是失意惆怅，娘的石榴树总是陪伴我迈过一道道沟，跨过一道道坎。只要一想起娘的石榴树，顿感一缕灿烂的阳光直入心田，泛出欣欣的绿意。

（有删改）

金大力

汪曾祺

    金大力想必是有个大名的，但大家都叫他金大力，当面也这样叫。为什么叫他金大力，已经无从查考。这个金大力只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家伙，是个瓦匠头儿，是个老实人。

    他怎么会当了瓦匠头儿呢？

    按说，瓦匠里当头儿的，得要年高望重，手艺好，有两手绝活，能压众，有口才，会讲话，能应付场面，还得有个好人缘儿。前面几条，金大力都不沾。金大力是个很不够格的瓦匠，他的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什么活也拿不起来。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不用说相地定基，估工算料，砌墙时挂线，布瓦时堆瓦脊两边翘起的山尖，用一把瓦刀舀起半桶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花开四面的浮雕……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这人很拙于言词，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老是闷声不响，他不会说几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应酬门面话讨主人家喜欢；也不会说几句夸赞奉承，道劳致谢的漂亮话叫同行高兴；更不会长篇大套地训教小工以显示一个头儿的身份。他说的只是几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很不相符。只有一条，他倒是具备的：他有一个好人缘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缘儿会那么好。

    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一般的零活，比如检个漏，修补一下被雨水冲坍的山墙，这些，直接雇两个瓦匠来就行了，不必通过金大力。若是新建房屋，或翻盖旧房，就会把金大力叫来。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主人家点了头，他就去约人、备料。到窑上订砖、订瓦，到石灰行去订石灰、麻刀、纸脚。他一辈子经手了数不清的砖瓦石灰，可是没有得过一分钱的好处。

    每天，金大力都是头一个来，比别人要早半小时。来了，把孩子们搬下来搭桥、搭鸡窝玩的砖头捡回砖堆上去，把碍手碍脚的棍棍棒棒归置归置，清除“脚手”板子上昨天滴下的灰泥，把“脚手”往上提一提，捆“脚手”的麻绳紧一紧，扫扫地，然后，挑了两担水来，用铁锹、抓钩和青灰、和黄泥。灰泥和好，伙计们也就来上工了。他是个瓦匠，上工时照例也在腰带里掖一把瓦刀，手里提着一个抿子。可是他的瓦刀抿子几乎随时都是干的。他一天使的家伙就是铁锹、抓钩，他老是在和灰、和泥。他只能干这种小工活，也就甘心干小工活。他从来不想去露一手，去逞能卖嘴，指手画脚，到了半前晌和半后晌，伙计们照例要下来歇一会，金大力看看太阳，提起两把极大的紫砂壶就走。在壶里洒了两大把茶叶梗子，到他自己家的茶水炉上，灌了两壶水，把茶水筛在大碗里，就抬头叫嚷：“哎，下来喝茶！”傍晚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他要各处看看，看看今天的进度、质量（他的手艺虽不高，这些还是会看的），也看看有没有留下火星（木匠熬胶要点火，瓦匠里有抽烟的）。然后，解下腰带，从头到脚，抽打一遍。走到主人家窗下，扬声告别：“明儿见啦！晚上你们照看着点！”——“好呢，我们会照看。明儿见，金师傅！”

    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这我就知足。”

    金大力不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大显，墨里藏针。

（选自《汪增祺作品集》，有删改）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洒在边疆的阳光

林清玄

①    五点五十分华航飞往旧金山的七四七，眼看着就要起飞了。

    ②我从出境大厅出来，开着车，踩紧油门，正好看见那架七四七以美丽的姿势起飞，我顺着柏油大道飞弛；起先和七四七并行着，才一转眼的时间，飞机已经越过我的头顶，飞向了天的远方。

    ③这是难得的好天，是远行的好日子，阳光普照着大地，一直亮到看不见的远处。飞机势必要破云而过，我不知道在天的那边，是不是也有阳光，我只知道有阳光的地方一定有分离的悲伤和重逢的笑语，我相信，你一定会为你到的地方带来阳光。

    ④忽然忆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我参加一个征文比赛得到首奖，他们邀你来颁奖，第二天你就打电话来邀稿，使我受宠若惊。那也就是我为什么愿意放弃别的选择，来追随你的原因。人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我虽不敢说能千里弛骋，但我相信只要有了伯乐，千里虽不能至，也不远矣！

    ⑤我对写作能有坚强的信念，愿意不辞劳苦，苦心熬炼自己，几乎全是受到你的启发。那时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是你为了鼓励我从事报导文学的工作，在你的抽屉里永远为我准备了两万元，你说：“只要你什么时候要出发，就动用这一笔钱随时出发。”而且那一笔钱不时地填满，那时确曾成为我随时出发的最大动力。你有时先预支稿费给我，说：“你写来以后再扣除吧！”

    ⑥这是两件小事，但能这样鼓励新人的编辑，恐怕再也不可得见了。后来当我知道你出身贫穷，读书的时候经常举债度日，后来还能那样重义轻财，更令我敬佩。这种胸襟是杜甫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襟。

    ⑦因此，虽然多年来的时迁事移，使我们的处境都完全改变了，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是你最初的子弟，是你一手把我培植起来的。这样的恩义，又岂是友情两字可以了得？你的广交天下，心怀四海，像我这样的子弟更不在少数。在你的手中，重创了副刊的生机，推展了文学的广度，再塑乡土的形象，提高了文化艺术的层次，这些论者早有定评。只是深知的朋友才知道你的另一面，这一面是你豪气干云地唱黄河的歌，是你谈起父亲在西北拓荒时的雄心万丈，是你饮尽烈酒还怀思着乡土故国，是你遭受挫折而不对理想丧失信心，是你永远关怀着那些隐在角落里的人，是你对朋友只有付出而不期待他们的回报。

    ⑧最重要的是，你是堂堂正正的人，从来行事坦荡磊落，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⑨十几年前，我初读到你写的诗和介绍艺术的文章，我就觉得你若不做呼风唤雨的编辑人，也会是个优秀的作家，或是真诚的学者。有时长夜思及，不免为你这方面的长才没有延展而感到遗憾，但是想到你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也就释然了。

    ⑩听到你要去外国进修，我的内心最是欣喜。也许只有这一条路，才能令你摆脱十年俗务，从你最年轻的那一段出发。那种感觉就如同我们离开人群，走到一个风景特秀的地方，盛景可期，你可以纵情地写你的诗，放声地唱你的歌，而没有形象和成就的顾虑了。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登上了高峰，却不能沉潜山谷，他很快就会老化，也就再也不能攀登更高的山。这也就是我等待你归来创造更大天地的信念，我仍愿像十年来那样追随你。

    ⑪故国此去，再也不能像以前满座高朋的热闹，再也不能像以前天马行空的豪情，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能有片刻的安静，能回视自己来路上的掌声，能独自面对自己心灵的时刻是多么的可贵呀！我们会怀念着你，到你登机的那一刻，我才体会到王维“遍插茉萸少一人”的诗意。

    ⑫我总是相信，不论世事如何变幻，人世多少凄凉，即使你到了边疆，阳光也会洒在边疆。

    ⑬乡愁总是在远方，想念也总在离开以后，我们曾并肩走过，对酒歌过，我们是同槽系过马的，如今你天涯卸鞍壮士磨剑，我却还在江南里独自放马，这样想时，你的处境就令我欣羡。

    ⑭我的台北到了，你的威斯康辛也快到了，浮天沧海远，万里眼中明，我煮酒，等着你回来赋诗。

    ⑮我们先干了手中的这杯酒。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文章有删改）

骄傲的皮匠

王安忆

这小皮匠不是那老皮匠的儿子，而是女婿。老皮匠把手艺和地盘传给了他，告老还乡，不久便生癌症去世。小皮匠把媳妇留在家中，单身一人住在上海。他住的也是老皮匠留给他的地方，距离他做活地方有一站多路的一片棚户里的一间阁楼，那房主与老皮匠的交情有半头。小皮匠一方面是房客，另一方面也帮着房东照看房子。

光顾皮匠摊的大多是女人，与小皮匠很稔熟的样子，有的还有些轻薄。小皮匠则很持重，并不啰嗦，他是有架子的。小皮匠长得挺讨人喜爱，敦实的身体，眼睛溜圆，是那种稚气的长相。女人们，都将他当孩子待，张口小皮匠，闭口小皮匠。事实上，乡下人婚姻早，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这也是使他持重的一个缘故。

现在，皮匠摊的业务随时代发展而扩大了，尤其是像小皮匠这样有渊源的手艺人，他们善于融会贯通：修拉链，钉牛仔裤的敲纽，给皮包的金属扣上蜡。至于皮匠的本业，修鞋，他们也面临许多新课题。单说一件，鞋底。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鞋掌的磨损部位与形状，也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情形，比如开车的人，是磨损在踩油门和刹车的那一个点上。但是，小皮匠应对得很沉着，他心里有一个底。怎么说？鞋总归是鞋，总归是要吃力，所以，坚固总归是第一位的。

别看他整日在这方寸之地，可他的见识却不少，什么名牌的鞋，还有包，他没见识过啊——曾经，就在这条街上，全都破门开店，其中挤出半扇门面，开出一个“山姆大叔机器修鞋”。就有人对小皮匠要挟：你能修好吗？修不好我拿对过去！小皮匠说：你拿对过去吧！有人真拿过去，请“山姆大叔”修了，可结果如何？“山姆大叔”要价奇高，而且不论何种问题，统统一个办法，换底。倘若遇到那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外面的底好好的，内里的衬底却让脚汗沤烂了；或者鞋底没坏，坏的是鞋帮；再抑或仅仅是些极小的毛病，鞋面的气孔掉了铁皮边，一道边缝绽了线，“山姆大叔”便没办法了。于是，送去的鞋就又送了回来，那人多少有些汗颜，小皮匠却毫无讥诮之色，就当没有发生过方才的事情一般，接过鞋，按传统的方式处理了。两个月不到，对过的“山姆大叔”悄然引退。就这样，即便是几千块钱的意大利皮鞋，小皮匠都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也不是说他完全不放在眼里，他当然是要格外小心一些，是天生地惜物，而不是出于对昂贵价格的诚服，这种天价的名牌让他觉得造孽。有时候，有人拿一条名牌牛仔裤来修理拉链，他果决地撤掉坏了的拉链头，换上新的。那刻着名牌标记的拉链头被他一扔，主顾伸手去捞，捞了一个空，不由叫道：这是名牌！小皮匠说：名牌？坏了有什么用！在对名牌的态度里，包含着小皮匠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性。

整日交道的都是鞋，而且是穿过的鞋，皮革的气味里混杂着各式各样的脚臭、汗臭，和起来，就是皮匠的体味。这一点上，小皮匠却与他的前辈们不同，他身上没气味。他从来不把做活的衣服穿回家，而是留在工具箱里。他就像一个正规企业里的工人，上班之前要换上工作服，至于换下来的干净衣服，那是一件西装，配有领带。傍晚，天将黑未黑，他收工了，就到弄内人家的水斗，用香皂洗了手脸，穿好衣服，回家去了。

倘若是乡下有亲戚来的日子，他回家就有现成饭吃。女人们烧好了饭菜，老远的，油烟味便扑鼻。天热的时候，各家各户的饭桌就铺排在弄堂里，我敢说，小皮匠家的饭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东西都是从乡下带出来的，草鸡炖汤，六月蟹拦腰一剁两半，拖了面糊炸，蛏子炒蛋，卤水点的老豆腐，过年的腊肉或者风鹅，还有酒。他喝一阵子，吃了一些菜。月亮也升起了。这时候，小皮匠要看一会儿书了。

小皮匠看的书是比较广泛的。他有一套《说岳全传》，半部他们家乡人、著名说书人王少棠的《武松》，再有一二本《资治通鉴》。除此，还有一些杂志，是他从书报亭上买的，也有的是很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他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书有看头，古书里面有很多大的小的道理，大道理是关于世道，小道理则关系做人。当然现代的书也很重要，因为是说当下的事，可以开眼界，不至于太蒙塞。所以，小皮匠读书是用心读的，从屋内接出来的一盏电灯照耀着小桌上的书本，四周大多是牌桌，有纸牌，也有麻将，牌在桌面上甩来甩去，还有牌友们为牌局起的争执，都吵不了他。无论是他的女人，母亲，或者岳母，这时都不与他说话，以免打扰他。但要是父亲在，他有时会从书本上抬起头，谈一些读书的心得，是为表示对父亲的尊敬。这些都是靠他的人，他不能过于倨傲了。

小皮匠没有让女人过来长住，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顾虑环境，倒不止是说居住的小环境，更是指大环境。虽然小皮匠每日里只是从住处到做活处往返，所闻所见不过五百米一块街区，但也足够他了解这个城市的阴暗面了。他不能让他的女人到这可怜的世界里来。她没什么见识，没享过大福，可也没受过欺负。就让她在家中伺候老人，带孩子吧！城里就不同了，什么都搅在一处，分也分不开，所以就叫做大染缸嘛。大染缸这个词用得太对了！

（选自《收获》2008.1有删改）

材料一：

就文化而言，最有价值的往往是正在生成和正在消逝的部分。对处于第三次文化裂变^【注】中的乡村社会而言，正在生成的便是信息化、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文化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和美丽乡村。而正在消逝的则是乡村社会数千年建构起来的宗族伦理、文化规则、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其存在的空间——传统村庄。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这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与自己心中的“村庄”做最后的告别，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这曲多声部的挽歌，唱出的是具有深远历史回音的“乡愁”主题。这个时期的乡愁，既不同于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的作者”们“隐现着”的“乡愁”，也不同于余光中远离故土的“乡愁”。鲁迅所说的那些“侨寓”北京的作家们对故土的“胸臆”，只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故土的怀恋和想象，诸如“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事实上，也应包括沈从文之于湘西。而其时的贵州、榆关、湘西都还是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延续着的乡村社会，他们“愁”的只是自己主观上的怀恋、想象和与他们生活的城市之间的文化反差。所以说，那时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是在写乡土，不如说是在写作家自己的“胸臆”。谢有顺曾用“‘存在’的乡愁”来区别先锋派作家们与此前乡土作家们的“‘文化’的乡愁”。而事实上，在乡村社会的第三次文化裂变中，作家们所面对的不断变化的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文化消逝的特征，不管用树碑立传、记录苦难，还是神化、美化甚或丑化方式与之作别，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离死别”，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

（摘编自李震《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

材料二：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摘编自吴越《文化自觉与记住乡愁：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

【注】第三次文化裂变：在21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新型信息产业与农业、工商业的融合体之间不断冲突与再度融合，乡村社会从传统生活习俗、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语言和行为方式，到心理和观念意识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