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以加官方式选拔官员和文学之士，让他们在内省侍从左右，他们因随时得到天子垂询而得以参与大政。同时宫中传发书奏的尚书，也开始扩展职责，涉身机要事务。武帝在临终前，任用外戚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内朝之主，于是将军辅政而领尚书事，开始成为惯例。西汉后期，丞相制开始向三公制变迁，到东汉初年，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成了宰相，丞相的独尊已被三人分权所取代。

——摘编自张传玺、王邦维《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街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参与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街，担任宰相。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军机处之所以创立，部分是由于雍正帝需要一个联系紧密的助手小班子帮他起草敕令；部分由于它是避开权势显赫的亲王，从而进一步巩固皇帝权力和提高效率的手段。军机大臣与皇帝商讨国是，并就一些皇上还未批阅的奏折提出建议，以及尽力记下皇帝的旨意，然后回去起草谕旨，即所谓的“廷寄”。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一：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不仅使文官失去了宰相作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还使所有文武官员的地位和生命、尊严的价值都变得渺小，使绝大多数时期任何一个官员在皇帝面前都显得“人微言轻”……总的来讲，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最高政治权力的运转经常处于失衡或扭曲的状态，舞台上的依靠皇帝暂时亲信而拥有治官权力的人物忠奸贤愚美丑反复变换，严重损害了明代治官活动的连续性、一贯性、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典章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

——摘编自渖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  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同时提出了灭蝗办法，并派遣御史分头督促各地灭蝗。后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在他的努力下，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