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不过，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是否任何人都具备呢？是否存在富有创造力和缺乏创造力的区别呢？

    ②某心理学专家小组以实际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与不从事此类工作的人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富于创造力的人，认为自己具有创造力；缺乏创造力的人，不认为自己具有创造力。”

    ③认为“我不具备创造力”的人当中，有的觉得创造力仅仅是贝多芬、爱因斯坦以及莎士比亚他们的，从而进行自我压制。不言而喻，在创造的宇宙里，贝多芬、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是光辉灿烂的明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是他们，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如此非凡的灵感。相反，这种非凡的灵感，往往产生于这样的过程：关注极其普通、甚至一闪念的想法，并对它反复推敲，逐渐充实。

    ④由此看来，区分一个人是否拥有创造力，主要根据之一是，拥有创造力的人留意自己细小的想法。即使他们不知道将来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他们很清楚，小的创意会打开大的突破口，并坚信自己一定能使之变为现实。

对一只蝴蝶的关怀

李汉荣

    ①初夏的一个上午，我去河边散步，看见河湾的岸边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神情紧张专注，好像在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轻轻走近他们，才看见他们正在营救一只在水面上盘旋挣扎着的花蝴蝶。那蝴蝶也许翅膀受伤了，跌入水中又使翅膀过于沉重而无法飞行。小男孩将一枝柳条伸向水面，但柳条太短，小女孩又折了一枝柳条，解下自己的红头绳将两根柳条接起来，终于够着那只蝴蝶了，然而它仍然不配合，不知道赶快爬上这小小“生命线”。小女孩急忙摘下头上的蝴蝶形发卡，系在柳条的一端，让小男孩投向水面的蝴蝶附近，示意它：这是你的同伴来搭救你了，你不认识我们，你总该认识你的同伴吧。果然，那弱小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缓缓地挨近这一只“蝴蝶”，缓缓地爬上这只“蝴蝶”结实的翅膀，小男孩慢慢地将柳条移向岸边，蝴蝶终于上岸了，两个孩子快乐得又说又笑起来。

    ②我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然而，两个孩子又商量起了这只蝴蝶今后的生活。他们小心地把蝴蝶放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正开放着的一丛野蔷薇花上，让它一边晒太阳，一边汲取花蜜。但是，他们仍觉得这种安排不到家，他们担心贪嘴的鸟啄食了这需要安静疗养的可怜蝴蝶，就采了几片树叶搭起一个简易的绿色“避难所”，将蝴蝶护在里面。他们相信，待它安静休息一些时候，伤口愈合，体力恢复，它就能重新飞舞在春天的原野上。

    ③今天上午我本来是不准备出门的，想待在家里读书或写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还是出门了。多亏我走出了门，在书本之外，我读到了春天最纯洁、最生动的情节。在我小小的文字之外、在生硬的键盘之外，两个孩子和那只蝴蝶、那片水湾，组合成真正满含温情和诗意的意象。在我的思路之外，孩子们的思路才真正通向春天深处，通向万物深处，通向心灵深处。

    ④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了许多。首先我觉得我的善心比孩子们淡漠得多也少得多，或许我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利益、脸面、尊严，而对其他生命和生灵的生存处境及他（它）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太关心，即使关心，也不是感同身受和倾力相助，即使关心了，也并非完全不求回报。总之，我觉得，仅就善良、纯洁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而言，我们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日俱减。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人性中的“水土流失”也会逐渐加剧，而流失的，恰恰是善良、纯洁这些人性的好水土，内心的河流渐渐变得混浊，泥沙俱下。细想来，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人性的好水土流失了，纯真情怀少了，实用理性多了，率真少了，算计多了，在这一多一少的增减过程里，人们的情感和心灵，就渐渐出现轻度或重度的“荒漠化”了。由这样荒漠化的人组成的人群和社会，岂不是大沙漠？那时不时呼啸着扑面而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的，莫不是人性和人心的沙尘暴？

    ⑤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是这个早晨的天使。他们对一只蝴蝶的同情、对事物的爱，是真正出自善良的天性和纯洁的内心。除了爱，他们没有别的动机，爱在爱中满足了。不求回报的爱，才是大爱、真爱。不求回报的爱，也许才会获得事物本身乃至整个大自然更丰厚的回报。

（选自《读者》2016年第3期，有删改）

凌冬不改清坚节(节选)

——忆陈望道先生

胡奇光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年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复旦大学也不例外。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沉稳地应对风云变幻，坚守学术独立的正路。他像寒风中的翠竹，不改变那清明坚贞的气节。

（一）

我1957年进复旦求学。入学三个月，即听到先生的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报告里，他大谈读书，在这反右斗争的情势下多少有点奇特吧。他说读书有快读、慢读之分。在讲到“慢读”时，他撇下稿子，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你读书，读到有一天，有一本书上的一两页字，叫你翻来覆去地读，读它一两个星期，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说是进步了!”

有这么神么?!我立即把这奇特的说法默诵两遍，储存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年，我拜读先生的学术著作《修辞学发凡》，真的被书中谈修辞同题旨和情境的那两页黏住了，翻来覆去读，那就不止一两个星期啰。

(二)

1958年教育革命中，大家讨论大学的培养目标。先生作为一校之长，却别有所见。他说：“谈到全面发展，我看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可加上一个美育……”当场没人反对，可是到了“文革”时，这个意见竟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只因为毛主席只作过要使学生“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发展”的指示。但金子总要发光的。到如今，赞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三）

我们提出要搞“近百年语文运动史”的调查，先生很是支持。那天，先生很高兴，讲了不少语文运动中的逸事，特别是大众语运动讲得更细。我现在还想得起先生讲话时右手一推、左手一挡的神态。先生说：“复古派批判白话文不够“文”，要退回到文言文去，我们上海的一批文化人批判白话文不够“白”，要提倡一种比白话文更白的大众语……这样做，为的是让我们多年拼命争得的白话文能健康地发展。”说到这里，他脸上绽出了笑容。先生顶着复古逆风，发起大众语运动之后，即使有反对白话文的言论，再也不能形成气候了。

(四)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主流报纸上出现了“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这些表述我们建国方针的流行语。我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成语里常见的“发愤图强”而用并不常见的“发奋图强”呢?

先生主张用“发奋图强”。先生说：“愤怒的“愤”和奋发的“奋”语音相同，语意相关，稍有点差异。用愤怒的“愤”，大多是受到外界的刺激。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这个道理看，用奋发的“奋”更好些。不管是有刺激也好，没有刺激也好，反正中国人民历来是奋发有为、力争上游的!”

(五)

大概在1974年夏秋之交，我有事去语言研究室。我看到那绿瓦楼房背阴处，先生正靠在竹椅上休息。他已是84岁高龄了，穿着白衬衫、蓝长裤，有病缠身，人瘦了，颧骨更突出了，我看了有点辛酸。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关于《修辞学发凡》修订的一段对话：“望老近来在修订《发凡》?”

“唔。”他慢慢坐直身子，看着我说，“如何修改得好?我想请你贡献一点意见。”那时出版的书刊，要体现批儒评法的精神，文中又要大引毛主席语录，这些于《发凡》实不相宜。我只说了一句：“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是全书的纲，不要改。”

“唔。”他好像点了点头，停顿一下，他又说：“至于修辞格还可以增些，如“影射”就可列入。”

(有删改)

卖水果的大叔

①很多时候，我是宅一族。因为懒得下楼，我可以忍受饿着肚子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如果知道学校大门口有一个固定的卖水果的大叔，也是在大学一年级将近结束，“大叔水果”的口碑传起来的时候。

②大叔中年年纪，个头挺高，普通话说得不好，但努力说好的样子让每一个与他讲话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大叔每天都是下午天快黑的时候，脚蹬着小板车过来，在学校门口右方不到百米的树旁停下，下了车揭开后板车的篷布就开始卖水果，从来不吆喝。没人的时候他不说话，站着看水果或者行人，过来人了就给拿方便袋，价钱上没有商量，到最后总会附带送小橘子、小枣子。因为价格卖得划算，不愿再去附近超市，就连学校里边并没有贵很多的水果店也开始少有人问津。

③大叔被打的消息传来，整个宿舍顿时义愤填膺了。人人网上开始了大范围地转发抵制学校水果店的活动，因为学校水果店的父子是“凶手”。他们因为大叔生意的干扰，怒火中烧，所以，父子两人联手傍晚出校门掀了大叔的摊子。听说，大叔的脸也被打伤了。我很久没有出去，听说大叔有几天没来出摊。那些出去想为大叔主持正义的人一连几天都扑了空。一个多星期后，我大半夜地送朋友出门从外面赶回学校，昏黄的灯光下，大叔一个人站着，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离学校远了三四百米。出校门，不仔细找，是看不到大叔水果摊的。

④时间已晚，不马上赶回宿舍就要被记晚归了，可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的驱使，我还是跑到了大叔摊前，要买香蕉。大叔说：“姑娘，香蕉已经卖完了，要不，你明天出来？”我说：“行。”然后转身跑远了。

⑤我其实很想问问大叔，你好了吗？很想问问大叔，最近生意好吗？很想问问大叔，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生活？

⑥可是，我走近大叔，忽然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问的问题了。每天不变地出现在那里，他已经在回答我：生活，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最大的善意去对待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