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

郭军平

    时下散文领域有一些学人喜欢把那些精短类的散文称为“快餐化散文”，我实在认为不妥。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在散文前面冠以“快餐化”总感觉是对精短类散文的蔑视。持这种观点的学人无非就是喜好那些长篇大论的三五千字以上或者洋洋万言的散文，总认为这样的散文就是大散文，就是厚重、有分量、有历史责任感、有生命感悟力的好散文，就是耐人寻味、耐人咀嚼、流传百世万世千古流芳的好散文；甚至有些学人还极力指责批评各类报纸副刊的散文，称为其大都是些快餐型散文。这种狭隘散文观的错误认识，其实是严重缺乏文学常识的，是对散文创作领域的错误指导。

    散文创作和其他文学体裁创作一样，都要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升华生活，指导生活，以其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作为散文素材的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包罗万象的，大到天文地理，小到家长里短，中到国家大事，人物春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最有表现力的最能够表现生活真实的恐怕还是散文家族，散文其实就是所有文学体裁里的一个泱泱大国。自古及今，从中到外，几乎所有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大师们都有散文著作，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无名之辈的散文作者了。

    散文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还不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灵活，不像诗歌那样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散文，名为散，顾名思义，放开之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所可写你自然可以洋洋万言，甚至几万言自由挥洒，无人嫌你长；无所可写你自然也可以几百字或者千把字来表现，也无人嫌你短。散文的质量高低好坏不能以长短来评定，评定散文质量的高低好坏最终还是以其是否有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表现形式为准的。

    有些散文看起来短，但是却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打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以中国古代散文来看，无论是《论语》的简短的对话体，还是孟子的论辩体，或者是《老子》的格言体，以至于到《荀子》《韩非子》《庄子》的学者体，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是因为其内容的长和短来确定的，而是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决定的。唐宋八大家，明清散文，甚至包括影响较大的《古文观止》里所收录的所有散文，哪一个不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如果要按照有些学人的标准以字数来论短长，这些岂不都成了快餐散文，如果给它们加上快餐二字，岂不是对他们的亵渎和不尊吗？

    古代散文是这样，那么现代散文呢？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胡适、周作人、冰心、郁达夫等他们的精美散文何尝是以长篇大论独领风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散文大都很精短，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因此才成为后人们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范本。特别一提的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梁实秋有一个观点就是“力求散文精和短”，并且他也是追求“散文精和短”艺术的实践者。那么外国散文家呢？像培根的哲理散文、蒙田的随笔哪一个是因为长篇大论而驰名中外的呢？因此，散文的长并不标志着思想容量大，艺术性强；散文的短也不标志着思想内容贫乏，艺术性弱。有些散文的长反而让人感到啰嗦、乏味、无聊；而有些短，反而让人感到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因此，散文的写作尽可以依照真情真性真识来写，没有必要以文字的长短来确定其艺术价值的高低。朱自清的《背影》既不华丽，内容也不长，但是却登上了散文的高峰，指引着散文的创作。如果以字数长短来评价，岂不是连朱自清这样的大家的文章也成了快餐化散文，这真是对散文的亵渎，对大师的污蔑。

    散文本来就是不拘形式、自由灵活的一种文体，大师们可以写，无名作者就是老百姓也可以写，“以吾手写吾心”，自由倾吐，自由抒发，何来那么多的规矩，何必规定这样写、那样写。东指点，西指点，好像他就是散文大师一样，其实让他自己来写，也不见得就比谁高明。所以，要让散文创作繁荣，还是应以一种包容宽宏的视野来看，不要随便框定形式，框定名词，随意贬低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各类散文；毕竟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去掉“快餐化”的贬称，恢复散文就是散文的称呼。

（选自《新华副刊》）

    谈到词之风调，民国古典文学家邵祖平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词的唐调与宋腔的概念：“白石以前之作，尚有唐调；白石以下之作，纯为宋腔！”

    唐调宋腔，原本是对盛唐诗风与盛宋诗风特质的概括。缪钺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邵祖平借用“唐诗”与“宋诗”的概念，指称宋词风调与不同阶段之主要特质，在词的风格评价上，启用了唐调与宋腔的概念。

    唐调与宋腔，代表着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调。唐调是指词作呈现出盛唐诗歌擅风华之美的艺术风貌，一般注重描写意象和抒写性灵，生活化、形象化、情趣化，生动活泼，韵味悠长，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是很典型的唐调：“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情感上明朗乐观、健康向上，有着浓郁的生活气；语言上欢快优美、韵味无穷，是诗人心绪的真实流露。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生新的启示。

    宋腔多是以才学为词，写法上延展铺叙，注重章法技巧，对于字法、句法、典故运用等特别用心，重理趣、求深邃。读这类词，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鉴赏力，通过对词仔细地把捉玩味，才能悟出其中三昧。宋腔不能靠自然感知，而要做理性的揣摩与解读。如辛弃疾不少词属于宋腔，他的词讲究章法技巧，用典广博，含义丰富，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注释会有一定的阅读障碍。

    词的唐调与宋腔，在宋词中是相互交错杂糅。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因环境与情绪的变换，都可能既有唐调，也有宋腔。然而按词的体裁发展演变与词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还是有一个大体的发展与演变趋势。

    首先，从体裁言，小令多为唐调，长调则多为宋腔。“盖令词为纯感情鼓铸而成，最忌铺叙，亦不暇铺叙也”。小令多写一刹那的情绪，词人往往一气呵成，不用过多琢磨或精雕细刻，能真实写出词人一时感情和情绪波动，故格外有感染力。慢词与长调，因其篇幅较长，内容丰厚，在写法上需铺叙延展，构思不易，下语协音也颇费斟酌，要做到字字妥帖，句句精警，颇费神思。故写出来的词就不够灵动，读起来就难免有点苦涩。总之，唐调以抒情为主，往往靠灵感的启动，情景兼美，韵味俱佳。宋腔，则靠词人精心的铺排，在事典选择、境界描摹、字句推敲上，都要狠下功夫，这才成就了争妍斗巧、炫博耀奇的宋腔。

    其次，以时代言，唐五代北宋词多系唐调，南宋词多为宋腔。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再加上北宋开国到仁宗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精神愉悦，词人于歌筵酒席，即兴创作，词风呈现出清浅、明朗、圆润的特点。南宋政权偏安一隅，统治者享乐腐化不思恢复，“暧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爱国词人希望能奋发蹈厉，恢复中原，却受到打击压制，爱国之志不得施展，故其词有着浓厚的忧郁色彩。再加上南宋词以长调为多，又以格律派词人居多，他们依词法创作，讲究技巧，则不免雕琢。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大都有这种特色。

    从词发展的总趋势看，南宋词既极其工，又极其变，于是北宋词的风致扫地以尽。当南宋词达到辉煌顶峰的时候，也预示着它的渐次衰落。

（摘编自房日晰的《论宋词的唐调与宋腔》）

    我老觉得，我们现在的阅读很像是投食模式。一到周末或月底的进食时间，流水线一样的资讯平台就开始推送了，详尽的内容简介、写作特色、章节摘要、专家评说，切成很小的碎块、撒好了提神的调料和悦目的花边，排列整齐地进入到我们各自所趴着的笼子里。投食而来的那些书单，挤挨挨地进入视线，爱恋的感觉就此稀薄了，似已没了起初的忠贞和虔诚，因它们不是我日思夜盼、苦苦求索而来的，甚至可能是并不需要的、伴有轻微质疑的。当然，是可以看的，足可以翻上大半天，直看得挺胸凸肚，可随后只消半个黄昏，就饿了，加倍的饿，空洞到极点的饿。我饿着。我羞耻于这种饿。这怨不得别人的，为什么会在大丰大收、供给丰沛到过剩的背景下如此之饿？是我的无能，是我自个儿丧失了觅食和追求的能力，去荆棘、去莽原、去冰雪中捕食的能力，从被抛弃的垃圾堆里、从加锁的门背后、从被打包变卖的废品中，翻找到那些破旧、残缺、没了用处、味淡如水的，但真正适配自己的东西。我只能吃大路货，叼起降落到眼跟前的发亮玩意儿，哼哼唧唧地表示津津有味，以大合唱、团体操的标配方式来阅读、思考、发声。每次看到书单和排行榜，看到几乎像课堂作业般整齐的赞美式反馈，我总升腾起一阵迷雾般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能否有勇气立即站起身、跑出去，趁着肢体与脑力尚未完全绵软，离开这无需任何心力的富足之地，跃入旷野，跃入干涸，激活被干扰和驯化过的视觉与嗅觉，恢复那种挑剔但准确的灵敏，重新长出野蛮有力的肌肉……最终，在视线尽头的大地深处，在被忽略被冷落的地方，在依稀可辨的光线中，遭遇到我一直寻找和渴求的那本书。

（选自南报网《投食下的阅读饥饿》）

    戏曲是综合型的表演艺术，通过歌唱、念白、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生内容，它把单纯的时间性艺术如诗歌，音乐，与单纯的空间性艺术如绘画、雕塑，以及初级综合性艺术如歌舞、表演等，通过演员的演出而有机统在一起，形成自己复杂的艺术综合体。这些原本独立的艺术手段在进入戏曲的综合体之后，都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根据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统一于舞台，而不再是其本身。

    戏由对于音乐和诗的倚重是突出的，它把诗的节奏和音乐的旋律化为自身的韵律，使之成为统领戏剧的魂灵，同时通过舞蹈化的舞台动作未呈现它，其中的曲词由诗歌的直抒胸臆改为代言体，抒发内心情感的主体由作者改换成剧中人，于是曲词抒怀就受到剧中人物的身份、修养、心理和环境的限定，不能由作者随心所欲，音乐则随着人物心情和命运的变化而发生旋律改换，不再遵从自在韵律。舞蹈的作用被放大，人物动作都被纳入了非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因与生活动作产生距离而体现出美感。至于戏曲的化妆美、服饰美、道县美，也是由戏曲舞台手段的综合性所决定。可以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随意驱遣歌唱、舞蹈、念诵、表演等手段辅助行动，而不受现实生活情景的限制。

    戏曲既然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它就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就拉开了距离。使用脸谱也是戏曲的特征，它进一步把现实推向幕后，渲染象征的氛围，使戏剧指向写意。人们见到关羽的枣红黑脸，就感觉到他的忠肝义胆：见到曹操的碎纹白脸，就感知了他的奸诈多疑。

    戏曲依靠叙述性手段与带有强烈装饰性的表演动作，得以对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变形处理，因而获得了舞台手法的写意自由，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追求“不似之似”“吉外之旨”“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及其所体现境界的理解，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戏曲既然是写意化的、不以状摹外物而以表现和抒发人物内心情感为主要特征，它就成为包蕴着浓郁抒情性的艺术样式。戏曲重在随时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它的表演强调用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把人物行动的内心依据或外界刺激人物内心所激起的反应直接揭示出来，不仅写人物做什么，如何做，而且写人物想什么、如何想，这奠定了戏曲抒情性的基调。尽管戏剧展现人生的本质属性要求它成为叙事艺术，戏曲舞台也确实具备相应的叙事功能，但既叙事又抒情，叙事中有抒情，以抒情来叙事，构成了戏曲表现方法的辩证统一。

（选自《文艺报》，有删节）

从《士兵突击》《鸡毛飞上天》到《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从黄金配角到绝对主角，十四年大浪淘沙，张译成长为影视界的中坚力量。他通过精心塑造角色，弘扬着时代的主旋律，使一个又一个形象深入人心。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张译，人民网文娱专栏（以下简称专栏）对张译做了一次专访。

谈电影：“流着泪把剧本看完”

专栏：接拍电影《金刚川》之前，也有其他好剧本找你，犹豫过么？

张译：有，但是我就喜欢这个主创团队，而且我是流着泪把剧本看完的，同时我和这个故事还有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1997年，我考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当演员要先当兵。我的新兵生涯在24军70师210团3营4排1班开启。就这样，在最基层的步兵连队中，我完成了向军人的转变。

《金刚川》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金城战役前夕，而金城战役中负责压制金化至金城之间公路的部队正是24军。能够在23年后去演老部队曾经的光荣历史，内心感慨无以言表。我觉得我必须去演，责无旁贷。

专栏：“张飞”这个角色是为你量身订做的吗？

张译：不是。人物原型名叫刘四，他是一位非常传奇的高炮手。在高炮班仅存他一人的情况下，他身负重伤，还打下了一架战斗机。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因为每门炮需要编制7个人才能把它开起来。《金刚川》中很多情节都是基于真实素材，当年志愿军战士所面对的境遇更加残酷。在极端条件之下，中国军人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也是我表演中信念感的来源。

专栏：电影中，你用半残之躯控制一座高炮，还有不少高难度的戏份。有网友评价：不着痕迹的表演，又显得毫不费力。

张译：确实只是“显得”。演员这个职业像魔术师，观众只看表演结果。一旦看到魔术背后的秘密，或者看出表演是吃力的，整个魔术就失败了。演员一旦演砸了。就是影响整部电影。一旦开机，演员的体力精力，或是脑力心力，还得加一分控制力，都必须调整到极致。至于吃力与否，是我们演员自己的事儿。

谈表演：“两个字一一很难”

专栏：你曾经参演过多部军事题材作品，比如《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十年从军经历，对你演绎这些角色有帮助么？

张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所谓“千人千面”，军人也一样。但是出演军人角色，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具备基本的军人素质。要想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军人，没有两年做不到。

举个小例子，当没当过兵，看他穿军装的样子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们常年穿军装，就知道肩膀怎么使劲，腰腿怎么用劲。而这种“劲”会形成一种习惯体态，好像军装就长在你身上一样。感谢十年军旅生涯，让我更能感受到军人风骨，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专栏：可否分享从艺以来你对表演的理解和体会？

张译：表演是一门学科，是需要在理论指导下完成的、以丰富实践为前提的、不停完善改进自身的、不断接受市场观众检验的、职业风险和代价巨大的、无法被人理解又无需任何解释的工作。这些年的体会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完，两个字——很难。

角色演得越多，创作瓶颈就越窄，能力的天花板也就越低。好在现众一直包容，好在前辈始终关照，总有些角色和作品会影响一些人，让我的职业有一份尊严，让我的工作有那么一点社会价值。这是我的荣幸，感恩！

（摘编自人民网文化频道《张译解读<全刚川>，为何能演活中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