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根本原因是封建经济的分散性

②主要原因是某统治政策的失误导致中央弱地方强

③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④给我们的启示是地方政权不宜过大，必须保持中央政令的畅通

材料：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顺治八年施琅与郑成功反目，郑成功诛杀施琅父兄，施琅再次降清。康熙三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但因飓风所阻，均以失败告终。清政府没有采纳施琅再次上疏要求征台的意见，将他调入京师为官。在京期间，他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康熙十九年，“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台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康熙二十年，施琅再度被任为福建水师提督，他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全心筹措征台计划。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统率大军进军台湾，郑军投降。施琅并不讳言“窃意藉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但他收复台湾之后，礼待郑氏集团，公义私恩清清楚楚。这对于稳定台湾的局势，争取台湾军民的拥护，使清政府有效地控制台湾起了重要的作用。收复台湾后，康熙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施琅上疏力谏，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指出，纳入大清版图可“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同时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无所不有”。施琅还指出：“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他大声疾呼：台湾“断断乎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康熙终于采纳其建议，设台湾府，隶属福建行省。

——摘编自施宣圆《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

材料一：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二：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调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一：世界历史上，开创庞大帝国的帝王之中，排名没有比得上秦始皇的，因为无论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居鲁士、古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古罗马帝国的凯撒，他们的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对世界的影响远无法与秦始皇相比。其实，即使他们在位时，其对帝国统一性的重组也远远小于秦始皇。

——《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

材料二：“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新唐书，地理志》

材料三：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俄）罗斯。”……康熙二十八年四月……根据出发前康熙帝的指示，与沙俄代表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为两国边界为主要内容的《尼布楚条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