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看望

【德国】海•格兰特

    上午最后一节课刚开始，有人从外头喊：“培德•莱默斯，你妈妈来看你来了!收拾一下东西，今天别上课了。”

    妈妈来了!培德全身的血往上涌，耳根都红了。他把数学本子收到一块儿，然后磕磕绊绊地离开了教室。

    她在接待室里，坐在最前排的一把椅子上。满脸皱纹、瘦瘦小小的妈妈穿着一件旧式大衣，灰色的头发上是一条黑头巾。身边是那只古老的笨重的方格纹手提包——这种手提包现在只有粗壮结实的农民才提着它出门。

    “培德，儿子!”他感觉到了妈妈长了茧子的手握住了自己的手，闻到了她那只有过节才穿的衣服上的樟脑丸味儿。他的心在感动和压抑之间犹豫。为什么她偏要在今天，在上课的日子里来!在这儿，大家都会看见她!那些有钱的、傲慢的男孩子们，他们的父母，都是开着小汽车到寄宿学校来，把礼物、钱随便那么一撒。

    “校长说，你可以带我去看看你的房间，你今天不用上课了。真好，不是吗?”

    上帝，她已经去过校长那儿了!就穿这件不像样子的大衣!他抹了抹潮湿的额头，带着愤愤的果断，抓起那个古老的方格纹手提包——这种手提包不装东西就够沉的了。

    他快速地几乎是跑着上楼梯，走进那间小小的双人房间。“那就是我的床。那边，靠窗子的，是齐姆森的。他爸爸是工厂主，富得要命，一辆汽车就像我们房间那么大!”

    妈妈几乎是虔诚地注视着那张床，她大概在惊讶齐姆森盖的竟然不是金被子吧!然后，她带着幸福的微笑又转向他，并且打开那个方格纹手提包。“我带来了几件新衬衣，培德。是柔软的好料子做的，颜色也是时下流行的。这是一块罂粟蛋糕，你最喜爱吃的，里面放了好多葡萄干呢!现在就吃一小块吧!”

    她温存地笑着，愉快地走到他面前。但是，他不耐烦地拒绝了。

    “现在不吃，妈妈，就要下课了，一会儿所有的人就都涌到这里来。别让他们看到你。”

    “怎么……”她那张被太阳晒黑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在拉上手提包时，她的手微微颤抖着。

    “是这样。好吧，那我还是走吧。”

    但这时过道里已经有了响声，紧接着齐姆森就走进房间里来了。该死!正好是这个齐姆森!他的友谊对培德来说至关重要。齐姆森有一种苛求的、爱好挑剔的审美观。“这是我妈妈，”培德笨拙地结结巴巴地介绍，“她来给我送换洗衣服和蛋糕。”他感到脑袋在痛，只想快点离开。齐姆森说了自己的名字，一面用培德一向羡慕极了的姿势动作优美地鞠着躬，一面彬彬有礼地微笑着。“这真是太好了。家里人来探望永远是最高兴的事。不是吗，莱默斯?”这肯定是一句客套话，培德带着乡下人的猜疑想道。但是妈妈却满面笑容地向齐姆森道谢：“是啊，我给他送新衬衣来了。我们刚刚收完麦子，我来看看他……”怕妈妈再说什么，培德赶紧把妈妈“扶”出了房间。

    培德拉着母亲匆忙地悄悄地下了楼梯。一直到大门口，他才舒了一口气。

    到了车站，“你可以坐下一趟火车走，”他没有把握地建议，“也许还能在候车室内喝杯咖啡呢。”

    “不了，就这样吧，儿子。我现在知道你过得很好，也不那么想家了，我这就上车。”

    他还想说些什么，随便说些什么，但喉咙哽咽，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时列车员关上了门。他从窗口又一次看见她的刻画着艰辛和忧虑的发灰的脸庞。“妈妈!”

    他喊着，可是火车开动了。

    回到房间，他又看见了桌子上那块妈妈摆放的罂粟蛋糕，气味芳香。可是他一点也不饿。他走到窗子边，久久地呆望着外面。他的咽喉总感觉到异样疼痛。

    齐姆森进来了，一眼看见还没有动过的蛋糕。

    “你究竟为什么那么快让你妈妈走了!”齐姆森严肃地，几乎是阴沉地问，“你呀，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妈妈就好了!”

    培德这才想起，齐姆森的父母已经离婚了。他愣在那里，他知道无可反驳。

    机灵的齐姆森又带着他惯有的明朗微笑，指着蛋糕：“来来，动手啊，不然要发霉了。”他们一起大嚼蛋糕的时候，培德喉咙的压迫感渐渐消失了。

人情圈

    这两口子从乡下到城里来打工，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年。

    男的叫古正风，四十来岁，眉粗、鼻高、身体壮实，见人一副笑模样。妻子叫刘秀姑，肤色黑，但眉目清爽。他们是雨湖公园的合同工，古正风在花木队侍弄树圃、花坛，每月工资一千八百元；刘秀姑在清洁队打扫亭阁、厕所，每月一千五百元。

    雨湖公园很大、很美，又处在城市的繁华地带，天天都是游人如织。为上下班方便，这两口子租住马家巷的两间小平房里，一间是卧室兼餐厅，一间是厨房，不到四十平方米。租金很便宜，每月六百。房东叫马绍祺，他家有一个独立的院子，出租小屋不在院中。古正风只在交房租的时候，才去马家院，交了租金不坐不喝茶不扯闲话，转身就走。

    在马家巷住了大半年，他们除了认识房东之外，巷中还有三十来户人家，几乎不打交道。他们觉得很寂寞。在乡下，一个村的人都知根知底，没有不认识的，东家做寿，西家结婚，都会闻讯而至，帯上一点礼物或礼金去表示心意，邻里关系鱼水情深。俗话说：“人情是把锯 ， 锯来又锯去。”真是一点也不假。

    古正风对妻子说：“城里人有他们的交际圈，我们被隔在外面，既然我们想在这里长久地生活，就得把自己融进去。”

    妻子问：“人家不请，我们能厚着脸皮上门送礼？”

    “我们不是认识房东马绍祺吗，这个老爷子很热情，巷里人有什么喜庆事，请他知会我们一声。俗话说伸手不打送礼人。我们去送礼，别人会赶我们出来？”

    不久，巷口的李家孙子结婚，给各家送了请帖，只是没有送到古家。马绍祺遵嘱，把这件事告诉了古正风。古正风喜饱了，买来包封，特意在里面放了一百元钱（乡下一般只放四十元），去了李家。

    李家人满脸是笑，接过包封，说“愧领了！我们过去没有人情来往，所以没送请柬给你，请多多包涵。明天中等的喜酒，请你们全家光临。”

    古正风夫妇吃过这一回喜酒后，巷里的男女老少对他们刮目相看了。他们认为这对外乡人重情重义，不小气，应该高看一眼。老人亲切地叫他们“小古”“小刘”，同龄人称他们“古哥”“古嫂”。

    古正风和刘秀姑的心，像泡了一汪蜜水。

    谁家有个喜事，都会正经地把请柬送上门来，不送就觉得对不起古正风夫妇。古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真是至理名言。

    乡下的“人情”大概有婚丧、乔迁、生子、做寿等几大项，但城里又多了许多项，如干部荣任新的职位；孩子考上了大学；知识分子职称晋升……都要设宴招待邻居、好友，被邀请的人自然不能空手去。更奇怪的是，城里人过生日都下请柬。古正风觉得这是乱了规矩。俗话说“生日无请。”古书上还说“寿者为尊。”说白了，谁的诞辰都不能主动请人来吃寿宴，唯我独尊，指令人家来拜寿是失礼。凡至亲好友，会记得寿者的诞辰，主动上门庆贺的。城里人居然不知道这个规矩，怪！

    一天刘秀姑说：“我俩每月工资三千三百元，除去房租六百、伙食纲和其他费用一千元，应存下一千七百元。可现在每月送人情就得七八百，一连几个月了，这怎么好？”

    古正风愁锁眉头：“我原想进入城里人的人情交际圈，现在看来，我们还不够这个资格。这繁多的礼尚往来，农村人还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承受不了，往后的日子还长，人情是把锯 ， 锯伤的是我们自己。”

    “那怎么办？”

    “我们得去暗暗地寻一处出租房，要离马家巷远一些。”

    过了些日子，古正风从乡下把父亲接来了，说要在城里为老人做七十大寿。

    古正风到各家各户去送了请柬，这叫“入乡随俗”。

    巷子里的人家都很高兴，表示一定来为老人拜寿。何况，古正风早有人情在前，他还是第一次请大家去捧场，大家自然是都乐意去，送的礼金也很客气。

    寿宴过后，一天夜里，古正风先让约请来的搬家公司把东西运走。然后，一个人去了房东马绍祺家，说是一个亲戚有多余的房子，邀他们去免费住。这当然是谎话，但他说得有情有理，令人信服。待交情房租，古正风向马绍祺双手抱拳，说：“马老，多谢你照顾，我们后会有期！”

    望着古正风远去的背影，马绍祺依依不舍，突然发觉自己年老记性差，刚才忘记问古正风新家的地址了……

（节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农家院里的瓮

刘江滨

    自父母先后去世，已暌离故乡八九年了。尽管每年清明节都回老家到父母坟前祭拜，但只是在麦苗青青的田野朝着村庄远远瞭上几眼，从没进过村。前些天，也许是有了点岁数的缘故，突然想到生我养我的村庄看看。于是便趁着假期有了一次故乡行。

    这个冀南平原的小村，变化之大可用“惊奇”二字来形容。临街所有的墙面都粉刷了白灰，整齐划一；原来坑坑洼洼、乱堆着柴火秫秸的街道消失了，代之以平展展的水泥路面，干净整洁；大多房子都是近年新盖的，门楼贴着彩色的瓷砖，漂亮气派，还有数座二层小楼矗立村间，惹人眼目。记忆中的村庄难觅踪影，让人怀疑是否走错了地方。

    那天不算太冷，虽然不足够晴朗，天上的太阳依然放射着暖意。我去看望堂哥，进了院门，堂哥正坐在屋檐下晒太阳，闭着眼睛听收音机里的京戏，身旁放着小凳，上面有一杯茶正袅袅冒着水汽。我环视一下宽敞的院落，东南角摆放的七八只大瓮，粗粗笨笨的，十分突兀，闯入眼帘。

    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理解堂哥对瓮的感情，也了解瓮的过去。

    瓮在农村曾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家什，存水、腌菜、储粮是它的三大功用。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责任田，家家原有的瓮显然不够用了。为了省钱，许多农家用水泥砌成瓮。家里有粮，心中不慌，除了上交的公粮，余下一瓮一瓮的粮食成了农民心里的定心丸，腰杆子硬了，笑容挂在脸上，连走路都更显笃定。后来连公粮都不用交了，打下的粮食全部收到自家的瓮里。像堂哥这样，那些瓮就是他勤劳致富的奖励证书，是他光荣岁月的见证，怎舍得毁掉？

    瓮还能当“储藏柜”，家里给老人孩子买的点心，买来的瓜果等，都可以存放到瓮里，既恒温保存，还能避免老鼠偷吃。老鼠的尖牙利齿能把木柜咬出洞，却拿陶瓷和水泥做的瓮一筹莫展。瓮还能当“保险柜”，农家主妇常常把钱用布包好塞到粮食里，至于是哪只瓮，埋有多深，这个秘密除了主人谁能知晓呢？

    如今，瓮的这些功用成了昨天历史。家家都有自来水，龙头一开哗哗流淌，和城市一样，吃饭、洗衣、如厕全搞定，再也用不着水瓮了。现在可随时吃时令蔬菜甚至是反季蔬菜，不用大瓮腌菜了，即便喜欢腌菜，也是用瓶瓶罐罐腌一点，讲究精致和品位，只是作为爽口的小菜，谁还把咸菜作为主菜呢？

    收麦收秋时节，粮商的联合收割机开到地里从收割到脱粒一气呵成，一手收粮，一手付钱，农民和城里人一样都吃上了“商品粮”，米呀面呀从农贸市场购买就成。如果说比城里人多了一层方便，就是可以把从田间收获的部分粮食放到面粉厂，用的时候只需扣除加工费就行啦。

    瓮，这个傻大笨粗、分量沉重的物件，在今天已基本淡出了现实生活，慢慢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或许将来再从课本上读到“请君入瓮”“瓮中捉鳖”“瓮牗绳枢”等这些成语的时候，孩子们再也看不到实物了，只能从插图上想象它的模样。我在想，堂哥那些包括被儿子砸了一个口子的瓮，还能保存到几时呢？

（摘编自2018年03月24日《人民日报》）

文本一：

故人的一侧面

——纪念尚仲衣博士

钟敬文[注]

我初次认识尚博士，是在一个新创设的学校的会议席上。

大约是初秋的一个午前。庭前梧桐树的叶子已经有些变黄。西风悄悄地带来了凉意。在一个新布置成功的会议厅的长桌四周，围坐着二三十位从各方面来的、年龄、性别、学养各个不同的工作者。一位负责教导任务的人开始讲话。他的身体比较普通人高了些，两道眉向左右倾斜，脸色带病后的苍白，鼻梁上架着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身上穿的是藏青色的绒西装，衬衫是茶黄的。他用着稍带河南土音的国语讲说着。他一只手插在裤袋子里另一只却在胸前活动着。

“……我们要造成一个有生气的、有生机的教育机关！……”

他说到“有生气的，有生机的”那两个形容词的时候，声调特别响亮。他的话打动了我。我对那在自己本来没有多大信心的民众教育的前途，仿佛看到光辉的希望。同时对那位讲话者也留下了一个不容易磨灭的印象。

那位讲话者就是尚博士——一个新时代的教育者。

尚博士是在清华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他所修习的智识，他所身受的熏陶，大都是属于所谓“上流社会”的。这种教育的结果，已经尽够把他造成一个高蹈的、傲慢的典型绅士。但是，祖国现实的艰苦，世界先进人群改造历史行动的英勇，打动了他的心窗。他不能够长久地关闭在自己狭窄的牢笼里。他大步踏出旷野，闯入街头。他要把教育和带领中国新时代的青年及民众当做自己的责任。

“九一八”深夜里沈阳城外侵略者的炮火，猛烈地惊醒了东方“睡美人”的长梦。那时候，青年学子救祖国求真知的热情像火一样燃烧着。那是使民族更生的圣火！是焚毁人类陈腐历史的圣火！有些人正望着那熊熊的火焰发抖罢？尚博士他不是属于这类的人。他是一个有智慧、有热情而且有气魄的教育者！对于眼前活跃的现实，他理解着，感应着！不，他要站在前面去带领！但是，这绝不是凡庸的社会所能够容许的，更不是野心毒计的敌寇所能够容许的。在杭州，他“不安于其位”地走了。在北平，他又不能够不和少数真正爱国的教授，从“尊严的”学院被放逐出来。

他第二次到广东，正是抗战火把高烧的时候。他毅然和少数同道创设了培养抗战教育干部和试验兼实施抗战教育的机关。为了这，他忘记了家庭，忘记了自己，贪婪地工作着他差不多把自己对祖国和民众的热情、希望全部寄托在这艰难的事业上。可是，结果，他不能够不再度地跳出“尊严的”学院。

但是，挫折永远不能够摇动他的心！逆境在具有伟大心灵的人是一种兴奋剂，是一种滋补品！

他要更广泛地开拓他的教育范围。他立意去启发无数的士兵和无数的群众——唤起他们的敌忾，加强他们的决心，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一句话，他要为国家养成无数的忠勇斗士和优秀公民。在深更里草檄文，在众人前作狮子吼，随时随地随事，他都抱着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自勉精神在劳作着。困难和毀谤，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你可曾经看见过屹立的山峰，会因了暴风骤雨的吹打而崩溃的么？

当他正抱着芳贞的情志和健旺的勇气前进的时候，忽然天夺去了他的生命！不，是夺去了他那伟大的愿望！是夺去了这时代应有的夸耀！

这种意外的死，实在太残酷了！但是，他不是白劳了半生的。他十年来辛苦地播植的教育种子，决不是随他的死去而腐蚀的。他的精神和意志已经融化在今天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中。不管在南方，在北方，不管是战场、游击区或大后方，不是已经有许多亲受过他教导的青年在做着英勇的战斗或牺牲么？不是有无数间接或直接受了他的教化的士兵和民众在对于民族尽最大的忠诚么？只有能够真实地给与人民良好影响的，是永远不死的人。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战士的灵魂，是长久地生活在那全民族或全社会的共同生命里的！

春寒还没有全退，新绿已经满眼。教育者们为着未来的丰收而耕作罢——对于死者，没有比起这更加适宜的敬礼了！

1940年春，作于韶关

注：钟敬文（1903年——2002年），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

文本二：

对于散文写作，在基本上中断了许多年之后，由于生活的变动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我奋然拿起了写作战地文章之笔。我当时写作这些文章，是带着极严肃的态度去构思和挥毫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所制作的是一种战斗的精神武器。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作为民族成员的自己是否尽到应尽的责任等问题。

今天回头去看那些带着火药味的文章，虽然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重视它。因为作为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军民奋斗情形和人民所受深重灾难事实等的留影，它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何况其中还体现着自己那联系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愤恨和喜悦感情呢？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

（摘编自钟敬文《我与散文》）

材料一：

《狂人日记》是鲁迅首次将“拿来主义”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中并取得完全成功的代表作品。作为兼取中外文学精华而独创的艺术结晶，它体现了“拿来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及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折射出独具的特色。

首先，《狂人日记》是借鉴外国特别是俄国文学写成的。它吸收俄国诸作家之长，但取法果戈理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中国和俄国都在封建专制之下，人民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和革命要求，而取法于果戈理这位现实主义大师，来表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忧愤”和反抗，尤为适合。鲁迅曾说，自己写这篇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是鲁迅善于博采众长的一个绝好的注脚，也是他的谦逊之词。

诚然，《狂人日记》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读者尤应看到，鲁迅不只善于“拿来”，更贵在独创。只要把两篇《狂人日记》稍加比较，便可见其一斑。

果戈理以二十则狂人日记，写一个主张“国不可一日无君”、看不起下等人、一心想往上爬的“九品文官”，由于职衔低微，没有权力去爱他的司长的女儿莎菲，因而忧郁发狂。鲁迅则是写一个备受封建桎梏折磨的“迫害狂”，他把诊脉的医生当成是化了装来摸肥瘦的刽子手，把围观的人看作是吃他的团伙。他看透了吃人的社会，识破了吃人的方法，并顽强地进行揭露和斗争，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是日记，鲁迅却以代狂人整理日记供医家研究为序，写得煞有介事，铺厚垫实，出手不凡。尤为可贵者，借助这种日记体和截取生活横断面的写法，一举突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的章回体和从头至尾慢慢道来的写法，因而更适于表现风雷激荡的“五四”时代风貌和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其“格式的特别”，不但为时人所欢迎，即在今天来看也是新颖脱俗的，仅此亦堪称现代文学的开山奠基之作。鲁迅运用所学医学知识，把狂人的错觉、幻觉、病态心理刻画得更显细腻、真切、合理，貌似多疑而思想敏锐，语言荒唐却多含哲理，一再预言“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道出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于弥天大夜中追求光明，敢于反抗，借以塑造了一个清醒的、彻底的、英勇无畏的反封建战士的典型形象。恰如鲁迅自评：“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社会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因此，它作为“五四”反封建的第一声号炮，震撼中外文坛。取法外国而有中国式的独创，体现了鲁迅指出的一条重要途径：“采用外国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 ”

鲁迅还同时指出：“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正是这样实践的。考诸狂人形象，并不始于外国，其渊源却在中国。早在唐代，大诗人李白就以其狂放的歌喉，唱出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千古佳句，这狂人最早嘲笑的也正是礼教之鼻祖孔丘；那上下求索、感而为骚的三闾大夫屈原，也正是一个“楚狂人”；近代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曾被称为“狂人”；而鲁迅却又是被称为狂人的章太炎的学生，狂人门下自有狂人弟子。且鲁迅自谓：“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言下大有以狂人自我安慰之意。就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狂人形象仿效于果戈理，毋宁说是鲁迅把中华民族历代愤世嫉俗、敢于反抗、勇于改革的“狂人”择取过来加以典型化的产物，进而不妨说是鲁迅本人的写照。同时我们还可以窥见，作品所透射出的辛辣讽刺的锋芒，是对《儒林外史》笔法的发扬光大；清峻、通脱的韵致，则是对魏晋风骨的升华；那严谨的章法，酣畅的行文，洗练的语言，白描的技巧等等，也无不受益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滋养。

(选自张宗田《从〈狂人日记〉看“拿来主义”》)

材料二：

日本人善于“境外学习”，是实行“拿来主义”的典范。日本人对“三国”的感情和研究并不亚于中国人，三国文化在日本有着深厚的积淀。现代日本翻译三国作品的第一人吉川英治略去冗长的战斗描写，采用“七实三虚”的办法，对原作进行文字修改加工，以迎合日本读者的口味，并将人物加以日本化，获得了很高评价。日本人不仅重视“三国”的学术性研究，更重其实用性研究。与中国的实用性研究多为政治服务不同，日本的三国实用性研究主要由企业界人士参与，带有鲜明的活学活用的研究色彩。许多大公司把《三国志》列为“领导者必读书”，并将孔明兵法作为管理原则。

日本的“三国迷”遍布全国，他们自发组织的“三国迷俱乐部”就有上百个。在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消化上，不仅仅是大搞“人海战术”，更多时候是集中优势兵力，发挥后天优势。日本人对质量有着无止尽的追求，特别善于“吐故纳新”，以《三国演义》的译本、刻本和改写本为例，这当中有节译本，有全译本，有的配以绘画，有的以现代小说笔调重新改写，既有面对一般读者的，还有专以少儿为读者对象的。

(选自王运涛《论〈三国演义〉日本传播的文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