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桑吉此时正站在望得见小学校、望得见小学校操场和红旗的山丘上，对着水汽芬芳的空气，学着老师的口吻：“桑吉！”

    ②然后，他笑起来：“对不起，老师，桑吉逃学了！”

    ③此时，桑吉越过了丘冈，往南边的山坡下去几步，山坡下朝阳处的小学校和乡镇上那些房屋就从他眼前消失了。他开始顺着山坡向下奔跑。他奔跑，像草原上的很多孩子一样，并不是有什么急事需要奔跑，而是为了让柔软的风扑面而来，为了让自己像一只活力四射的小野兽一样跑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春天里，草坡在脚底下已经变得松软了，有弹性了。很像是地震后，他们转移到省城去借读时，那所学校里的塑胶跑道。

    ④脚下出现了一道半米多高的土坎，桑吉轻松地跳下去了。那道坎是牦牛们磨角时挑出来的。

    ⑤他跳过一丛丛只有光秃秃的坚硬枝干的雪层杜鹃，再过几天，它们就会绽放新芽，再有一个月，它们就会开出细密的紫色花朵。

    ⑥挨着杜鹃花丛是一小片残雪，他听见那片残雪的硬壳在脚下破碎了。然后，天空在眼前旋转，那是他在雪上滑倒了。他仰身倒下，听到身体内部的东西震荡的声音。他笑了起来，学着同学们的声音，说：“老师，桑吉逃学了。”

    ⑦老师不相信。桑吉是最爱学习的学生，桑吉还是成绩最好的学生。

    ⑧老师说：“他是不是病了？”

    ⑨“老师，桑吉听说学校今年不放虫草假，就偷跑回家了。”

    ⑩本来，草原上的学校，每年五月都是要放虫草假的。挖虫草的季节，是草原上的人们每年收获最丰厚的季节。按惯例，学校都要放两周的虫草假，让学生们回家去帮忙。如今，退牧还草了，保护生态了，搬到定居点的牧民们没那么多地方放牧了。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钱、向寺院作供养的钱、添置新衣裳和新家具的钱、供长大的孩子到远方上学的钱、看病的钱，都指望着这短暂的虫草季了。

    ⑪桑吉的姐姐在省城上中学。父亲和母亲都怨姐姐把太多的钱花在打扮上了。而桑吉在城里的学校借读过，他知道，姐姐那些花费都是必需的。她要穿裙子，还要穿裤子。穿裙子和穿裤子还要搭配不同的鞋，皮的鞋、布的鞋、塑料的鞋。

    ⑫桑吉说：“今年虫草假的时候，我要挣两千元。一千元寄给姐姐，一千元给奶奶看医生！”

    ⑬所以，他就打定主意逃学了。

    ⑭奔跑中，他重重地摔倒在一摊残雪上，仰身倒地时，胸腔中的器官都振荡了，脑子就像篮球架上的钢圈被敲击过后一样，嗡嗡作响。

    ⑮桑吉庆幸的是，他没有咬着自己的舌头。

    ⑯然后，他侧过身，让脸贴着冰凉的雪，这样能让痛楚和脑子里嗡嗡的蜂鸣声平复下来。

    ⑰这时，他看见了这一年的第一只虫草！

    ………

    ⑱桑吉一直匍匐在草地上，他的一双膝盖很快就被苏醒的冻土打湿了。他的眼睛为了寻找这短而细小的虫草芽都流出了泪水。一些把巢筑在枯草窠下的云雀被他惊飞起来，不高兴地在他头顶上忽上忽下，喳喳叫唤。

    ⑲和其他飞鸟比起来，云雀飞翔的姿态有些可笑。直上直下，像是一块石子、一团泥巴，被抛起又落下，落下又抛起。桑吉站起身，双臂向后，像翅膀一样张开。他用这种姿势冲下了山坡。他做盘旋的姿态，他做俯冲的姿态。他这样子的意思是对着向他发出抗议声的云雀说，为什么不用这样漂亮的姿态飞翔？

    ⑳云雀不理会他，又落回到草窠中，蓬松着羽毛，吸收太阳的暖意。

    在这些云雀看来，这个小野兽一样的孩子同样也是可笑的，他做着飞翔的姿态，却永远只能在地上吃力地奔跑，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像一只笨拙的旱獭。

（节选自阿来《三只虫草》，有删改）

收字纸的老人

汪曾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宽肩的篓子，竹蔑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在东郊，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砖墙瓦顶，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上书“文昌帝君之神位”。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读书人，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帝君”。他是司文运的。更具体地说，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谁该有什么功名，都由他决定。因此，读书人对他很崇敬。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中了举，中了进士，就更得到文昌阁来拈香上供，感谢帝君恩德。科举时期，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后来，就冷落下来了。

    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西厢房是老白住的。他是看文昌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东厢房存着一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书版。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柿树之前，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化纸炉设在文昌阁，顺理成章。老白收了字纸，便投在化纸炉里，点火焚烧。化纸炉四面通风，不大一会，就烧尽了。

    老白孤身一人，日子好过。早先有人拈香上供，他可以得到赏钱。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阴骘文》（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老白印了多次《阴骘文》，几乎能背下来了（他是识字的）。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骘文》了，这副版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老白收了字纸，有时要抹平了看看（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这种事曾经发生过）。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字横行如蚯蚓，还有些三角、圆圈、四方块。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里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

    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

胡炎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我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仅高出本科录取线3分。如果幸运垂青我，我会走进大学的校门，而一旦稍有闪失，我就会名落孙山。

    我的忐忑在逼人的暑热里不断发酵、膨胀，我开始失眠。接着，我的饭量迅速减少，一点胃口也没有。不久，我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父亲常年在外，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陪爸爸到乡下转转吧。”父亲说。

    我不大情愿，但又不愿让父亲失望。

    我们骑着车，穿过郊区，一直到了县城。

    父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总骑在我前面。后来，我们到了一条河边。说是河，水却枯了，裸露的河床是一片开阔的沙滩。对岸一片树林，蓊蓊郁郁的。父亲说：“咱们到那儿乘凉。”沙子被日头烤得炭一样烫，脚刚踏上去，就被烧得跳起来。

    我唏嘘着，下意识地调转车头。父亲说：“都大男子汉了，还那么娇气？”说着，顾自在前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虽吃力，却沉稳。我无奈，只得跟随。脚上的感觉渐渐只剩下了热，后来，连热也没有了，只有麻木。半个小时后，父亲上了岸，我还有段距离。我不能不钦佩父亲。父亲向我招手，给我加油。我也上岸了，一霎间，我有点儿想哭。

    树林里的确是个好地方，荫凉很厚，而且有风，把疲惫一点点地舔了去。坐下来扳起双脚，才知父亲和我都有了轻微的灼伤。父亲说这算个什么呀，他小时候天天就这样光脚跑，一点儿事没有。但是父亲还是从附近掐了一些草，揉碎了，敷在我的脚上。过了会儿，父亲变戏法似的从沙子里扒出一个花生来。这是农民收割遗留下的。父亲说这么大的沙滩，再翻找一遍至少能装满一个麻袋。父亲剥开花生，露出粉白的仁，递给我。我放进嘴里，轻轻一嚼，由于沙子的烘烤，竟格外的香甜。

    我们拣了截树枝，不停地在沙土里翻拣着，果真找到了不少花生，品尝了一顿天然的美味。

    父亲说：“现在感觉怎样？”

    我笑了笑。我很久没有这么轻松地笑了。

    父亲说：“再难的事，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休息了一阵后，父亲还未尽兴。我们骑上车，又启程了。

    这次，我们进了一片农民收摘后的果林。父亲说：“这树上肯定还有果子，你能给爸爸摘一个解解渴吗？”我点点头，很快发现了一个果子，但长得很高。我不怕，脱下鞋子爬树。爬到了粗大的树杈上，再爬，树枝越来越细，心里越来越虚。我不能再爬了，但我多想把果子摘下来。这时，父亲在下边叫我：“下来吃果子。”我循声望去，父亲的手里竟托着好几个果子！我爬下树，心灰又自惭。父亲拍拍我的头：“长果子的树不止一棵啊，总有适合你摘的。人活着，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默然无语。

    第二天，父亲走了，我的心情却好了一些。我开始冷静地想一些事情，比如落榜后该怎么走，比如理想的院校未录取该怎么办。我有了思路，心中渐渐踏实了。

    一段日子后，父亲又回来了。父亲拎着网，说：“咱们去河里捉鱼吧。”父亲过去捉鱼捉得上瘾，只是这些年调往异地，少有闲暇，很少下河了。

    我们沿着过去经常捉鱼的河岸走着。该下网了，可父亲不下。父亲说：“走，往上游走。”这是我极熟悉的一条河，却又是我极陌生的一条河。人工的防护堤没了，花坛和草坪没了，代之以古朴的桑树、老槐，一人高的藤草，和愈来愈分不清路的小径。一股沟汊，两股沟汊……蜿蜒着，交汇起来。水清得像空气一样透明，螃蟹在临水的洞口和水中的石块上悠然地爬行……

    我有些沉醉了。

    父亲说：“多走几里路，不一样了吧？”

    我使劲点点头。

    忽然，父亲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接过来，意外的惊喜让我一下子手足无措：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幸运之神站在了我这边！

    父亲说：“祝贺你，孩子！以后，还要走得再远一些，像这河，追求无止境啊。”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信封上的大头菜

马犇

代写是个老行当，多在邮局附近出摊。少时，一两家；多时，十多家。

这个行当无需太多东西，一张桌，一沓纸，一支笔足矣。讲究的代写人，会使专用笺纸，且以毛笔书之。但多数代写者只用钢笔，纸也就地取材，机关、企业、学校的稿纸都有人用。

代写多是代人写信，偶尔也代写诉状、遗嘱、传记、家史。代人写信并不复杂，顾客口述大概内容，代写人书之。也有代写回信的，不识字的人拿来收到的信，请代写人读信，然后将回信的大致内容告知代写人。

代写冯不是最早的代写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加入队伍。选择代写，并不是因为他已从工厂病退，而是另有他因。

代写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写完一封信，就忘掉内容，在写信的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顾客的想法。加之其价格在同行中最低，所以找他代写的人特多。

与别人不同的是，当有人往台湾寄信时，代写冯写信封前，都会与顾客商议，“同志，请允许我在信封背面画一个代写摊的标志”，多数顾客不会拒绝，或者说并不在意，因为别说他画个标志，就是涂满信封，邮资也不变。

代写摊的标志是个大头菜，下面写有“大头菜·冯”。后来为提高效率，代写冯刻了枚章，上置大头菜图案，下刻文字，极易辨识。

解放前，淮城有不少人在南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兵败台湾前，有很多淮城籍的国民党军官回乡将亲友带走。所以后来，淮城往台湾寄的信，往往比寄往周边的信还多。

代写冯清楚地记得，他六岁时，哥哥十岁，身为国民党军官的舅舅回乡省亲，在冯家小酌，自己和哥哥在院里玩耍，哥俩路过堂屋时，舅舅立即召唤哥哥。谁也没想到，饭毕，哥哥即被带走。从此，一条海峡分隔开哥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掀起寻亲潮。由于老家所处的街巷已被更名数次，即便哥哥记得旧址，信也会被打回。而哥哥的地址，代写冯更是一无所知。

令哥俩终身难忘的或许只有大头菜，因为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个腌制老卤大头菜的作坊。当年，站在巷口，就能闻到大头菜那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些年，因为贫困，大头菜被广泛食用。虽然条件艰苦，但淮城人一直乐观，他们尝试着“细做”大头菜，且将腌制大头菜的卤留下来，像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卤仍在缸里。用老卤腌制大头菜成了当地的习俗。

旧时岁月，老卤大头菜不仅让单调的饮食多了些滋味，还给困窘的生活提了鲜。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老卤大头菜并没消失，它成了淮城人的情结。再后来，它在外地也红火起来。淮城有民谚：“大头菜不是菜，出门人往外带。”淮剧《补缸调》更为直白：“河北闻名大头菜，招来宁沪大客商。肩挑车运到码头，货到南边用船装。远销南京和上海，还有扬州和镇江。河北地方腌切户，家家都有腌菜缸。”

《补缸调》里的河北，即河下古镇北边的河北村。代写冯家正住在河北村，当年，哥俩餐餐都离不开自家的大头菜。

代写冯干了十多年，代写的寄往台湾的信有数百封。一个冬日，梁二拿来台湾亲戚的回信，代写冯照例读给梁二听，除了梁家的信，还有张宣纸，几列隽秀的毛笔字，上书——近日，几位淮城籍友人相聚，席间，谈及家乡的大头菜，梁君便拿出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封背面钤着大头菜的印。梁君说淮城有个代写摊，所代写的来台的信皆有此印。“大头菜·冯”，代写摊莫非恰是吾弟所设吧，今借梁君的信，附上通联。含泪盼复。

代写冯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笨方法竟能找到哥哥。代写冯替梁二写完信，即给哥哥写信，一口气写了十多页。自此，哥俩频繁通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哥哥回乡，五十年了，哥俩终于重聚家乡。代写冯做了很多家乡菜，还特意放了碟老卤大头菜。令代写冯意想不到的是，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从未开封的小坛。这是当年离淮时，母亲塞给他的。

哥俩夹起大头菜，老泪纵横。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大雪下的正紧，林冲和差拨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早来到草料场外。看时，一周遭有些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房做着仓廒，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道：“仓廒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有数目。”老军都点见了堆数，又引林冲到草厅上。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军指壁上挂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军自和差拨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屋边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五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

    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钱纸。”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进到店里。主人道：“客人哪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如何便认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依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紧了。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林冲寻思：“怎地好？”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林冲把手床上摸时，只拽的一条絮被。林冲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寻思：“又没打火处，怎生安排？”想起：“离了这半里路上，有个古庙，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做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拽上锁了，望那庙里来。入的庙门，再把门掩上，傍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入的里面看时，殿上做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推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将那条絮被放开，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五分湿了。和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芦冷酒提来便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正吃时，只听得外面必必剥剥地爆响。林冲跳起身来，就壁缝里看时，只见草料场里火，刮刮杂杂烧着。林冲便拿了花枪，却待开门来救火，只听得前面有人说将话来。林冲就伏在门边听时，是三个人脚步响，且奔庙里来。用手推门，却被石头靠住了，推也推不开。三人在庙檐下立地看火。数内一个道：“这条计好么？”一个应道：“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这番张教头没的推故。”一个道：“林冲今番直吃我们对付了。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又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没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两个央浼二位干这件事。不想而今完备了。”又一个道：“小人直爬入墙里去，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个道：“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又听一个道：“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又一个道：“我们回城里去罢。”一个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

    林冲听那三个人时，一个是差拨，一个是陆虞候，一个是富安。林冲道：“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厅，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轻轻把石头掇开，挺着花枪，一手拽开庙门，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三个人急要走时，惊得呆了，正走不动。林冲举手，肐察的一枪，先戳倒差拨。陆虞候叫声“饶命！”，吓的慌了手脚，走不动。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只一枪，又戳倒了。翻身回来，陆虞候却才行的三四步。林冲喝声道：“奸贼！你待那里去？”批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便去陆谦脸上阁着，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陆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回头看时，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这厮原来也恁的歹，且吃我一刀。”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回来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胳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

    （节选自人教版《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有删改）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