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它蕴含着文学的真谛。影视剧以直观形象的艺术手段见长，它可以诉诸人们的视听感官，在短时间内形成很大的观众群，文学则把语言作为自己唯一的工具，同时在更高的层面上，语言的新颖独特，准确传神，以个人的或者集体的文学创作，丰富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表达的能力。因而，文学大师，一定也是语言大师。作家的词汇量，就像建筑师的材料库，能够娴熟地选择和运用的词汇越多，越能够变化多姿和准确到位地表述出作家想要传达和抒发的精神世界，也反映出作家对纷纭万状的人性和生活的观察体验的能力。

    自古以来，优秀作家对语言的丰富性和表现力都追求不倦。诗歌从四言诗、五言诗到七言诗，从风谣古体到律绝词曲，都是在探索语言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中完成的。明清以降，小说和戏曲以白话为正体，更是在语言的口语化中寻求内在的精神解放。曹雪芹的《红楼梦》，从诗词歌赋曲诔的经典文体，到灯谜楹联乡谣民谚和打油诗，从庄子、老子的名句隽语到《西厢记》《牡丹亭》的精彩唱词，从通俗易懂的《好了歌》，到刘姥姥的“饭前曲”，不胜枚举，堪称是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大观园”。

    文学文本不同于影视作品的线性时间和一次性完成，它可以打乱时空顺序，突破直观性的生活场景的局限，而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为揭示复杂的现实和人性提供足够的空间，读者也可以打乱文本顺序而反复地玩味作品。文学的强项在于，除了听觉和视觉等有形的感官，它可以诉诸嗅觉、味觉，更可以直指人的心灵，它的大量的“潜台词”，远非影视文本所可比。它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与揭示，远远超越了其他的艺术门类。

    同时，语言可以表达某些抽象的意念，不受画面和声音的制约。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开篇中所写，比大海更广阔的是蓝天，比蓝天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这种广阔性，超出了具象的边界，而容纳了大量的玄思妙想和激情涌荡，只有用文学的语言才可以捕捉和勾勒它。米兰·昆德拉也曾经说过，当今，在影视和传媒大行其道的时代，小说应该更加自觉地强化其主体意识，让小说所能够发挥其独到的长处，探索人的生存的可能性，在哲学的玄思与人性的探索上花力气开掘深度。我们当下也可以看到，许多后进作家对于人物的精神层面的专注，无论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还是乔叶的《认罪书》，都让我们体会到“心灵拷问”的冷峻严酷，看到文学对人性探索与精神救赎的新收获，也对这些“70后”作家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如果说，情节和故事是小说与影视文本所共有的，那么，心灵的探寻，则是文学得天独厚的禀赋，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缘由。明乎此，坚守文学的底线，追求精神的超越，才是文学发展的正途吧。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的“礼运”篇中，作者借孔子之口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就是没有私心和阴谋诡计，抢劫偷盗与乱贼暴徒亦已灭绝，即使夜不闭户也安然无事的“大同之世”。

    大同之世的基本特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天下乃天下人共同的天下，从而区别于以世袭制度、“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等为特色的“天下为家”，即某个人及其家族将天下据为己有的时代。公天下代表了儒家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儒家力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其根本目标就是希望成就一个道德理想国——大同之世。

    儒士集团天下为公的取向不仅是早期儒家就已揭明的理想，而且是后世儒者进行社会批判不得不遵循的基本点。清初黄宗羲正是在与天下为公的理想之世的比较中，对世袭社会中仅仅立足于自己一家一姓之私利的君主予以了无情的鞭笞。宋代朱熹据此对家天下时代做出了批评性反省，他批评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而且认为相比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世袭社会“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尽管其言论并未直接包含社会批判的内容，但是我们从张载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中，依然不难看出一个真正的儒者超越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气度。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传统社会帝王家族的根本追求则是“天下为家”，即以维护一家一姓对天下权力、财富乃至民众的独占和维护一家一姓“永久”的世袭为根本目标。这就不能不与儒士集团的理想追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而由于儒士集团虽以“道”的化身自任，但却无位、无势，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根本不是有位、有势的帝王家族及其所代表的权势集团的对手，其“以道抗势”的行为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与程度上纾缓家族专制的暴虐之外，根本不可能对现实的社会人生真正发挥儒者所自我期许的影响和作用。这就不仅使得儒家在传统社会中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存在境遇，而且不能不限制儒家思想作用的发挥。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学不仅不是能够为所谓“封建社会”所完全封限的，而且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包含了对“家天下”鲜明的批判意识。因而，儒学不仅不应当随着“家天下”的逝去而消失，而且“家天下”的被推翻恰恰是为儒学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正是一个以“天下为公”为终极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之世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同，但归根结底它们在强调人自我做主而不皈依于外在的上帝、主张在人间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上帝之城，体现天下一家的追求等根本的理论关节点上则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契合性。（摘编自李翔海《公天下与家天下》）

谈美

[英]毛姆

    ①我发现美是个终点。我仔细考虑美的东西，觉得我所能做的惟有凝视和赞赏。它们对我引起的情绪是高雅优美的，可是我既不能保持这情绪，又不能重复感受它；世上最美的东西最终也使我厌腻。我注意到，从未臻完善的作品中，我倒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正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所以它们使我的想象力得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最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是尽善尽美，我无以复加，我不安宁的心灵只能疲于消极的沉思默想。我觉得美好高山的顶峰，你攀上了那里，就只有重新回下来。完美无缺是我们都追求的，却又最好不要真正达到这境界。

    ②我曾试图从美学家那里寻找出人性中有什么因素使我们可能产生美的情感。我们惯常认为美源于人要求表现的本能，而我得说这是一种身心的状态。或许在身心的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生理功能，使某些声音、某些节奏、某些色彩特别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也因为我们爱某些东西、某些人、某些地方，或者时光的流逝增添了感情价值，所以我们觉得美。

    ③还没有人研究过时间对于美的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越熟悉它们，越看到它们的美，而且历代的赞赏不知不觉地增加它们的美。济慈的颂歌现在比他刚写下它们的时候更美，所有从这些优美的诗歌中得到安慰和力量的人们积聚的感情使它们诗意更加丰富了。审美情绪决不是一桩简单明确的玩意儿，它是非常复杂的，是由各种不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因素综合形成的。美学家们教你不要因为一幅画或一曲交响乐激起了你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它们挑动了你忘怀已久的往事，或者因为通过它们引起的联想，使你进入了神秘的狂欢状态，就为这些图画或音乐所感动。这样的劝诫没有用，事实上你还是被感动。

    ④一个人对于一件伟人的艺术作品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他在罗浮宫观看提香的《埋葬》，或者在听着《歌唱大师》中的五重唱的时候，他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刺激，使我感到既是心灵上、却又是肉体上的高度兴奋，使我感到幸福，似乎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人生的羁绊；同时又感到自己产生一种充满仁爱的温厚心情。我觉得安定舒泰，而精神上又似超脱人世。但是我问自己，这种情绪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它令人愉快，而欢乐本身是美好的。

    ⑤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倘若它只能给予快乐，无论是怎样的精神上的快乐，它也没有多大意思，或者至少不比一打牡蛎和一盅葡萄美酒有更多的意思。倘若它是一种安慰，那是够好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邪恶，人们能够常有个隐逸的去处，确是好的，但并不是逃避邪恶，而是积聚力量去迎战邪恶。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事实很奇怪，艺术家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收到这个效果，正如蜜蜂是为了自己需要而制造蜂蜡，全然不知人类会拿去派各种各样的用处。

（选自《毛姆随想录》，有删改）

    毋庸讳言，互联网已经成为舆情的最大集散地。而互联网公共生活这个子集，也正以加速度不断接近全社会公共生活的全集。

    多年前，我们在思考：“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时至今日，我们不仅早就驶入“高速路”，更在加速前行。网络高速路上，能否清晰分配“路权”“责任”，能否树立更显眼的指示牌和界碑，决定着公共生活的秩序和品格。

    如果说河流奔腾靠地势高低落差是规律，那么以河岸约束控制流速就是规则。对于网络“新集体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规律无可抗拒，规则也不可或缺。的确，小如微信群，一旦乘以8亿多用户，即便是“封闭式”的朋友圈，也有海量受众。这就决定了公众与监管者都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

    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网络时代非同一般，社会面貌会变得年轻；而理解了网络与现实社会并无二致，时代思维会变得成熟。一年来，现实中的法律规则正用比以往更短的时间向新领域漫溯，公共生活的“经纬线”不断确立，界定着这个时代的公序良俗。

    公共舆论的判断力不能被新产品、新平台牵着鼻子走，而公共治理的方向则应该尊重民意。魏则西事件催生了“魏则西条款”，我们见证了国家工商总局第一次将“付费搜索广告”定义为互联网广告；快播案网络直播破除了“技术无罪”的迷思，“守护技术创新初心”的社会意识在深化；几起侮辱英雄名誉案中，法庭一锤定音，英雄名誉权背后的言论是有边界的；网上订餐平台黑作坊入驻被接连曝光后，各方都在推动订餐平台的职责从资质等形式审查向经营情况的实质审查过渡；面对公众对电商删除差评、泄露隐私的集体吐槽，电子商务法草案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意与法律的交响，构成了互联网公共生活的法治底色。

    不难发现，各大互联网平台承载舆情喜怒哀乐，也难免偶有失控、稍显混乱。个人固然不能免责，但平台也无法靠怪罪公众无“方向感”而脱责。仅从支付宝“圈子”上线引发的争议看，经过20多年锻炼的中国网民，虽或多或少还在抱怨互联网规矩束身，但正是他们，不自觉地熟练掌握规则的逻辑，呼唤规则的治理，叩问技术的伦理，对照法律看问题，面向监管找答案，让行为越界的互联网巨头屡陷“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各大平台与其说是在应对监管者，不如说是在应对它们的“上帝”，是在回应时代的新要求。

    舆情背后是“事情”，舆情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必然会从互联网平台延伸到现实平台。无论关注魏则西，还是医患关系，又或者是个人信息泄露，公众的问题是技术之外的生命权、安全权、隐私权，是现实生活场景中的普遍正义，这就需要治理的逻辑向生活更广阔的腹地延伸。

    同样是关注热点，这几年来的一个变化是：公共事件日益变成法治事件，舆情对热点问题的关注中，情绪的表达、信息的搜集之外，法治的思考、制度的诉求有了更重的分量。这样的趋势，体现在对毒跑道事件的持续关注中，也出现在对山东疫苗案的拷问中，也彰显在对电信诈骗案法治出路的求索中。那些不断深入的观点、表达，聚焦成有建设性的“光束”，对接着公共治理最前沿的议程，倒逼出更深领域的法治进程，照亮了公共生活的更多角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当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它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钟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对这个节日是怎么起源的，又源于何时等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笔者近读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二有关于中秋节起源的记载，对回答中秋节是怎么起源和源于何时这两大问题大有作用。现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乃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属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

    此文所记为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9）事。

    圆仁关于中秋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的记载，大致可信。因为我国古代一些专记岁时的专著如汉崔亮《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梁宗擦《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唐韩鄂《岁华记丽》等书，均未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事；类书如编于唐初的《艺文类聚》、唐中期编《初学记》等，其岁时部亦不记八月十五中秋节；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民间日用书《书仪》，也不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些似乎都告诉我们，唐以前，中秋节或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再来看看当时文人在八月十五的聚会，就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八月十五夜，他们都习惯于在一起吟诗赏月。如《白居易集》中，就留下了《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对酒玩月偶题是诗》（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卷十七）《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卷三十一）等五首以“八月十五日夜”为题的诗作，若不是把此日夜当作节日，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中唐人已经把八月十五日夜当作节日，说中秋节起源于唐代，当非无据。

    此节得以从新罗“引进”，有其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首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八月十五夜的月亮，唐欧阳詹所言：“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中；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种看法，代表了崇尚中庸之道的国人意识。“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正好说明八月十五日夜是立节的佳辰。

    其次，关于月的诸多神话传说，也是中秋节形成的节俗文化基础之一。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传说，均极为优美和富于传奇性。

    其三，古礼“秋分夕月”和秋社俗，也应是中秋节形成的又一个文化基础。秋分和秋社均为八月节，其时间一般都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甚或同时。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秋社日为八月十五日，次日即为秋分。社日是农业大国的重要农事节日。社为土地神，“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社日是祭社神的日子，分春秋二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秋社。前者“祈年”，后者“庆有年”。两次社祭，家家户户“结综会社”，非常隆重。秋社和秋分这两个传统节日在八月十五日前后一两日或同时，毫无疑问对中秋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