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在五个核大国中，我国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对此功不可没。曾有一位日本专家赞叹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参加‘轻核理论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年仅35岁。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1965年，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从9月到11月的一百多个日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84年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最终，那次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选自“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1月16日）

    材料二：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咸城镇贼首，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写下这首诗。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麻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使认识有所前进。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麻院士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摘编自人民网《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材料三：

    于敏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客厅依旧悬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们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部署、持续推进。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被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点工作。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二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三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突出解决好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四要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扩大健康国际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8年10月13日刊文）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亚健康状态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虽然仪器不会检测出病症，但人体却会有各种不适感，这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所承受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以及普遍拥有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现代社会亚健康群体增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等问题日趋泛滥。

    随着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隐患日益严重，一种富有全局性的健康理念——“大健康”应运而生。它倡导人们从透支健康、对抗疾病的方式过渡到呵护健康、预防疾病的新健康模式，树立正确的健康消费观念，接收科学的健康指导，让人们“生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病得晚、提高生命质量、走得安”。“大健康”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上以及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健康。当今医学界，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传统模式逐渐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大健康模式转变。大健康模式研究的不是病因，而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其核心是通过个人健康管理，科学地排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摘编自《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材料三：

    2013-201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

    材料四：

    巨大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利润导致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从鸿茅药酒到权健事件，暴露出的是整个保健品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不少保健品生产企业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旗号，制假售假，甚至把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诱导消费者上当。一些保健品在销售过程中，与消费者大套近乎、嘘寒问暖，“专家免费会诊”“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套路重重……种种乱象，坑害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必须加速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专项条例及配套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加强保健品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要建立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明晰相关部门审批、监督和处罚职责，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出现问题，要露头就打、一查到底，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取缔违规企业；同时进行警示教育，要让公众客观认识保健品的“疗效”，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正确的消费引导。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一 2017年中央推出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而《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是《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

《意见》抓住了技工短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多年来全国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也涌现了一大批大国工匠和高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全国的就业人员有7.7亿，技术工人1.65亿，其中高技能人才有4700多万。技能劳动者约占就业人员的20%，而高技能人才不足6%，这两个比例都比较低。目前，就业市场上每100个技术工人对应150至200个岗位需求，特别是高技能人才非常短缺。技工短缺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就业难与招工难同时存在。

《意见》抓住了技术工人的利益问题并推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当前存在问题的主因是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不够高，受社会环境、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收入水平偏低，许多青年人不愿当技术工人，这些问题需要统筹研究、综合施策、长期努力。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的推出，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摆在一个重要位置。

(摘编自《〈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政策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5月2日)

材料二 奋斗新时代，让我们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为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创造条件，才能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广大劳动群众勤于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练就过硬本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就一定能够成就闪光的人生。

(摘自社论《书写新时代劳动者新的荣光》，《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材料三 在实践层面，重建劳动教育观要强化激励性与基础性，让劳动成为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劳动教育不是专门的课程，没有具体的可量化的育人任务、指标、考核标准；它不是刻意、强制的观念和行为，而是依存于自觉意识、自觉追求和自觉行为中。劳动教育虽难以落到实处，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必须渗透到教育的基础和归宿，它不仅能够增强体质，磨炼意志，能够培养爱劳动、依靠劳动生存与创造的品质，还能够丰富对人生的理解，增强对自我发展以及成功体验的审美意义，能够实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增进智慧等功能。

在学校教育层面，各地方政府要在国家相关文件指导下，制订劳动教育的实施细则，学校要结合学科教学制订劳动教育计划、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和公益劳动活动。在家庭教育层面，既要规定学校指导家庭配合实施家庭生活劳动教育计划，又要通过对学生个人劳动教育过程与成果的记载考核，督促引导家庭开展劳动教育。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要制定政策要求社会各单位、企业有接收中小学生现场劳动教育观摩实践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各种公益性场馆、教育基地有接收中小学生参观、学习以及开展实验演示教育的任务；允许并支持社会助学机构开展多样化创新和实践活动。最后要把劳动教育过程、成果作为学生、教师、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进行考核评价的内容载入档案，形成全社会的劳动教育激励机制。

(摘编自宁本涛《重塑劳动教育观》，《新华文摘》2019年第9期)

材料一：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河南省杞县融媒体中心在筹备纪念活动翻阅资料时，在杞县档案馆查找到70年前焦裕禄的两份珍贵手稿。两份手稿均写于1952年11月，记录的是30岁的焦裕禄在杞县谢砦乡(今邢口镇)开展土改复查工作的情况。

1952年1月，焦裕禄来到杞县后，先在葛岗区大云所乡和楚寨乡走访调查团组织建设，开展土地复查工作，后在谢砦乡开展土改复查工作。从时间上推断，焦裕禄在杞县工作约一年时间，改变了过去他在杞县工作5个月的说法。焦裕禄在《杞县一区谢砦第一步工作报告》中写道：“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干部团结，密切党群关系……当人民的好干部。”在杞县工作期间，焦裕禄走街串户、访贫问苦，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群众认识到“只有坚定不移跟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自8月10日起，焦裕禄的两份手稿开始在杞县纪念“焦裕禄诞辰100周年”书画展上展出，两份手稿为杞县党员干部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提供了珍贵教材。

(摘编自《纪念焦裕禄诞辰100周年主题报道——杞县发现焦裕禄两份珍贵手稿》)

材料二：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怀着满腔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想来到正在筹建中的洛矿。

厂里提出，当务之急是要修一条从车站到厂区的公路。焦裕禄主动承担了这个紧急任务，厂里只给了他半年时间，领到任务后，焦裕禄就和工人们一起在筑路工地上风餐露宿。由于临时搭建的工棚少，焦裕禄提出干部露天睡觉，自己带头把铺盖搬到野外，并风趣地表示，天作房地作床，这么大的屋子，这么大的床，往哪找啊！

1956年12月，焦裕禄被厂党委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他没日没夜地投身于洛矿的建设中，带领大家冲锋在前。1958年春，厂党委决定，由焦裕禄所在的车间承担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卷扬机在矿山、码头、水利等建设中主要用于物料的提升与平移。为了缩短工期，焦裕禄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把整台苏联机器上的上千个零件全部拆解下来，一件一件熟悉。在焦裕禄的领导下，一金工车间克服了设备不全、原材料和零部件奇缺等重重困难，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不仅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还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中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同年8月，机器分配给河南义马煤矿后，使该矿的提升能力较过去翻了一倍。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表现出良好的安全和使用性能。

1959年1月，焦裕禄由于出色的表现，被厂党委任命为生产调度科科长。1962年，他重新回到农业战线任职，从此告别了9年的工业岁月，开始了他人生又一段新的征程。

(摘编自《焦裕禄在洛矿》)

材料三：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啊！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摘自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体现在思想感情上，也体现在艺术形象上，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正是出现在盛唐时代的创作高潮中。整个盛唐气象歌唱的是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人民所喜爱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在性格上更为平易开朗。这样一个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李白的《横江词》："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在风浪的险恶中，却写出了如此壮观的局面，这与《蜀道难》的惊心动魄，乃同为时代雄伟的歌声。而王昌龄的《塞下曲》："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暮，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甚深厚、朗爽、典型形象，也正是最饱满有力的歌声。至如李白的《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那么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成长的。

材料二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边塞题材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其所以特别引人瞩目，就因为它仿佛是只属于盛唐的一个题材；盛唐之前颇少见，盛唐之后乃几成为绝响，而盛唐时代却恰恰是边塞上相对平静的时期，边塞诗因此主要的并不在于写战争，而是一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唐代自唐太宗贞观四年击溃东突厥，贞观九年又大破吐谷浑之后，边塞的形势基本上稳定下来，到开元年间就更为缓和。而一百年间唐代社会蓬勃发展，国势不断走向鼎盛的高峰，边防上的威望也与日俱增，实际上完全掌握了和平的主动权，边塞诗就正是在这样条件下的产物。安史之乱后，边防的和平已如明日黄花，边塞诗也就随着盛唐时代的结束而衰落了。边塞诗由于只属于盛唐时代，它因此也就更具有时代的特征与诗歌高峰上最鲜明的标志。

王昌龄《从军行 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里乃是说明着边防上雄厚的实力，没有边防上的实力是谈不上边塞上的和平的。《塞下曲》：“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暴，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这又说明战争是残酷的，尽管“咸言意气高”，却是“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的历史性悲剧。这就进一步解释了边防的性质乃是为了保证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这几乎是唐代边塞诗中一种普遍的认识，又岂止是专对洮河一带。所以李白在《战城南》中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杜甫在《前出塞》中说：“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正是基于这种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普遍认识，战争最为稀少、和平最相对稳定的开元时代，反而成为边塞诗的摇篮。

王昌龄这两首诗写的实际上又都是历史性的概括。吐谷浑到了开元时代早已亡于吐蕃，这自然不是当时的战役；“昔日长城战”当然也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乃是一个历史性的高度概括，唐代的边塞诗因此往往不拘于哪个具体战役，哪个时间，地点，而是在广泛的时间，空间上把边塞作为一个整体来歌唱。这样边塞诗的引人人胜之处就不在于哪个战场，哪个战役，而主要是一种悲壮的豪情，异域的情调，辽阔的视野，边防的信心。

（以上材料均取材于林庚《唐诗综论》)

材料一：

近年来，影视作品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2023年初，电视剧《狂飙》热播，江门作为拍摄地迅速“出圈”。电视剧《繁花》播出后，上海黄河路成为剧迷们追捧的热门景点。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又将新疆北部城市阿勒泰展现于公众视野。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影视作品对城市形象和文化推广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对影视创作的支持力度。这种“双向奔赴”的态势，对推动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一座城成就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光明日报》2024年6月19日）

材料二：

“古城，变没变？”面对笔者的问题，常年从事文保工作的方楚兰答得直接：“格局一直没变。”潮州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古城。站在城墙上望去，韩江、韩山立于前，“850多岁”的广济桥横卧江面，老城内街巷纵横，一条牌坊街成为古城文旅特色区的“中轴线”……高处有城楼城墙，近处有江水古桥，内里有小巷老厝，从高到低、由远及近、自外而内，古城格局充满了“立体感”，尽显魅力。

漫步广济桥，上面的部分亭台楼阁被开辟为潮州非遗展室，非遗传承人在室外开展常态化演示，增强与市民游客的互动。

62岁的郭金耀生于斯长于斯，见证了古城的点滴变化。在他看来，牌坊街的每一个牌坊都有故事，讲好文化故事能让游客感受深厚底蕴。文化根脉的跳动是实现活化利用的驱动力。一座城、一条街，要促进文旅发展、商业繁荣，就必须做好文化这篇大文章，让更多人知道文化的根、感受文化的脉。

“晚上没事了，沿着古城走一走，真是有灵气！”茶入盖碗，沸水冲泡，郭金耀一边展示潮州工夫茶，一边笑谈日常生活。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让传承千年的文化浸润在城市肌理中，如此，古城定会绽放新光彩，持续“潮”起来。

（摘编自李洪兴《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原汁原味”》《人民日报》2024年6月18日）

材料三：

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江西南昌方言传承基地——贵林社老荼馆里座无虚席。追光灯再度亮起，演出现场氛围升温。台上相声演员长褂一甩，抛出精心设计的“包袱”，远道而来的游客一边品茶、一边互动，品味用南昌方言讲述的历史和故事，体验感“拉满”。让旅途充满“文化味儿”，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旅行时的选择。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走进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寻找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头戴簪花、身着马面裙在福建泉州古城找寻“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踪迹；跟随电影《长安三万里》在陕西西安感受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随着旅游消费升级，人们的旅游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旅游不再只是“看山看水看风景”，而是日益向“观文品史、体验生活”转变。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文化体验越来越成为他们注重的旅游内容。一项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发起的调查显示，选择旅行目的地时，超过七成的受访者看重旅游目的地的历史人文含量，如历史积淀、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等。“文旅”在“旅”也在“文”，如何更好推动文旅融合，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是文旅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风貌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各具特色，这也恰恰构成了各地吸引游客的独特文化魅力。因此，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需要注重把握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旅游走红，许多县城成为网红旅游目的地。这背后，既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县域旅游配套服务体系日渐成熟等共性因素，也在于不少县城不断推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吸引了游客目光、提升了旅游品质。在河北正定县，独具韵味的古城、古香古色的巡游表演，让“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在湖北竹溪县，立足非遗山二黄戏曲打造的武陵不夜城给游客带来充满国风和烟火气的独特体验。从实践来看，只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不“复制粘贴”、避免同质化，才能以有活力、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激发文旅新动能。

推动文旅融合，并非只是原封不动地对文化进行呈现，而是要在守住历史文脉、文化精粹之“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达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目的。比如，参观博物馆渐成风尚，许多观众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而是希望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这就要求博物馆在深入研究文物特点与价值的基础上合理布展，用好智慧导览、全息投影、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新手段，以深入浅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文物故事。再比如，许多历史文化名城洺镇名村借助新潮的玩法、丰富的民俗、个性的文创“出圈”，密码也正在于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守正创新，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历史文化更加可感、可知、可参与，这同样是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的内在要求。

当前，旅游业已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精心打造更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让人们在旅游过程中更好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既符合广大游客期待，也将孕育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摘编自邹翔《“文旅”在“旅”也在“文”》，《人民日报》202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