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土司虽依例输粮，其实占据私享者不止十数倍，而且毒派夷人，肆顽梗故。欲靖地方，须先安苗猓（对少数民族的泛称）；欲安苗猓，须先制土司；欲制土司，须先令贫弱。臣方思设法鼓舞，济以威严，俾各土司自报田亩按则升增”。

材料二：“土司改土归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者；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者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

——以上两则材料来自（清）鄂尔泰《改土归流疏》

材料三：为更好地进行改土归流，清政府在西南区调整疆界，归并事权；清查土地，清理财粮；选拔官吏，推进改土归流；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材料：元朝宣政院“掌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与中书省等同为四大中央政府机构。官吏铨选、机务处理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过中书省。遇吐蕃有重大问题，则派设行宣政院前往该地处理。

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着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廊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着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付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郑氏集团派人到福建(同清廷)议和，请求“照……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霄贡”。康熙帝表示“台湾不可与……高丽外国比”，拒绝郑氏要求。

——摘自《台湾人民抗战檄文》

材料二：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朝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正式管辖，但保留蒙古三大部首领汗的称号，在行政上依照蒙古之例编旗。蒙古原有若干部会盟的传统，编旗后盟长作为会盟的召集人，由皇帝在盟中诸旗中指定一人担任，同时起到代表朝廷监督各旗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反复宣称“满蒙一体”，大力发展满蒙贵族的联姻关系，使其成为清朝统治的得力柱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