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小传

    从1932年末一直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是炮火连天的战争的日子，还是在天灾人祸时期，或是在政治动乱的时日，傅雷几乎就再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他的书斋。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不与周围腐朽的世界相妥协。

    傅雷一生的功绩，就是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以自己的天才丰富了中国的当代文化，其作品在当时及以后都对青年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傅雷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致罗新璋的信中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在动手翻译之前，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了其中的神韵、风格，这才开始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往往先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

    傅雷的朋友刘抗先生有一段回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傅雷性格的另外一面。刘抗回忆说，“我新婚之夜，他乘我们酒楼宴席未散，先行潜入新房，把香粉倒在烟灰缸里，把衬衫吊在天花板上，把皮鞋挂到窗外去，把唱片藏在绣枕下……令人啼笑皆非。”这和一般人心目中傅雷的严肃形象是不同的，但这也是真实的傅雷的一个侧面。

    傅雷还是孤傲清高的。施蛰存说他如干柴烈火，可以一怒而死；杨绛写他在54年全国翻译者大会上，身未到场信到场，指摘一通同行的专业瑕疵，虽不点名也把有的译作的主人气哭了；他跟刘海粟翻脸也是，怨刘海粟没有厚待一位美专的学生，盘剥人家的酬劳。这些都是稍谙圆熟委婉的人就避免的纷争是非，傅雷却过不了那道义之槛一一跟人较劲。

    傅雷对待孩子虽然严厉，却是出于爱心，所以在他发现傅聪在音乐上有天赋之后，便积极培养他，先后为他请了几个钢琴教师。傅雷也只是到了后来才明白，他是把自己童年时经历的一切，自己的孤独、痛苦以及过重的期望都挪置在了傅聪的身上。傅雷也剖白过自己这种脾气的缘由：“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的大生其气……”

    在建国初期，傅雷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热情所鼓舞，曾经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正是这个时候，他出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协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但是在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1961年被“摘帽”，但这极大地挫伤了傅雷的热情与积极性。从此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书房，拿起了笔，重新开始了翻译的事业。1966年傅雷夫妇未能躲过时代的风暴，因不堪红卫兵侮辱，选择了自尽。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漫漫黑夜中离开人世。

    50年后，我们为什么还是想起这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中典型知识分子？我们觉得，《傅雷家书》里一句话解释的恰如其分：“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任何时代，“赤子孤独”都是可贵的。

（摘编自李云雷《听傅雷讲艺术》、王丹阳《赤子的孤独：50年后忆傅雷》等）

相关链接：傅雷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有用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草婴先生在翻译俄罗斯文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傅雷从事的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傅雷的译文集现在有十五卷，500万字，这是他毕生的劳动成果。但在傅雷的著作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傅雷家书》。

（叶永烈《解读傅雷一家》）

引得春风度玉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颇为关注。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他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肃凡是可种罂粟的向阳肥暖之地，都适宜种棉花。于是，他不仅通令下属各地严禁种植罂粟，劝告农民广种棉花，还采购纺车织具，设立专门机构，雇请民妇来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期望这些举措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他命令“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这些柳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被后人艳称为“左公柳”。

    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左宗棠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的用意。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用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些主张对他后来率军收复新疆极为有利。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呢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受到了左宗棠的称赞。于是，左宗棠打算从国外购买全套织呢机，他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从德国访购织呢机器。直到光绪五年，织呢机器才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兰州织呢局被左宗棠视为“气象更新”之举，高兴之余，他还费尽苦心就地取原料，想以成本低廉来抵制洋呢进口。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理想，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不能出售，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呢绒，即便把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也比从欧美输入呢绒要贵多了，再加上局中被安置了大批“干领薪俸”的冗员，兰州织呢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被迫停办。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摘编自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哨兵

成征勋

    伪满洲国的讨伐队又要进山了。

    听村里人说，这中共南满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就藏在这牛毛大山的密营里，这份南满省委直属的机关报，除了发布最新的党的抗战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在各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外，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负责供给桓仁地区抗联战士穿的鞋子，牛毛沟的张皮匠就是做靰鞡鞋的高手。

    张皮匠做靰鞡鞋大多是用牛皮做，牛皮不够用时才用马、猪皮等。收来的皮张先要放到木头床子上用刀往下刮里子，然后把皮子放到装有石灰水的大缸里浸泡七天至半个月的时间，等把皮子上的毛泡掉了，再用清水泡，去掉皮子上面的灰尘。

    泡好的皮子是柔软的，将皮子拿出来，搁进皮罩子里，底下放入草点着，用烟熏皮子，这就是熟皮子。熟好的皮子再用太阳晒，晒成老红色，然后再用铲子蹬，刮刀刮，将老红色蹬成杏黄色，裁成靰鞡坯子，将靰鞡坯子和靰鞡脸儿缝到一起，撤出鞋楦子就做出靰鞡鞋了。靰鞡鞋缝出来是敞口的，上面有块布，叫靰鞡腰子，用铁梳子将苞米叶子梳成一绺一绺的，或者用山上的靰鞡草，塞进靰鞡鞋里，靰鞡鞋上有靰鞡耳朵，将绳子从中穿过，脚穿进鞋里后，将绳子一紧，一道一道地缠在靰鞡腰子上，既暖和又轻便。东北地区冬天时天寒地冻，大雪插裆深，没有靰鞡鞋根本就出不了门。

    张皮匠做的靰鞡鞋就是专门供应桓仁地区抗日联军的。

    这次进山的讨伐队有一百多人，带头的日军队长叫东日文信。一张驴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藏在镜片背后的目光永远是闪烁不定的。几次进山讨伐都是空手而归，他很是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情报上明明说的报社地点在何处何处，为什么他们一进山，抗联的人就找不到了呢？若说有人偷着给抗联送情报，就更不可能了，每次进山讨伐前，他都会在各个进山的路上布下暗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有人进山。

    他知道，今天进山了也抓不到抗联，但密探有情报，又不能不去。东日文信想偷个懒，让副队长带队进山找抗联，自己领着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走进了张皮匠的家，他对中国人脚上穿的靰鞡鞋很感兴趣，想看看制作的工艺流程。

    张皮匠此时正在熏皮子，蒿子草冒出的黑烟经过烟囱“咕嘟咕嘟”地在牛毛沟的上空飘荡着。屋子里充满了沤皮子的臭味。东日文信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让伪军把张皮匠拉到了制作间，他要亲眼看看一双靰鞡鞋是怎么做成的。

    张皮匠很有耐心，把一张皮子如何做成靰鞡鞋的制作过程详细地讲解了一遍，然后又缝制了一双鞋，把自己脚上穿着的鞋脱下来，演示如何往鞋里絮草，怎么穿。把个小鬼子看得心痒，非要用新做的靰鞡鞋自己试一下，穿上后蹦了两下高，觉得这鞋比自己穿的军靴好，一是保暖，二是轻快，军靴太沉。

    黄昏时，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陆续回来了，结果还是扑了个空。东日文信很不高兴，撅着驴嘴，穿着这双靰鞡鞋，也没有给钱就走了。

    张皮匠看他们走远了，熏皮子时就用苫房草了，望着牛毛沟上空飘荡的一缕缕轻柔的白烟，再看看峰峦起伏的大山深处，他露出了开心的笑。

    由于屡次讨伐不利，关东军要把东日文信送上军事法庭，东日文信不堪受辱，剖腹自杀了，他到死也没有弄明白，是谁、用什么办法给抗联报的信！

（选自《五女山》）2016年1期，有改动）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善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

瑞宣辞职

老  舍

    大街上，铺户已差不多都开了门，可是都没有什么生意。那些老实、规矩的店伙，都静静的坐在柜台内有的打着盹儿，有的向门外呆视。胡同口上已经有了洋车，车夫们却不像平日那么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有的靠着墙根静立，有的在车簸箕上坐着。

    瑞宣今天没课，但他还是决定到学校去看看。在护国寺街口，他看见了两个武装的日本兵，像一对短而宽的熊似的立在街心。他的头上出了汗。低下头，他从便道上，紧擦着铺户的门口走过去。

    到了学校，果然已经上了课，可是学生并没有到齐。这是一个生活在北平的意大利教授窦先生办的洋学堂，瑞宣一周在这里兼两天课，四个钟点，有点儿额外的收入。平日，窦校长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今天，在祁瑞宣眼中，他却好像很冷淡，高傲。

    “平常你们都很爱国，赶到炮声一响，你们就都藏起去！”

    瑞宣本来想笑一笑，然后告诉他今天没有他的课，可是被一点儿轻蔑的神经波浪把笑拦了回去。不过他还是诚意的请教洋先生：“窦校长，您看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

    瑞宣的脸上烧得很热。他从窦校长的脸上看到了人类的劣根性——崇拜胜利（不管是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取得的胜利），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他一声没出，走了出来。

    已经走出半里多地，他又转身回去，在教员休息室写了一张纸条，叫人送给窦校长——他不再来教课。

    再由学校走出来，他觉得心中轻松了一些。在大槐树底下，小崔的车歪脖横狼的放着。小崔的倭瓜脸气得一青一红的，“祁先生！”小崔用乌黑的手扯了瑞宣一把，给瑞宣的大褂上印上了两个指头印儿。“你看，到底要怎样呢？真要老这么锯磨人，我可要当兵去啦！”

    四大妈转移了攻击的目标，她才看见瑞宣：“哟！祁大爷呀，你看我这瞎摸合眼的！祁大爷，这么一会儿关城，一会儿净街的，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儿呀？”

    “我也说不清！盼着过几天就好点儿了吧！”他只能这么敷衍一下，好搭讪着走开。

    进了家门，他看见祁老人，天佑，瑞丰夫妇，都围着枣树闲谈呢。瑞丰长得干头干脑的，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生发油与生发蜡上得多到要往下流的程度。

    瑞丰竭力要显出心中的不痛快：“我们学校每月拿二十块钱维持费。二十块钱，还不够我坐车吸烟的呢！听说，日本的军政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馆开会。管他谁组织政府呢，反正咱们能挣钱吃饭就行！”

    祁老人连连的点头，完全同意二孙子的话。

    “你到学校去啦？怎么样？”天佑问儿子。

    瑞宣声音很低而很清楚的说：“我已经把那四个钟头辞掉了！”

    “什——”老二连“什”下的“么”还没说出来，就又闭上了嘴。今天，看瑞宣的神色不大对，他很快的闭上了嘴。

    祁老人心里很不满意长孙这个把馒头往外推的办法，可是不便说什么，于是假装没有听见。

    天佑知道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不愿意别人追问什么原因。所以，他很怕别人追问瑞宣，赶紧的说：“反正只是四个钟点，没关系！老大你歇歇去！”

    瑞宣走进老三瑞全屋里去。

    “大哥！你出去啦？”他把书扔在一边，一下子坐起来，

    瑞宣把与窦校长见面的经过，告诉了弟弟。

    “我喜欢大哥你还有这么点儿劲儿！”瑞宣很兴奋的说。

    “谁知道这点儿劲儿有什么用处呢？能维持多么久呢？”

    “当然有用处！人要没有这点儿劲儿，跟整天低着头拣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至于能维持多么久，倒难说了。大哥你就吃了这一家子人的亏。连我也算上，都是你的累赘！”

    “一想起窦校长的神气，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儿气！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了！”

    “大哥你尽管这么说，可是老拦着我走！”

    “不，我不拦你走！走的时机到了，我必定放了你！”

    “可要保守秘密呀，连大嫂也别告诉。”老三声音很低的说。

    “当然！”

    “我就不放心妈妈！她的身体不好，我要偷偷的走了，她还不哭个死去活来的？”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那有什么法子呢！国破，家就必亡啊！”

（摘编自《四世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