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风

陈忠实

    大约是十年前的那个夏天的末尾，即我下决心从都市返归故居的那一年，据说是关中几十年不遇的一个湿夏。

    那天晚上交过子夜睡得最酣的时刻，一声天崩地裂似的响声震得我从被窝里蹦起来，坐在炕上足足昏厥了五分钟。当我肯定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的时候，也就判断出来后院里可能有小的灾变发生。我打着手电筒出了后门，后坡上滑坡了——我祖居的房根距后坡充其量不过十米。

    我吓得再也无法入睡，坐等到天明一看，才真正地惊恐了。绿草和树木全部倾覆在后院里，和泥浆石头搅缠在一起。坡上竟是一片白花花的沙石鹅卵石堆积起来的沙坡。我从有智能的年岁起，就记得这后坡上长满了迎春花，每年春天便率先把一片金黄的花色呈现给世界也呈现给父亲。父亲年年都要说一句：迎春花开了！然而父亲也说不清是我们家族的哪一位祖宗栽植的，反正整个后坡上都覆盖着迎春花的厚茸茸的枝条，花丛中长着一些不能成材的枸树榆树和酸枣棵子。现在完了，什么树什么花什么草全都滑塌下来，和泥浆砂砾搅缠堆积在坡根下捂死了。陡坡上也不知被掩盖了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砂砾重新裸露出来，某种史前的原生原始的气韵瞬间使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畏怯。我联想到一架骷髅，这骷髅确凿又是我们祖先我们家族里男人的骷髅……一种从家族墓穴里透出的幽冷之气直透我的骨髓。

    我在那一刻便想到了覆盖，似乎不单是覆盖那一片史前的砂砾，而是把家族的早已腐蚀净尽血肉的骷髅覆盖起来。我要栽树，植草，然而须得等到秋后。

    树叶落光白露成霜的秋末冬初是植树的好时节。我到山坡上挖了十余株野生的洋槐树，很随意地栽下了。所以随意，是我深知洋槐树生存能力特别强，一般树难存活的贫瘠干旱的石山河滩都能繁衍它的族类。然而我也不能太随意，在那很陡峭的沙坡上挖下坑，再给坑里回填上肥沃的一筐黄土，以便它能扎根。我相信，在这一堆黄土里扎下根来，它就可能再把它的根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伸向砂层。

    当这一批指头粗细的小洋槐绽出绿叶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浮想联翩。一束一束鲜嫩的绿枝绿叶婷婷于沙坡上，一种最悠远的古老和新近的现实联结起来了，骷髅和新生的血脉勾连起来了，生命的苍老和生命的鲜嫩融合起来……无法推演无法判断家族悠远的历史，是一个从哪儿来的什么样的人在这里落脚或者可能是落草？最先是在山坡上挖洞藏身还是在河滩上搭置茅草棚？活着的最老的一位老汉只记得这个家族出过一位私塾先生，“字写得跟印出来的一样”。这位先生可能是近代以来家族中最伟大的一位，因为后人只记着他和他的字并引以为骄傲……整个家族的历史和记忆全部湮没了，只有一位先生和他写的一手好毛笔字的印象留传，家族没有湮没的竟然只是一个会写字的先生。

    洋槐很快就显出了差异，栽在坡根下有黄土的一株独占优势水肥，越往高处的树苗就逐渐生长缓滞了，尤其是最顶头的那一株，在抽出最初的几片叶子之后便停止了生长。直到随之而来的伏旱，我终于惊讶地发现它的叶子蔫了。我想如果再旱下去，不过三五天它就会死亡，便提了半桶水爬上坡顶，那水倒下去像倒入一个坑洞，然而那叶子就在眼皮下重新支棱起来了……这株长在最高处也是沙层最厚的地方的洋槐苗子，终究无法蓬勃起来。几年过去，最下边的那棵已经粗到可以作椽子了，而它却仍然只有指头粗细。那里没有水，它完全处于饥渴之中。在濒临早死的危亡时刻，我才浇给它半桶水，而且每次都要累出我一身汗。然而它毕竟活下来了。

    活下来就是胜利。它和其他十余棵洋槐苗子并无任何差异，在我从山野把它们挖出来移栽到我家后坡上的时候，它们自身仍然没有任何差异，只是我移栽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差别，它们的命运才有了天壤之别。最下边在坡根下完全植根于肥沃土壤的那一株自然很欢势，我也最省事，从来也没给它浇过一滴水。而最上边的那一棵生存最艰难，我甚至感伤无意或者说随意选中它植于这块缺水缺肥几乎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真是亏待了它，把它给毁了，它本来也应该有长成一棵大树的生存权利的。然而它也给我以启迪，使我理解到一种生命的不甘灭亡的伟大的顽强。

    这个启示是前年初夏又加深了的。那些洋槐已经成为一片林子，它们的各种形态的树冠在空中互相掺接，形成一个巨大的绿盖，把那史前沉沙严密地覆盖起来，那沉沙上也逐年落积了一层或薄或厚的黄土，各种耐旱的野草已形成植被，只有少许几坨地方像秃疤裸露。五月初，我的后坡上便爆出一片白雪似的槐花，一串串垂吊着，蜜蜂从早到晚都嗡嗡嘤嘤如同节日庆典。那悠悠的清香随着微微的山风灌进我的旧宅和新屋，灌进大门和窗户，弥漫在枕床被和书架书桌纸笔以及书卷里。我不想说沉醉。我发觉这种美好的洋槐花的香气可以改变人的心境，使人从一种烦躁进入平和，从一种浮躁进入沉静，从一种黑暗进入光明，从一种龌龊进入洁净，从一种小肚鸡肠的醋意妒气引发的不平衡而进入一种绿野绿山清流的和谐和微笑……尤其是我每每想到这槐香是我栽植培育出来的。

    最上边的那一棵没有开花。我根本没有对它寄托花的期望，它能保住生命就很不容易了，它保存生命所付出的艰辛比所有花串儿繁密的同族都要多许多。前年春天我回家去，我惊喜地发现它的朝着东边的那根枝条上缀着两朵白花，两朵距离很大而不能串结成串儿的花。我的心不由地微微悸动了，为了这两朵小小的洋槐花而悸颤不止。它终于完成了作为一种洋槐树的生命的全过程，扎根，绿叶，青枝和开花，一种生命体验的全过程，而且对生存的艰难生存的痛苦的体验最为深刻。我俯身低头亲吻了这两朵小花，香气不逊于任何别的一树。

    每有风起，这片洋槐组成的小森林便欢腾起来，绿色的树冠在空中舞摆，使我总是和那海波海涛联系起来。是的，绿色的波涛汹涌回旋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发出低吟响起长啸以至呐喊。这些都使我陷入一种温馨一种激励一种亢奋。每有骤雨降临，更有一种呼啸与喧哗，形成一种翻江倒海的巨声，使人感到恐怖的同时又感到一种伟力。那风声雨声和整个村庄的树木群族不可分割地融汇在一起。每当风和日丽，我在写作疲惫时便走出后院爬上后坡，手抚着那已经粗糙起来的树干倚靠一会儿，或者背靠大树坐在石头上抽一支烟，便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气息。旱薄荷依然有薄荷的清香，腐烂的落叶有一股腐霉的气味。我的小森林所形成的绿色的风，给我以生理的和心理的调节；而这种调节却是最初的目的里所没有的。

材料一：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圾垃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上海市民将迎来被称为垃圾分类“最严执法”大考。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到2020年底，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分类意义非凡，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近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及民众生活体验的重视程度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发展的重点，并写入十九大报告。根据测算，国人平均每天产生垃圾约1.2公斤，且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垃圾总量每年持续增长。以上海为例，2015～2018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依次为789.9万吨、879.9万吨、899.5万吨、984.3万吨，增长十分惊人。实行垃圾分类后，既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节省资源；亦可将有害物及时处理，防止次生污染发生。垃圾分类也有经济意义。作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的一部分，垃圾分类投放只是第一步，后续还包括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多个环节，而不同的垃圾，其后续运输和处理，也将形成完全不同的产业链条。有业内专家预计，一旦垃圾分类实施，全国垃圾处理行业将很快形成万亿以上的市场规模。

（摘编自《垃圾分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

材料二：

日本：规矩近乎“严苛”

日本从1980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日本的垃圾分类非常细，除了一般的生活垃圾分为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外，资源性垃圾还具体分为干净的塑料、纸张、旧报纸杂志、旧衣服、塑料饮料瓶、听装饮料瓶、玻璃饮料瓶等等。看起来如此麻烦的事情，日本人却乐此不疲。喝完一瓶可乐后，他们会洗净饮料瓶，揭下外面的塑料包装，把它扔到可回收的塑料垃圾桶中。瓶盖属于不可燃垃圾，而瓶子本身则要放入专门的塑料瓶回收箱。

美国：垃圾分类深入生活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

瑞典：垃圾分类成日常习惯

在瑞典，家家户户都在厨房的水池下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集容器。分别收集玻璃瓶、金属、纸张、塑料和厨房垃圾等。一位瑞典家庭主妇说：“吃完饭后，我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食物垃圾纸袋。我通常在早晨骑车上班时，顺便把纸袋扔进食物垃圾箱……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摘编自《细致到近乎“严苛”的日本垃圾分类》）

材料三：

2013年成都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量约4835吨/日，较上年增长3.3%，预计到2020年，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量将增长到约7200吨/日。从垃圾组成来看，近几年中心城区生活垃圾以厨余类为主，占生活垃圾组成的50%～70%。中心城区各区尚未建有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单独收运处理设施，因此一些试点小区分类产生的厨余垃圾也只能混入其他垃圾中，由环卫部分进行收运，利用各区现有生活垃圾被运处置体系，经压缩转运后进行焚烧或填理处置。同样地，一些试点小区产生的有害垃圾（主要是电池）要么存在小区里无人收运，要么混入其他垃圾进行焚烧或填理处置。

（摘编自《成都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调研报告》）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民族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民族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

材料一：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人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自己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老树”“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几种事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几种事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摘编自吕洋《中西方诗歌比较》)

材料二：

①与中国古典诗歌弱化主体的倾向不同，西方诗歌中的主体差不多总是在场的。以十四行诗为例，主体总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中，站出来讲话。这样，西方诗歌就形成了与中国诗歌迥然不同的风格。

②诗歌的风格离不开其文化土壤。在中国，流行的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有关。早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就已经建立起来。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稳定繁荣，因此，人们非常依赖自然环境，对自然世界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很敏感，他们渴望与自然亲密接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诞生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国诗歌的艺术特点便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映射，其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我们的诗歌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乾卦·文言》写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指大人物，这句话是说要想成为伟大的人物，就要与天地合德。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合一”，表明自然与人是相通一致的，可合二为一的，人与自然是彼此相通的共同体。这种思想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最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风格。

③西方诗歌则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二元分立的逻辑观念。那什么是二元分立呢？ 有学者指出，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角度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世界上存在灵魂和物体，这二者彼此独立，是二元对立存在的方式。

④中西方诗歌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艺术。中西诗歌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体在场问题。这个主体就是诗中的叙事人，这个叙事人有时候等同于诗人。通常在西方诗歌中，主体都占据诗歌的显要位置，诗中的叙事人也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中的主体却常常是缺席的，或者被隐藏起来。我们来看这首《梅花》诗：

梅 花 [唐]

崔道融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⑤这首诗写的是梅花，但寄托的却是诗人心中对梅花的钟爱。因为写花和写人本身是不需要区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浸透到诗人的心灵中，流露在诗人的笔下。咏物即咏人，诗人对梅花的赞叹体现的正是诗人对美好品质的赞美。诗人没有在诗中出场，而是隐身于梅花后面，但是通过诗歌的内容，我们感受到诗人高洁的品德，产生了对梅花的怜爱之情，以及对高洁品德的珍惜之情。读到最后，我们已然分不清这是写梅花，还是写诗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首诗如果用西方的诗体来写会是这样：

梅 花

初放的梅花，含着白雪，

美丽孤傲的梅花啊，我想画，

又怕你的神韵难画，

你的花别有韵致，

清雅脱俗，不知寒冬雪意。

你的枝干横斜错落，似愁容病姿，

北风啊，你果能解得梅花心意，

拜托，不要再摧残她了。

⑥通过对这首诗的模拟转换，我们能够体会到主体在场表达会产生什么样的诗歌风格。从审美的意义上讲，主体的缺席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界限，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由物联想到人，再由人联想到物，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主体的在场则使物与人分开了。在这首诗中，主体“我”的出场使诗歌中的梅花与叙事人“我”分开了，梅花与“我”的分裂使这二者失去了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二元分立，这使该诗呈现出类似西方诗歌的形式。当这首中国古诗被改写成主体在场的诗歌时，它就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那种浸透在古典诗歌中物我合一的和谐感没有了，诗篇变得破碎，被改动的古诗就不像是一个有机整体了。西方诗歌虽然有主体的在场，但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诗人已经在二元分立思维模式的基础上由分而合，最后达成统一。而中国诗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是在物我不分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被分开，便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我们反过来把一首主体在场的英语诗改成汉语古诗，在去主体的过程中，也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其实，这也是英语诗歌汉译和汉语诗歌英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诗歌是不可以被翻译的，指的主要是诗歌的韵律让人无法操作。不过，不可翻译的岂止诗歌的韵律呢，这种深植于诗歌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内涵也同样是不可翻译的。有趣的是，在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诗歌中，诗人主张要把这个“我”消融掉。“很多后现代诗人发现，必须把武訢的自我溶解掉，才能写出一种以最佳方式获得自我兵实的诗歌，太多的文明因素，以及各种复杂的人之角色，已使自我真实变得模糊了 "西方现代派诗人已经认识到西方诗歌中的自我过于强太，已经到了应该消解这个主体的时候了。

(摘编自王伟峰 周桂君《论中西诗歌中的主体化倾向及思辨性的体现》)

材料一：

       利用水的浮力及河水的流动发展交通运输，是人类早期文明成果之一。中国河运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船用木桨，说明当时先民们已经有了舟楫交通工具。然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不利于南北水路交通。于是，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开凿运河，以沟通原来互不连通的水道，尤其是加强南北方向的联系。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路线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之一。它是古代中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结果。几千里长的运河要通过海拔高程不同的许多地区，纵向沟通长江、淮河、黄河等洪流巨川。在两千多年的挖掘、修建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大胆冲破中国东西水系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解决了开辟水源、保持水量、改造地形和克服洪水泥沙之害等四大难题，而且创造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工程设施。其中以船闸、滚水坝和水柜等最为著名。大运河卓越运能的实现，集中展示了古代中华文明在土地测量、河道建筑、水利水运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有必要建立在兼顾国内不同经济文化成分的地方，汉唐长安和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就是如此。然而，这就容易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空间上的距离。况且，大一统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又使得首都生活的经济供应极为繁重，因而不得不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运力。我们看到，早期运河就是因漕运发展起来的，即利用水运把四方贡赋运往京师或把粮草运往军事重镇。帝国传统甚至使分立时期的中原王朝如五代赵宋也尽可能立国都于漕渠枢纽之地，所谓“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以河为依”。因此，国都移动，运河水道也随之移动，运河实际成了国都乃至王朝国家的经济命脉。

       运河还有利于发展交通，加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早期邗沟、黄沟的开通首次将江、淮地区同中原、黄河流域联系起来，再由吴古故水道、百尺渎等把长江和钱塘江流域连接起来，这就大大便利了当时中国东部的南北交通。交通运输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发展和巩固全国的政治统一发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早期运河网络在秦汉帝国的作用。隋统一后更建成了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西起京师长安，北通涿郡，南达余杭，全长五千余里。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对隋唐时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于是在一些世族豪门的鼓动下，开皇十年（590）冬，“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叛乱平定之后，隋朝停止了在江南激进的经济、文化政策，并以晋王杨广为扬州大总管镇江都。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他驻守江都十年，推行文化怀柔政策并取得很大成就，这很可能就是他即位后积极开凿运河并乘龙舟三下江都的主要动因。隋仅二世，但大乱并不始于亡陈，这就很说明问题。而唐朝之所以在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俨然敌国的情况下还能再延续一百五十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运河转运的东南财赋支持。唐中后期所谓平藩镇的活动，例如宪宗平淮西、武宗平泽潞，主要也是为了打通和保证东南财路。

（摘编自袁行霑《大运河的开通及其意义》）

材料二：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年）颁布的。《隋书》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万以上的劳工。《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610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粮仓成了隋末夺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此时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但中国的历史著作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又造龙舟凤䑽，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勝，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述：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涌。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做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无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摘编自[英]崔瑞德《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杨品泉译）

材料一：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客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穿。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两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源》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