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的阳光

艾傈木诺

       逼着自己撕开一丝眼缝，感觉还有些迷糊，少年毕竟是贪睡的，可转念一想，还得早些去学校，依拉的事是大事，万万不能耽搁。我揉揉眼，从床上爬起来。

       太阳把瑞丽江照得如金子般闪亮，晨风在江面飞过，一会儿钻进树丛里，一会儿钻进水汽中，一会儿钻进村寨里。。我来到依拉家的竹楼下，大声叫：“依拉”。依拉下楼来时，眉皱皱的，我把手里的钱朝着她一扬，说：“依拉，一定没事的。”她抿着嘴羞涩地笑了，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班主任岩坎老师。依拉一直低着头，我竭力地抬起头来，说：“老师，依拉的爸爸去缅甸背玉石毛料，伤了脚，家里也没有钱让她读书，她快读不成书了……”岩坎老师说：“不怕不怕，我们一起想办法。”我说：“能不能把我的学费分一半出来给依拉缴学杂费，等以后有钱，再补上，好不好，老师？”我心里在想，现在依拉家里是拿不出钱的，我每个星期有生活费，可以慢慢省出来，不但可以替依拉缴上学费，还可以替她补上生活费。老师说：“艾傈，你们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他的脸又转向依拉说：“没事的，学费我先给你垫着，好好读书就是了。你还这么小，不上学可不行。”我们两人不愿意老师这么做，因为老师也穷，我们是知道他家家境的。依拉不知道该怎么说，放声大哭起来。

       因为家里和学校隔得远，我们都是住在学校，星期天回家带上一周的粮食和菜，平时就自己做饭吃。一个人的饭菜两个人吃，我知道是不行的，得想想办法。该用什么办法给依拉找生活费，再把岩坎老师垫的钱还上？

       靠近公路边有一个工地，一群大妈在那里砸石子。我对依拉说：“这个我们能做呀！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学杂费挣回来。”起初我们想，不就是砸个石子吗？多大的事！结果可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用力小了，砸不破；用力大了，一会儿就累了，还会把石子砸碎。另外，两只手得配合默契，要不石子会飞出老远；眼睛也得留神，一锤下去，有时砸不着石子，倒把自己的手砸得鲜血淋漓。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们下午放学就去工地砸石子，每天干一个小时，再回去做饭、写作业。干了一星期，两个人得了六块钱，我们商量先给老师送去。

       第二天我们去送钱时，岩坎老师看到我们笑笑地说：“听说你们每天去砸石子，是不是很辛苦？”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辛苦、不辛苦……”老师问：“不好好读书，怎么想着去砸石子呢？”我鼓起勇气说：“老师，我们不能连累你给我们垫学费，我们想用自己的双手挣出来。”岩坎老师笑得更灿烂了：“好好好，你们这种自立精神值得表扬，只要不耽误学习就好，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只是这钱，老师不能收，就算我给你们的奖励吧！”

       那一年，我们都是11岁。

（本文略有删改）

（A）“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完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土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顆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B）永恒的骄傲

    邓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邓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槐花

季羡林

    自从移家朗润园，每年在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一出门向西走，总是清香飘拂，溢满鼻官。抬眼一看，在流满了绿水的荷塘岸边，在高高低低的土山上面，就能看到成片的洋槐，满树繁花，闪着银光；花朵缀满高树枝头，开上去，开上去，一直开到高空，让我立刻想到在新疆天池上看到的白皑皑的万古雪峰。

    这种槐树在北方是非常习见的树种。我虽然也陶醉于氤氲的香气中，但却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这种花树——惯了。

    有一年，也是在这样春夏之交的时候，我陪一位印度朋友参观北大校园。走到槐花树下，他猛然用鼻子吸了吸气，抬头看了看，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我从前曾看到一幅印度人画的人像，为了夸大印度人眼睛之大，他把眼睛画得扩张到脸庞的外面。这一回我真仿佛看到这一位印度朋友瞪大了的眼睛扩张到了面孔以外来了。

    “真好看呀！这真是奇迹！”

    “什么奇迹呀？”

    “你们这样的花树。”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这里多得很。”

    “多得很就不了不起了吗？”

    我无言以对，看来辩论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可是他的话却对我起了作用：我认真注意槐花了，我仿佛第一次见到它，非常陌生，又似曾相识。我在它身上发现了许多新的以前从来没有发现的东西。

    在沉思之余，我忽然想到，自己在印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景。我在海德拉巴看到耸人云天的木棉树时，也曾大为惊诧。碗口大的红花挂满枝头，殷红如朝阳，灿烂似晚霞，我不禁大为慨叹：

    “真好看呀！简直神奇极了！”

    “什么神奇？”

    “这木棉花。”

    “这有什么神奇呢？我们这里到处都有。”

    陪伴我们的印度朋友满脸迷惑不解的神气。我的眼睛瞪得多大，我自己看不到。现在到了中国，在洋槐树下，轮到印度朋友（当然不是同一个人）瞪大眼睛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越是看惯了的东西，便越是习焉不察，美丑都难看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是容易解释的：一定要同客观存在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客观地去观察。难道我们就不能有意识地去改变这种习惯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永远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吗？

    我想自己先试一试看，果然有了神奇的效果。我现在再走过荷塘看到槐花，努力在自己的心中制造出第一次见到的幻想，我不再熟视无睹，而是尽情地欣赏。槐花也仿佛是得到了知己，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洋槐，似乎在喃喃自语，又对我讲话。周围的山石树木，仿佛一下子活了起来，一片生机，融融氤氲。荷塘里的绿水仿佛更绿了；槐树上的白花仿佛更白了；人家篱笆里开的红花仿佛更红了。风吹，鸟鸣，都洋溢着无限生气。一切眼前的东西联在一起，汇成了宇宙的大欢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