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认为词自是一家，从而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豪放词，使词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举凡怀古、怀旧、记游和说理等可以用诗来表达的题材，他都尽情入词，使词恢复到诗词未分之阶段，使词诗化、散文化，这就是他的“以诗为词”，也正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叫“以诗为词”呢？“‘以诗为词’，按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朱靖华在《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一文中也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把词和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识地把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式尽情入词。”

    词至苏轼，在描写领域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凡是可以入诗的题材均可以入词。词可以咏史吊古，可以说理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思，可以借音节抒写情怀。在苏轼的眼里，词之取材与诗无异。他把“缘情”与“言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词品与人品高度地统一融合起来，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社会与人生的道路，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词长于言情，而苏轼能够充分利用这一长处写出新意，拓展词境。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悼念亡妻与感叹个人身世熔为一炉，悼亡妻，情真意切；叹身世，感慨万端。在此类词中，更为瞩目的是，苏轼在大量描写歌妓侍妾的词中，没有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方的色相上，更没有调情嬉戏的描写，而是把视点放在了对她们品质人格的赞颂上和对她们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上。

    词中所写的离别情意，此前多局限于男女情事，而苏轼词中的离情别意多系表达与友人的深情厚谊，并借此抒发人生感叹，颇似唐代的离情诗。如《满江红》（天光无情），在抒写依依不舍的离情的同时，抒发人生之叹、田园之想；又如《江城子》（别徐州），在写离情时又抒发沦落之感。品读苏轼的这类词，看不到艳情的宣泄，嗅不到胭脂的气息，这些词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抒写离情的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还将劳动者的生活作为词的描写对象，开启了词的新领域。如《渔夫》四首，写渔民生活；《望江南》（春已老），写春日农忙景象；《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写儋州春日备耕祈求丰收的农村景象等。他将视角投向社会底层劳动者，描写田园风光、农村风情、农民生活，丰富了词的内容，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苏轼词集《东坡乐府》中不难发现，词这一本来内容单一贫弱的领域在此已异彩纷呈，绚丽多姿。无论是咏物言情、记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都能用词来吟唱。他的“以诗为词”的确扩大了词的取材范围。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可以这样说，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同等的文学地位。

（选自崔永创《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有删改）

    中国传统社会给人两个相互矛盾的印象：一方面，它十分注重平等；另一方面，它又十分注重纲常伦理，表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不过，无论如何解释这种印象，它至少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差异两个问题。在西方由正义原则加以处理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差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而且同样也需要某种协调机制。概而言之，从功能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是通过“仁”“礼”“义”三项基本原则彼此支撑、相互为用实现的。

    “仁”是对他人之爱，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基础则是对亲人之爱，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进一步指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亲亲，仁也。”并且孟子认为，这种爱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即同样的感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心理事实的体现。因此，“仁”的生发机制，是一个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过程，即把对亲人之爱扩展为对邻人之爱，再扩展到对天下人之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与“仁”所体现的“合和”精神不同，“礼”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纵向）、亲疏厚薄（横向）的差秩格局和纲常秩序，反映“别”与“分”的一面。“礼”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礼，国之干也。”“礼”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政治架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有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者因此也被称为“礼治社会”。儒家强调“礼”治，但目的不是造成一个等级森严、上下隔阂的社会，而是通过“礼”的规范与约束，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睦。

    用以平衡“仁”与“礼”的就是“义”的原则。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义”是一个含义比较丰富的概念。很多时候，它指一种最高的伦理原则。但是，“义”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在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行为准则之间进行的权量与选择，即“义者，宜也”。权即是宜，也就是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表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要是出于某项更高的的道德原则的要求，言而无信，行而不果也未必不能接受。显而易见，“义”就是审时度势，对某个具体情境之下的行为原则进行选择和判断。

（摘编自唐士其《正义原则的功能及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现》，有删改）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材料一：中国日报网

    10月16日电10月15日12时23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39、40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美国科技网站新闻网15日报道，此次北斗双星的成功发射意义重大。中国研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为了满足其维护国家安全，更是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据报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精度可达2.5米，较定位精度为20米的美国GPS更胜一筹。因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得益于可穿戴设备、物联网、无人机及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技术的发展，当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的市场颇为景气，其中包括实现定位功能的产品和服务。

    2017年发布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市场报告》显示，到2025年，亚太地区的GNSS导航设备数量（以智能手机为主）将从2015年的19亿增长至43亿，超过欧盟和北美地区的总和，因而有望成为该领域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6年，中国GNSS和定位服务市场产值达332.4亿元。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等卫星不断发挥作用，到2020年，中国该行业产值有望增长至620亿元。

材料二：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8月13日文章，中国很有可能把“太空丝绸之路”加入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而将“一带一路”倡议扩至太空轨道。

    美国媒体称，北斗是中国修建用以扩大自己活动和影响力的道路、铁路、港口和工业园的“数字黏合剂”。“太空丝绸之路”的卫星通信、天气监测和对地观测，将从天上到地上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新丝路沿线国家若加入“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会变得依赖中国所提供的太空服务。这将令北京对那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更多影响力，因为中国控制了维持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太空能力。

    太空竞争可被视为地球上地缘政治的延伸，谁占据了太空制高点，谁就能主导地球，因为信息是21世纪权力的基础，而信息将通过太空传播。“太空丝绸之路”将为中国权力及对欧亚大片地区的掌控增加厚度，若不受到挑战，中国会把西方公司排挤出去，确保北京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太空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这将最终巩固北京对新丝路沿线国家经济的控制。

（作者马尔科姆戴维斯）

材料三：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3年多来，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硕果累累！现如今（2017年），峰会也已成功举办，全球130多国竞相参与，就连美日韩都悉数出席了！

    曾记否，上个世纪中国航天饱受歧视，16国家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唯独不让中国加入，中国航天人，望眼欲穿申请近20年，最终只能含恨而终！到2011年，美国白宫“禁止宇航局与中国任何合作”；2013年，美国还“禁止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

    1992年“921航天载人工程”立项，从1999年“神一”到2016年“神十一”，再到2017年“天舟一号”，从无人到载人、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突破了往返、出舱、交会、运输等关键技术……

    近年来，在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航天多年来发挥自身优势，已有数十颗通信卫星先后镶嵌在浩瀚星空，联结成“一条太空丝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10月，亚太九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使中国——东盟“10+1”合作更加密切，实现了对“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区域的基本覆盖。

    2015年11月，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老挝一号通信卫星，700万老挝百姓可方便看电视、打电话、上网冲浪。中国也实现了首次整星出口到东盟，首创“天地一体化+商业运营”模式。

    我国还将发射实践十八号、中星十八号、亚太6D等卫星，照耀全球60%陆地，惠及全球80%的人口，为“一带一路”及周边地区提供全方位的卫星通信服务。

材料一：

2024年1月5日，第40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如约而至，透骨的寒冷和暖心的激情在这一刻交汇，碰撞出充满希望的火热。

哈尔滨的冷，与生俱来。作为我国最北边的省会城市，这里冬季漫长，动辄出现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因此哈尔滨有了响亮的名号———“冰城”。

冷是阻碍，对发展构成制约。粮食作物只能种一季，基建工程也因低温、冻土等面临重重困难。由于室外寒冷，东北人曾有宅在家里“猫冬”的习惯。冷也是资源，别具特色优势。每年12月，松花江上的冰冻了，太阳岛上的雪厚了，“冰豆腐”和“大雪垛”在能工巧匠手中“华美变身”，成为美丽的冰雪胜景，吸引着不远千里络绎而来的游客大军。

以高寒为气候特质的哈尔滨，成为当下社交媒体上最热的文化符号。这座地处北疆的东北城市，正在把制约发展的“冷”转化为吸引游客的“热”，在聚光灯下焕发无限生机。今日的哈尔滨，寒冷不变，热度却“只增不减”，背后是这座城市深挖冰雪资源禀赋，突出地方特色文化，推出各种“有求必应”举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主动作为。

让哈尔滨在这个冬天“走红”的，还有中外文化在哈尔滨碰撞、交融带给这片土地独特的魅力。“东北大花”主题与火车、汽车融合，将冻梨改刀、切块、摆盘，用勺子吃烤红薯，路边新增温暖驿站，东北大汉学会“夹子音”，哈尔滨的建筑、饮食、洗浴文化以及市民的热情好客，也被大家津津乐道。

“土”与“洋”的对话与融合，使哈尔滨更添奇妙丰富的色彩。中西合璧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映衬着白雪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很多国外游客驻足欣赏货架上的传统手工艺品。一家铺着浓浓东北风的大花布的摊位上，摆着多款俄式“大列巴”。

哈尔滨，曾经是松花江边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百姓，带着开天辟地的豪迈，历尽千辛万苦“闯”到这里，成为重要的开发建设者。这座城市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埋头探索，焕发青春荣光。

“85 后”郑好是新时代“闯关东人”，2022 年，他从日本北海道大学毕业回国，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短短几个月，他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围绕寒区冰雪路面开展研究。

寒地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资源，也是冰雪游的宝贵财富。抓住“文旅热”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新经济、新业态，让城市发展尽显青春与活力。

(摘编自新华社《“冰城”缘何成“热点”————人文经济视野下的哈尔滨观察》)

材料二：

这个冬天，“东北冰雪游”火爆出圈，但好运气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水到渠成：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带动：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推动冰雪经济蓬勃发展，让冰天雪地也能变成金山银山；伴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我国消费结构正加快从实物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换；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地区持续扩大冰雪旅游优质产品供给，用“掏家底”的诚意，千方百计提升游客满意度和体验感，努力接住了这轮流量。

消费的潜能，藏在对美丽山河的热爱里。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自然景观奇谲壮丽，文化瑰宝灿若星辰，可以全方位满足人们对“诗与远方”的好奇与探索。2024 年元旦假期，北上赏冰滑雪、南下赏花看海的“南北互跨”长线游成为热点。网络数据显示，广东、浙江、上海是冰雪游客源地前三名，贡献了全国三成左右的冰雪游预订量。更要看到的是，我国城乡区域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差距意味着潜力，不断提高的城市生活品质将激发更多需求，新型城镇化带动的内需潜力将以万亿计。

消费的潜能，藏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现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不仅从“吃饱穿暖”转向了“吃好穿美”，也对价值实现和情绪满足有了更高要求，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更高期待。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要加快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消费的潜能，还藏在对身心体验的追求里。花钱消费，图的是花得高兴玩得开心，甚至期待下次再来，这也对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加快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型消费，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不断提升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

2024年元旦假期，国内旅游实现“开门红”，为新年消费市场开了一个好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消费潜能向何处寻，不在别处，正是在民生所盼、高质量发展所需之中。

(摘编自赵晗、张翀《从哈尔滨“出圈”看中国消费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