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理，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穿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归

袁有江

    他现在还不想回家。

    迎着刺眼的夕阳，他突然间冒起了去大岭山的念头。朋友曾提过，大岭山之巅可以俯瞰整座城市。来这座城市二十多年了，他还从没认真看过这座城市的全景。

    此刻，他很想一个人去站站，看看。

    暮霭苍苍。站在观景台边缘，远眺一池斑斓的灯火，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第一次，他发现这座城市是高低起伏、连绵不绝的。一种从喧嚣中滋生的空空荡荡之感，油然而生。脚下是万丈深渊。凉飕飕的山风，钻进裤管，沿尾椎流到后脑，激起一股往下坠落的恐惧。他下意识地抓紧栏杆，想到尼采的那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下山时，他鬼使神差地将车又开回了单位，并关闭了手机。

    今夜，他想徒步回家。

    银白的河床里，静水深流，寂然无声。夹道的树丛间，散布着稀奇古怪的虫鸣，天籁般好听。他贪婪地深吸着夏夜的凉气，稳健地走在塑胶绿道上。恍惚间，他觉得身后，留有一串清晰的脚印。这些脚印，将这二十多年的时光坚定地嵌入了这座城市。“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想起了郭天王的歌词，他微微一笑。

    在绿道尽头翻上路面，向南，转入一条商业街。路上车水马龙，街两边店铺林立，流光溢彩的招牌和灯箱，让他有片刻目眩。一家超市的音响，正不遗余力地播放着流行歌曲。这条他每天经过的街道，原来如此繁华。从前的熟视无睹真不应该。

    从商业街拐进工业区，热闹渐行渐远。马路上，除了偶尔驶过的货柜车，几乎没有行人。站在梧桐树间的路灯，洒下斑斑点点的光。突然，他发现一家工厂的后门口，好像躺着一个人。

    他清除脑子里的那团乱麻，一步步走近。

    是一位全身脏污，壮实，约五十岁的女人。她穿着一套破旧的粗布工装，左脚挑着一只女式布拖鞋，右脚底压着一只男士塑料拖鞋。她身体横截门口，就着斜坡躺着。头枕交叉的双臂，胸腹坦然地面对夜空，居然还跷着二郎腿。青紫的脸上，仿佛浮着一层油润润的，纯真的笑意。均匀的鼾声，透出香甜的气息。女人，很像法国印象派油画里，那些丰腴的睡美人。

    她不像是捡垃圾、收破烂的。讨薪的？似乎也不像。更像是一位精神失常者，一位什么都不需要考虑的弃妇。她有家人吗？为什么会沦落街头？也许，她好好洗个澡，换身衣，睡在一张柔软的床上，会是一位美丽的母亲。猜测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很可笑。自己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猜测她的身世来历，更根本没资格同情她。

    他掏出手机，已经是凌晨一点。他从来没有这么晚不回家。偶尔晚归，总有电话先打回去。手机恢复信号后，一股脑蹦出十几个未接电话和未读信息。母亲、老婆和儿子都问他啥时候回来，干吗还不回家。儿子和儿媳妇在闹离婚。母亲的股骨头手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

    该想的想一遍就烦，不该想的想一千遍还想。徜徉在明月大道，他和月光下的影子无休止地辩论着。他告诫自己，什么都不必想，不必担心。影子却告诉他，你得想清楚一切，凡事都值得担心。

    到了他夜夜栖息的小区。输密码，开门；进电梯，出电梯；开锁，进家门，换鞋，过客厅。一切照旧。他伸头看看母亲的卧室，夜灯阑珊。蜷缩在沙发上的妻子鼾声正顺。负痛而眠的母亲，也一脸安详。

    赤条条躺进浴缸，他才再一次回想下午张医生的电话。“你……虽然是晚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一瞬间，不可遏制的泪水，决堤般涌出。

（有删改）

车迷

陈国祥

    张三不知道什么时候迷上车了。他不抽烟，不喝酒，就喜欢车。他的酒柜里什么酒也没摆，琳琅满目的全是各种各样的车模。他出差买，出国买。一次出国在斯图加特他一掷千金买了全套的名车名模。他的包里不放香烟，有一个精致的车模，随时把玩。

    张三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里很穷，13岁就没了父亲。他读书很上进，考取了离家10多公里的高中。他上学全靠走路，戏称自己“11”号汽车风雨无阻。李四和张三是同班，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李四的车从张三身边呼啸而过，张三很是羡慕，他想：有辆车，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啊……

    张三考取了H省工学院车辆工程专业，他是他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李四毫无悬念地名落孙山，托人走关系进了东风汽配厂，先做工人，后来带着蛤蟆镜做起采购员，是W市最早的“有车族”。

    张三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家乡，竟也分配在东风汽配厂，做技术员。老厂长看小伙子长得帅、人品好，又是大学毕业，没两年就调他到厂办当主任。镇党委周书记到工厂视察，觉得张三不错，就把他挖到镇里，先是镇办公室主任，后来是副镇长、镇长，再后来成了周书记的乘龙快婿。张三的母亲坐着张三的桑塔纳回到家，对张三说：“三儿，不能做对不起周书记的事啊，我们家祖上积德出了你这么个官，我这辈子都没想到还能坐上小轿车。”

    东风汽配厂因为经营不善，改制给了李四。张三看着同学面，没少帮忙。东风厂到了李四手里居然办得风生水起，李四成了W市的“功勋企业家”。李四为了感谢张三的帮助，十八般武艺用尽，张三刀枪不入……

    李四知道张三喜欢汽车，开了一辆崭新的帕萨特到张三家，说：“堂堂镇长，你那辆破桑塔纳该换换了，我这辆车先借你开。”把钥匙扔在张三家桌上就走了。张三夜不能寐，半夜偷偷溜到院子里，崭新的帕萨特在月光下闪着贼亮贼亮的光。张三打开车门，坐到真皮座椅上，开着窗，不知不觉在车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张三坚决地把车还给了李四，因为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母亲哭着对他说：“三啊，你不能对不起周书记……”

    张三有个女儿，认李四做干爹，其实也是平时开玩笑的。张三女儿要结婚了，李四说：“我要送干女儿一个礼物。”张三说：“什么礼物，不要买太贵，到时我还不起。”李四说：“暂时保密。”张三女儿结婚那天，李四把神秘礼物亮相了，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跑车，被披红挂彩地停在酒店门口，女儿喜欢得不得了，围着车转了好几圈。女儿受张三影响，也是个车迷，什么豪车的名字型号都叫得出来，一直想买辆保时捷，可惜张三手里没钱，只能看看家里的车模。事情到这地步，张三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想，李四给干女儿的也是应该的，这个人情慢慢还。

    又过了三年，张三升任副市长的呼声越来越高。可就在这时，张三被“双规”了，全城震惊。原来是李四出了问题，把张三牵扯进来。张三被移交法院起诉，判决书很简单，收了李四的保时捷，判了一年零六个月。

    张三被两名高他半个头的法警押上囚车，囚车风驰电掣地开走了。他突然想到，他什么车模都有，就没有囚车的车模，当然肯定也没有地方卖这个。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公社书记

郭澄清

我被分配到公社里做宣传干事，今天上任。

公社办公室里冷清清的，只有秘书一个人。他待人很热情，一面给我倒水，一面向我介绍书记是谁，社长是谁……

我问他：“他们都干什么去啦?”

“全下队啦。”

“项书记什么时候下去的?”

“今天早上。”秘书回答说，“昨天晚上赶回来，向县委作了个电话汇报，今天起早看了一阵文件，又下去了。”

“去哪儿啦?”

“那我得看看。”秘书往东南墙角一望，回头说，“上南部去啦。老项有个习惯，南去准扛猎枪，北去准背粪篓。

“这是为什么?”

“你听我说呵，北部有条公路，车马多，粪多，背上筐，走一趟，准能闹个满载；南部有片山岗，草多，洞多，野物多，扛上枪，保险！”

我又乘兴问道：“书记的枪法怎么样?”

“百发百中，全社第一。”这时，我恨不能一下子见到项书记。秘书向我建议说：“他不来，你也没事干，你干脆去找他吧！”

我离开公社，顺着杨柳成荫的机耕道，一直向南走去。天晴地湿，风吹禾摇，一路都是丰收景象。我听见一伙干活的社员们，好像是在议论项书记，就势问道：“喂！借光，你们见到项书记没有?”

“见到啦！刚过去，到方庄去啦！”一位快嘴姑娘指手画脚地说，还有几位老汉插言插语，热情地向我介绍书记的长相和衣着。不过，我都没有用心听，一个公社书记的模样，我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又走了一里多路，见路边蹲着一个人，农村干部打扮，怀里竖着一支长筒猎枪，蹲在那儿正对着一棵棉花出神。我暗自赞叹：“项书记可真朴素呵，不愧为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

“项，项……同志，你就是项书记吧?”

那人打量我一眼，眯笑着说：“对了一半儿！我姓项，可不是书记，是副社长！”

他告诉我，方才项书记和社员们锄了一阵地，又和他研究了一番棉花生长情况，对棉花的中期管理提出指导意见，把枪放在这儿，就往方庄去了，现在还过不去前面的黄土岗……

来到黄土岗，只见有一位推车的老汉。这老汉，标准的老农打扮：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肩上搭着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褂子，整个脊背又黑又亮，裤脚卷过膝盖，脚上没有穿鞋，后腰上插着旱烟袋，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

“老乡，到哪儿去呀?”

“上方庄。”他擦了一把满脸的汗水，又问我，“小伙子，你上哪?”

“也到方庄。”

“那好，我抓你个差吧。”说着，他放下车子，在车子上栓了一条绳子，向我一举，笑哈哈地说：“来，小伙子，帮帮忙吧，前边这条路不大好走！”

没办法，我只好接过绳子，拉起车子来。使我惊奇的事发生了，他抓我这个差，不感激我也罢，还一股劲地挑三挑四：

“小伙子，你缺‘基本功’呵——不带劲！ ……不懂？我告诉你——塌下腰，挺起胸来，再挺挺。把头抬起来，眼向前看。把膀子晃开，把胳膊甩开，甩上点劲儿……”

走进方庄，天已傍响，社员们刚刚收工。一进村，几个男社员从各个角落凑过来热情地打招呼。一位小伙子接过车子，继续推。一位大娘大概是听到了喊声，急急忙忙走出门，手扶门框开了腔：“老项！中午到我家来，我还有活叫你干哩！”老项摘下草帽扇着风，笑哈哈地说：“好吧，王大娘，中午你多做一个人的饭，我先到队部。”

方才我被这情景迷住了。现在老项一走，我倒忽地想起一件事来，便向身边的一位中年人问道：“同志，项书记在哪里?”

“项书记?”那人沉静一下，“哦，你找我呵?”

我就自我介绍起来。说着说着，他嘎嘎地笑了：“同志，你弄错了。你是找公社书记吧?我是支部书记！”

“公社书记呐？”

“方才你给谁拉的车子？他就是公社书记呀！”

支书又补充说：“你别看我们老项这样儿，论本事可不简单啦，是锄杆，是枪杆是笔杆……”他一说到“笔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前几天的省报上，曾发表过他的一篇稿子。他在这篇稿子里，用自己的工作实践，论证了研究党的政策的重要性。这篇稿子发表后，影响很大。当时，我曾这样想：“项书记一定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也一定整天埋头书案……”

支书越说越有劲：“老项常跟咱讲，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杆子’缺一不可。对于咱们这些领导农业生产的人来说，尤其是不要跟锄杆子闹不团结！”

支书领我来到队部，这时的项书记，打扮和在路上一样；不过，我觉得他似乎比那时高了许多。我走上前去，恭敬地喊了一声“项书记”，接着就自我介绍。他非要让我喊他“老项”，说：“你就把路上叫我‘老乡’的尾音加重，‘老乡’ 改成‘老项’，这多省劲！小崔！”

这时，街上传来老大娘的喊声：“老项哟！吃饭了！”于是，我随在老项的身后向王大娘家走去。

我实在跑累了，吃完饭，身子一躺就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时，天已过半响。我赶到地里时，人们大概已经干了一阵子活，老项正坐在柳树下和社员聊天。我问老项：“我干什么活呀?”

“你第一次出勤，就派你个轻松活吧！”他指着那辆车子说，“你把它送到何庄去吧。”又嘱咐说：“你到了那里，要利用今天晚上的时间，帮助队干部们，讨论讨论抓好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

我推着车子走在路上，耳边还在响着老项那朗朗的笑声，眼前晃动着老项那高大的身影……

文学话语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它通过独特而有创造性的表述，塑造形象，表达情感，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话语的存在是不可取代的，它一旦缺失，人们会明显感到可供使用的语汇不足，社会也将出现大面积的失语现象。相对于人们所欲表达的日新月异的内容，周围既有的日常语汇所组成的叙述和抒情，显得疏远而又陈旧，与人们的真实遭际有点格格不入，事实上就带来了表述上的失语。文学话语能汇聚这些失语的经历，使之脱离不可表述的黑暗，浮现到语言的层面上，得到语言上的定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话语有能力开拓新的语言资源，修补既有表述留下的空缺，常常成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许多时候，这种代言可能以一呼百应的形式号令天下，也可能以振聋发聩的形式惊世骇俗。

通常情况下，一个新的语言潮汐铺天盖地地涌过日常用语，需要明显的时间跨度作为积累。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积累在文学之中常常会在一夜之间即告完成。文学可能将这个缓慢的演变凝缩起来，这种凝缩致使新旧话语系统之间的冲突提炼得格外强烈。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语言浪潮可能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文学，在文学内部造成一场席卷一切的运动。在很短的时期内，一批迥异于传统的实验作品竞相登场，种种夸张其辞的辩护与反唇相讥的驳诘簇拥于周围。尽管这种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仅仅是语言，但是在许多时候，语言的革命往往成为一种新价值体系即将登陆的先兆。

文学中所出现的语言潮汐当然要追溯到作家。作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潜心于语言的海洋，时刻监测着语言的动向，进而制造出各种语言事变。作家往往比常人更为迅速地洞察通行于日常用语之中各种词汇的活力衰退，洞察某些语言正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闷住现实向外蔓延的可能。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文学提出一套对抗性的文学话语。对于那些情愿充当先驱者的先锋作家来说，他们狂热地通过语言变换来搜索精神的种种可能。日常用语之中种种固定的表述如同流水线上的预制零件，先锋作家不能忍受将精神视为这些零件的固定装配，他们破坏性地瓦解陈旧的语言结构，在一片瓦砾之中构思新的精神诗篇。这导致了先锋作家对于语言传统的叛逆。这种叛逆并不是违反交通规则、砸烂商店的橱窗或者扰乱咖啡馆秩序，而是拥有一个精神形式——他们企图借助语言革命打开精神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

当两者抗衡的时候，文学话语时常与日常用语分道扬镳。人们或许会追问：作家的语言天赋是否足以维持文学话语的反抗功能？个人的语言驾驭才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话语的传统立场——美学立场。美学立场常常抛开现成的理性框架，抛开固有的常识范式，重新启用感官洞悉现实。文学话语亦即文学对于感性洞见的表白，美学立场成为了文学话语和日常用语相持的尺度。许多词汇、语句或者表述方式可能依然毫无障碍地运转于日常用语之中，但它们的日常用法将在美学的尺度之下遭到文学话语的放逐，通过重新表述而产生新的语言效果。

日常的现实磨钝了人们的感觉，人们按照习惯或者常识看待身边的世界，强大的惯性致使人们的目光陷于熟视无睹的境地，人们的所有感觉都因为不断重复而自动化、机械化了。文学话语的重要职责即是通过语言重新制造陌生的效果，阻止人们的感觉继续在日常用语之中沉睡，让人们在惊讶之中重新使用眼睛，重新见识一个崭新的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陌生化手法在于，他不用事物的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像描述第一次看到该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就像是初次发生的事情。同时，他在描述事物时所使用的名称，不是该事物中已通用的那部分的名称，而是像称呼其他事物中相应部分那样来称呼。当然，并不是文学话语的每一句话都有陌生之效，但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出现时，这部作品自身的内在结构必将或显或隐地体现出陌生化的倾向。

从母语上看，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是同源的。一方面，文学话语不可能完全自铸词汇，另立语法，这使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永远纠缠不清；另一方面，文学话语又时时制造一种美学分裂，它企图挣脱日常用语，从而葆有一个日常用语所无法企及的语言空间。显而易见，文学话语的反抗是永无止境的。一切都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

（摘编自南帆《文学的维度》）

材料一：

色彩观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中华民族早于西方一千多年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独特的“五色体系”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中重要的文化因子。弘扬色彩文化，丰富色彩的表现语言，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五色体系”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西周。《尚书》较早有关于“五色”文字的记载：“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言施于缯帛也。”由此可知，所谓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五色中的青、黄、赤即现代色彩理论中的蓝、黄、红三原色；在有色物质中，白与黑是通过其他任何颜色混合后难以得到的颜色，白与黑应归属为无彩色系的原色。西周时又提出“正色”和“间色”的色彩概念，正色即原色，间色是正色混合的结果。所谓“正色论”即“五原色论”，亦即赤、黄、青、黑、白五原色构成的“五色体系”。统治者视五色为尊贵和权威的象征，用五色规范章服等级制度，服务于社会机制，对社会秩序进行了色彩美学装饰性的统一，形成独特的惟五色独尊的色彩文化，在世界色彩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反映。

“五色体系”确立，红色被列为“正色”之首。周代章服中，以朱红服饰为尊贵。几千年来，中国人延续了祖先尚红的喜好，红色被视为吉祥、喜庆、革命的代名词，办喜事、过年节、庆丰收等都离不开红色。

“五色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紫色不入五色之列，却是间色中地位最高的。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以紫色为章服，大胆穿紫袍上朝，公然挑战五色礼制，以此显示齐国的实力，色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是“五色体系”的忠实捍卫者，他从“礼”的规范出发，为最终实现“仁”的目的，反对“以紫夺朱”。紫朱之争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色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可见一斑。汉唐之后紫色被视为代表天帝居所紫微星的色彩，天子所居之地皇宫则对应称为紫宫，明清皇宫称“紫禁城”由此而来。“紫”天、“黄”地、“红”人的“天、地、人”的色彩象征自汉唐始一直影响后世。

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集先秦五行之大成，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自然界中的五方、五音、五德、五官等事物相配属，色彩自然也被对应配属于其中。

在秦朝，黑色是最尊贵的颜色或说是皇家专用的颜色。但凡有重大的祭祀活动，皇帝都要穿黑色的服装。宋以后，黄色象征帝王之位，成为皇室的专用色彩，是皇权的象征色彩，不可僭越。

（改编自陈向鸿《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观念探源》）

材料二：

中国色彩观尤其是“五色体系”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促使了艺术风格的形成，也广泛影响着当时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一直贯串于中国传统色彩美学之中。在民族色彩文明史上，两家色彩观记录着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发展过程。

儒家色彩观的一大特色是从“礼”的规范出发，最终实现“仁”的目的，极力维护周朝时期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儒家把“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定为“间色”，并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分别代表君、臣、民上下等级关系，色彩装饰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除了用色彩来规范“礼”这一特点之外，儒家色彩观亦推崇其斑斓绚烂的“纯粹”美。两千年来，儒家色彩观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山水画固然不能例外。古人寄情山水，期望在自然之中培养完美的人格。山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人们在江河、亭台、楼宇之中游玩、捕鱼、闲谈，展现出来的是一片平和的静态之美。

孔子极力提倡中庸哲学，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儒家“中庸”观念在色彩上体现为“文质彬彬”的适度的色彩装饰，体现了“配合适宜”的审美价值标准。儒家色彩观的另一主要特色是“比德”，即用色彩暗示人的品德，这一象征性手法在后世中国色彩艺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中国戏剧脸谱色彩，以不同色彩代表不同寓意，暗示剧中人物性格和品德，形成特有的用色程式：红色表示恋秀，黄色表示刚猛，黑色表示刚直不阿，白色表示奸诈阴险。儒家色彩观把色彩美与“仁”“德”“善”融为一体，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道家以黑色为道的象征色彩，认为黑色高居于其他一切色彩之上。道家对黑色的选择本质上是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出发的，是“法自然”的色彩观。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是幽冥之色。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万物的功能，显然玄（黑）色也自当有派生一切色彩并高于一切色彩的功能，所以道家的建筑以及服饰多用黑色。道家对黑色的审美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绘画的色彩美学思想，并奠定了黑色在中国绘画中的造型地位。

《道德经》中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色令人眼花缭乱，而趋于无彩色——黑白、玄素、水墨……中国文人画家大都政治失意，逃避社会现实，有的学道参禅，避居山林，超然物外，对黑色更为崇拜，主张“黑分五色（即焦、浓、炭、淡、清）……不施丹青，光彩照人”，运用墨色之变化，在浓淡间实现超然的艺术境界，追求以墨造型，达到黑墨虚白的艺术境界。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最先确认墨的正统地位——“运墨而五色具”，五颜六色无需色料敷染，仅用水墨便可传神写意，因而中国水墨山水画整体呈现深邃却也荒寒淡远之境。中国水墨山水画色彩是哲学色彩观，在宇宙论的深处，飘然出尘、静默如禅、空灵如水的中国画色彩开辟了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灵世界。

（改编自王志惠《论美轮美奂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