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顶小屋

【英】彼得·约翰逊

安德鲁和妻子简正在物色一套房子。他们去见一位房地产经纪人。

“我就要来这个城里工作，”安德鲁告诉经纪人说，“我想买一套房子。”

“我能帮助你，”经纪人说，“你能够支付多少钱？”

“不超过1万英镑。”安德鲁说。

“这个城市里，大多数住房价格都在1万英镑以上。”经纪人说。

“一定有的，”安德鲁的妻子说，“我们不需要一所很大的房子，就我们两个人住。”

房地产经纪人在他的笔记本里寻找着。“我这里只有一所房子售价1万英镑，”他说，“山顶小屋。”

“这座房屋有什么问题吗？”安德鲁问。

“不！”经纪人说，“那是一座非常好的小房子。”他继续在笔记本上寻找着。“如果你们喜欢这座房子，”他说，“那就9000英镑卖给你们。”

“相信我，房屋没有任何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卖不出去。它距离城区10公里。”

“10公里不算太远，我喜欢乡村。”简又转向安德鲁说，“我们去看看吧？”

“好的。”安德鲁说，“看一下房子反正不碍事儿。”

他们开车不久就出了城，很快就发现了一座小屋，它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

“哦，我喜欢这房子。”简一下车就看到，门前有一大片鲜艳的花朵。

“我真的弄不懂，”安德鲁说，“为什么没有人肯住这儿？这是座很不错的房屋，离城里也不远。这房子一定有什么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亲爱的？这儿挺好的。我太高兴了。”简快步跑上前。

他们走到大门口，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屋内。里面既干净又漂亮。

“哦，安德鲁！”简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对我们最合适不过了。我想上楼看看卧室。”

“早上好！”

简和安德鲁迅速转过脸来。一个老头站在大门边。

“你们喜欢这房子吗？”他问道，“你们打算买下来吗？”

“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安德鲁说。

“很好！”老人说，“我每周来这儿一次，清扫房间。”

“我打算去看一看卧室。”简说。

“啊，对了。”老头说，“那些卧室。哦，告诉我，你们住在城里吗？”

“噢，不。”简说，“我们刚来这儿。”

“我在这座城里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安德鲁说，“所以我们在找房子。”

“是嘛！”老头说，“哦，关于这座房屋，经纪人都跟你们说了些什么？这儿发生过的一切，他告诉你们了吗？”

“不，”安德鲁说，“他没有。他跟我们说，这房子卖不掉。就这些。怎么？这房子还真有什么问题不成？”

“哦，不！”老头说，“这房子这建筑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人们只是不喜欢住在这儿。”

“可是为什么？”简问道。

“是因为那个姑娘，”老头说，“一个男人杀害了他的妻子，就在这儿，在其中一个卧室里。他们都非常年轻，就像你们这样。”

“哦，不！”简尖声叫道。

“他杀了那姑娘并把她埋在地下，就在花丛中。”老头说，“但是警察从来没有找到过她的尸体。人们说，她有时还回到房子里来。她走向卧室，站在床边……”

“哦，不！”简大叫，“请别再往下说了！”

“如果你们买下这座房子，我可以当你们的园丁。说不定还能在院子里挖到那个姑娘。”他说着就转身走出门外。

简和安德鲁相互对视着，安德鲁说：“我才不相信那个故事哩。我们去看看卧室吧？”

“不！”简说，“不要，安德鲁，不要！我不知道这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不敢住在这儿，那个姑娘，她……”

“可是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座只卖9000英镑的房屋了。”安德鲁说。

“对不起！安德鲁。我害怕。”她双手捂住脸，“带我离开这儿，安德鲁，求你了。”她冲出房屋，钻进汽车。安德鲁走在其后。“我们该对经纪人怎么说？”他问她。

“哦，就跟他说这房屋离城市太远。”她说。

汽车一开走，老头就走回山顶小屋。他用钥匙打开门并走进去。他走进楼上的一间卧室。地板上有些旧衣服，还有一张用旧衣服铺成的床。小桌子上还有旧的食物，桌子边正坐着一位老太婆。

“他们差点就上来了。”她说。

“是的，我知道。”老头说，“我差一点就太迟了，但是我跟他们说了那个故事，那女的信以为真。”他大笑不止，“女人总是这样。他们绝对不会再来了。”

“很好。”老太婆说，“我们又可以在这儿待一两个月了。”

“一两个月？”老头说，“再待一两年！”

（有删改）

材料一：

关于清明节，《历书》如此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由此可见，注重“清”和“明”，一直是清明节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今天的我们，也应当让这个节日气清景明。

让“奇葩祭品”走开，让祭奠情感保持气清景明。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站在历史和先人的肩膀上，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以期走得更远，这是清明节的一个内涵。所以，应当杜绝花哨的“护照”“房产证”“私人飞机”等“奇葩祭品”，这些“祭品”和传统文化、公序良俗、传统美德不合拍，更和崇德向善的主流价值格格不入。

让陈规陋习走开，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源于周代的清明节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存留下来的惯性做法很多，而有些做法和当下社会已经格格不入，比如动辄大烧纸钱冥物，这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也会污染环境，甚至酿成悲剧。所以，我们要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多倡导文明、健康、干净、祥和的祭奠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种植纪念树、召开家庭追思会等等，将感恩的心，思念的情，融入清明祭奠中。

让“代人扫墓”走开，让祭奠仪式保持气清景明。清明祭奠，就是要祭祖拜宗，追思先人，慎终追远，思亲念故。所以，这个祭奠必须有一定的仪式感。《论语》云“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如果自己不亲自进行祭祀，而找别人替代，这对祖先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毕竟，“代人扫墓”的商业化运作再精美、再细致，也终归是一种木偶式的虚假表演，是一种空洞的文化躯壳，它消损了清明节的庄严氛围，违背了气清景明的节目内涵。

文明祭扫，责在心意；平安清明，需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样，不仅为个人积存正气，更为社会积存正能量。让我们用绿色清明寄哀思，还清明节一个气清景明。

（摘编自雷泓霈《回归清明的节日内涵》）

材料二：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有人不顾山高水远也要返乡祭祖，有人千里迢迢携老带幼只求叶落归根，有人庄严肃穆深切缅怀英雄先烈……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各地倡导“云”祭扫。

通过“云平台”，献上一束鲜花、留一首歌曲、点一根蜡烛，种一棵松柏、写一篇祭文，举办网络追思会等方式祭奠先祖，同样可以表达追思与悼念。《朱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句格言告诉我们，祭祀的关键在于“诚”。只要心诚，哪怕人在天涯海角，祭祀的目的已然达致。多一些诚心，对于逝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敬意。纪念不在形式而在心，让祭奠形式也持有“绿色”，保持气清景明，也是“云祭祀”的题中之义。

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人们称清明节为“根的节日”。无论走到哪里、去往何方，故土家园水远是不变的精神很根脉，家庭亲情永远是最深沉的精神依恋。在祭祖寻根中省思生命的意义，在行孝尽哀中体味亲情的价值。不忘根本、清心明志，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重整行囊再出发，这是“绿色”清明节之于我们的启示。

“绿色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多一点文明、少一些粗俗；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放纵，愿更多的人都能转变传统观念，恪守生态道德，倡导绿色文明、简朴节约的祭祖新风尚，真正把“生态环保”理念实践到生活中来，以自己的绿色文明举止为清明添“明”，为春光增色。

（摘编自李群《清明需要更多“绿色”》）

材料三：

每逢清明，人们或是来到公墓祭拜祖先，或是走进革命陵园缅怀先烈。在青松绿柏之下，在哀思怀念之中，庄重肃穆的仪式让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得以抒发。只是眼下，新冠疫情还未到结束的时候，人群大量聚集公墓陵园祭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安全隐患。此时，网上祭奠成为一种新常态。

重在心，而不拘于形。网上祭奠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祭奠方式，它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英先祖和先烈。只是，国人对清明祭奠多有“在现场”的庄重感，加之“不负四月天”的户外出游需求，使得网上祭奠显得相对冷清些。2020年形势的特殊性，让网上祭奠有了更多的现实操作性：在网页或是微信里献上一束鲜花、点一根蜡烛、写一篇思文，亦是一种“祭之以礼”。

指尖连着心灵。网上祭奠的绿色低碳，不正是“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的绝佳映照吗？祭祀自古就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朴素的家国情怀与互联网充分融合，既有时代发展的“轻推”，也有科技前行的使然。在清明祭英烈的网络祭奠主题中，可以看到中小学生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英雄永垂不朽”的众多留言。让传统不老，让英雄常在，在网上祭奠中，家族、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也得以凝聚和升华。

网上祭奠，传统清明也当有些新常态。辩证去看，传统民俗的打开方式，只要是弘扬新风、摒弃陋习的，不正是要“多多益善”吗？

（摘编自谢伟锋《网上祭奠，传统清明节里的新常态》）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家国意识。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象征，家国情怀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为家国认同的建构铺垫了道路，帮助历代统治者、思想家塑造治国平家的形象，因此“治世”一直是历代思想家绕不开的话题。在几千年的历史征程中，各家学说虽然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都倾向于实现一个国泰民安、生活自由的太平盛世。

先秦儒家思想以实现“平天下”为最终目标，以积极进取、修身立德为治世之道，将“仁”作为思想核心及价值源头；而先秦道家思想旨在明心见性，以实现自身的自由为目标，以自然无为、回归自由作为治世之道，因此，前者被定义为“入世”，后者被定义为“出世”。孔孟更注重实际，而老庄更为超然。石门司门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入世是在对自身使命的理解之下产生的行为，故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说法，孔子所说的“义”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宣扬及推崇的“道”的使命和责任。

道家倡导人的精神自由。绝对自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一般人都达不到，而精神自由却是普通人能够实现的。不同于政治学术语中的思想自由，道家的精神自由主要是指心灵上的自由，希望人们可以用内心的精神力量来克服凡世带给自身的诸多苦楚。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天方夜谭，实则包含着悲天悯人的仁爱情怀。庄子认为，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战背后实则是一些人为了功名而不择手段，这些人控制了资源，而普通人没有能力改变，抗争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招来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追求自身的精神自由，来实现超越世俗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古往今来，很多学术研究把儒家思想简单地看作是入世哲学，把道家思想看作出世哲学，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世性十分显著，但实际上，儒家“修齐、治平”和“成仁”的理想包含了两个不可分割的内涵。一方面，修身即是对自己内心的反省，孔子讲“为仁由己”，孟子讲“仁，人心也”，两人都把“仁义”注入人们心中，因此追求价值的方向是努力向内的，具有层层向内的内在超越性；另一方面，尽管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属于外在，但是它以把圣人的精神状态推广到众人为目的，从家庭走向社会，出发点也是由内开始的。

孔子心中的入世精神，是源于他认为要想让“仁”得以实现，只有真正投入到社会中才能实现“仁”，实现治世之道。因此，可以说儒家治世思想中的基础是“修齐、治平”的修身精神。修身是对仁人的内在要求，由此便能够形成一个完善的道德主体。然而当社会条件没有办法实现自身的抱负时，就“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虽然从表面上看，“邦无道”时孔子做出了出世的选择，但实际上这种出世是在“隐”的状态中反省自身，从而对自身力量加以认知，积攒力量以“易无道为有道”，修身仍然是其深层结构，最终目的则指向“不复计有道、无道，正是有维世之意，易无道为有道也”，积蓄力量以期实现“治国平天下”。其次，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出发点都是其浓厚的家国情怀。先秦儒家的治世之道是“修齐、治平”，“治国平天下”是思想的根本，在自身都无法保全的战乱年代，很多人受到当时社会时局的限制，但是孔子却能够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加以察觉，思考他所希望的治世之道。

先秦道家的治世思想的深层结构首先同样是修身精神。老子认为治世之道的根本是修身，“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从老子的角度看，他认为可以托付国家的人一定是一个爱国如爱己的人，也就是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般爱护国家。凡是可以建功的人，必是要做到以人为根本，修生养性。处世之道建立在治身之本的基础上，对修身进行领悟，才能够将治世之道实现。

儒道互补的思想还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完整的价值观，让我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进退自如、能屈能伸，在他们的心理以及行动上都能掌握好分寸。从古至今，中国人基本都用儒道两家文化作为处世之道，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中国人大都习惯于用儒家思想来处理，当遇到现实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则会转而选择用道家哲学来面对。儒道两家这种互补的形态造就了中国文化生动、完善并且丰富多彩的形式。

（尚子惟《“入世”与“出世”：先秦儒道治世之道研究》）

材料一：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永远在路上，弘扬长征精神没有“完成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走好新的赶考之路，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我们应当传承弘扬红军将士报国为民的情怀和牺牲奉献的精神，敢于舍弃“小我”、勇于追求“大我”，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长征是一条自我突破、凤凰涅槃之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解决问题，是长征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的依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仅靠老思维、老经验、老路子显然不行。只有根据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统一起来，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摘编自王诗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材料二：

当我们看到电视里熟悉的火箭升空画面，感受升空那一刻的激动人心，有多少人了解几代航天人为此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又有多少人清楚其背后经历的多次试验与失败？长征故事在祖国大地继续吟唱着。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战士突破了几倍乃至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越了雪山草地，仅是牺牲的营级以上干部，就超过400人。中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同样靠的是航天官兵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勇于牺牲和奉献。

看着眼前的巨型火箭，有谁能想到，这个庞然大物的研发团队成员不满35岁的占据多数。其中增压输送系统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0岁。箭体结构攻关团队，平均年龄32岁，成员大部分是硕士。拥有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也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拥有强大的创新引擎。

如今的文昌发射场，塔架高耸、厂房雄伟、道路宽阔而平坦，一个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呈现在我们眼前。“很难想象，七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荒芜地。”工程师商利民这样介绍。作为发射场的第一批创业者，商利民也是在这片荒地里白手起家、打造发射场的全程见证者。当初，队员们顶着炎炎烈日，每天徒步穿行20多公里，用双脚丈量发射场1.6万亩的每一寸土地；被誉为“海岛丁香花”的高级工程师丁斓，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再推迟生育计划，高龄怀孕后，更是挺着大肚子奋战在一线；工程师周湘虎因过度劳累和强光照射导致左眼永久失明，他说：“即使把另一只眼睛也献给心爱的航天事业也无怨无悔。”

为了支持发射场的建设，星光村村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祖屋。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他们顶着烈日、吊在高空、深入泥坑、趟进积水，用勤劳的双手默默地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

虽然他们可能互不相识，但开拓者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为祖国的航天梦而奉献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不论火箭的研制者，还是发射场、着陆场的建设者，不论发射一线、测控一线、回收一线的科研人员，还是散布于陆地和海洋上的保障人员，大家勇于奉献，众志成城，汇成托举中国航天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中国航天人为何用“长征”命名运载火箭》）

材料三：

“七一”前夕，许多乘飞机来贵州省贵阳市的游客透过舷窗看去，惊喜地发现，一座红色的巨型建筑逶迤铺展在青山绿水间，仿若一条从天而降的丝带，分外耀眼，这就是位于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红飘带”数字体验馆（以下简称“红飘带”）。

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贵州以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红飘带”集文化、科技、艺术为一体，由数字演艺“红飘带·伟大征程”“红飘带·飞行影院”两大部分组成，数字化全景再现长征之路。

“序厅暖场！”——眼看观众已经入场，“红飘带”演艺设备专员朱颖迅速在对讲机中发出指令。一盏闪烁微光的马灯逐渐明亮起来，通过全息影像再现红军战士形象，一段红色之旅就此开启。

“‘红飘带’集合了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声场等科技手段，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真实的体验。”朱颖边介绍边操作。光影在战壕、山体、石笋间流转，观众被引导进入下一个场景。

水花四溅、硝烟弥漫，身临“血战湘江”的悲壮历程；狂风暴雪，喊声阵阵，用双脚丈量“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场景……就这样，观众沉浸式穿行在“红飘带·伟大征程”的6个篇章中。

在“红飘带”，负责幕后保障工作的技术运维团队有30多人。每周，团队都会定时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在演出前进行早检，对各类型声光电设备、各场景特效情况反复调试。朱颖说：“希望能以每一次都完美的舞台呈现，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红飘带’，重温伟大长征精神。”

据悉，自2023年10月22日试运营以来，“红飘带”演出场次已超过4000场，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成为贵州红色文化、旅游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地标。

（摘编自《贵州贵阳：“红飘带”礼敬长征故事》）

材料一：

西方美学的“崇高”范畴引入后，有人认为中国美学思想中的刚健、雄浑、阳刚之美等都包括在“崇高”范畴之中。实际上，由于人文基因和文化传统不同，中华美学的“刚健”精神与西方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不相同，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并在中西美学观念的对比中体现出鲜明的美学价值。

西方美学的“崇高”观念，产生于抵抗浩大外力之时人的内在感受，蕴含着感性与理性的不和谐。西方近代美学家们认为，“崇高”指向关于伟大，壮丽、惊人甚至恐惧的心理状态，是与美相对立的，外在的观念。在对“崇高”范畴的理论阐发中，西方美学家往往注重冲突各方的矛盾对立与分裂，认为“崇高”是一种由痛感转化出来的消极快感，起源于人们面临危险时所产生“自我保护的心理”，恐怖和惊惧是崇高感的心理内容，只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才活跃起来。 

与西方美学范畴不同，中华美学的“刚健”之美，源自民族文化精神上的刚健有为、不屈不挠，是正面的、积极奋发的力量表现。宇宙雄浑劲健、运行不息，中华民族的先人从宇宙伟力中感悟永恒而又深邃的启示，充分肯定和高扬人的尊严、自信和理性力量，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获得人的最大自由。在这和谐的壮美之中，没有偏颇，极端、分裂与毁灭，更无恐怖和惨厉。同时，中华美学的“刚健”之美，既包含着阳刚、壮美的精神追求，也包含着刚柔相济的宇宙哲学。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从不对立。《尚书》中就推重“刚而无虐，简而无做”；《易传》认为“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健”之中蕴含着韧性的追求，这是中华民族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中华美学思想中，阳刚之美不仅雄伟、劲健，同时要有内在蕴籍，不能锋芒毕露；阴柔之美不仅要秀丽、柔婉，而且同时要表现出内在的骨力。当然，在两种美之中，阳刚美始终是主导方面，这是中华文化“刚化”之美的鲜明特征。

中华民族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进程告诉我们，文艺必以气象取胜。刚健雄浑的美学精神中，蕴含着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精神力量。这令人联想到鲁迅先生对“刚健”文艺美学的重视和呼吁。在民族陷入生存危机的积贫积弱的年代，他大力倡导“力足以振人”的文艺，批评那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并视之为全世界”的狭隘文艺趣味，并身体力行，致力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鲁迅晚年倾力于译介外国版画作品，其意正在于通过编辑出版这些版画作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以期达到振作国民精神的目的。

刚健、质朴、有力的审美追求，集中体现了昂扬向上、不断奋进的文化品格和时代精神。这种美学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广泛共鸣，发挥重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如延安革命文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结出丰硕的果实，诞生《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体现伟大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不仅激励着革命军民奋起抗战，救亡图存，推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最后胜利，也振奋千千万万普通民众走向美好明天的澎湃激情。

今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求有强大凝聚力、刚健清新、生气昂扬的文化精神与美学力量。倡导弘扬传统文论和审美范畴中的“刚健”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摘编自叶青《传承“刚健”的自然之力与精神之美》）

材料二：

诚然，青年人很自信，但也会遇到挫折，短时间内有困惑，但走出后将变得坚忍。在网络上，“躺平”“佛系”成为热词，而调查显示，真正“躺平”的青年是极少数，不懈奋斗的是大多数。青年口头语中的这种“躺平”“佛系”，更多还是缓释压力的调侃和情绪的表达。如此种种，都表现出刚健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一种特质。

刚健是一种珍贵的精神风貌：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是刚健，追求远大理想，深植家国情怀是刚健，勇担使命、奋发有为也是刚健。无论是优越的物质发展环境，还是富足的精神成长空间，无论是不断彰显的社会公平正义，还是日益完备的政策保障，都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成长成才、出力出彩创造了优厚的条件。新时代没有辜负中国青年，中国青年也没有辜负新时代。无论疫情防控还是脱贫攻坚，无论奥运赛场还是抢险现场，以及在“天宫”“蛟龙”“嫦娥”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都能看到青年人的身影。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刚健有为的青春就是奋斗的青春。那些用一砖一瓦建造起高楼大及的青年人，那些拧好每个螺丝、焊好每个接头的青年人，那些在希望的田野上寒耕暑耘、精耕细作的青年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为千家万户送去外卖的青年人，都在用奋斗拥抱新时代。尽管他们默默无闻，朴实无华，但身上那种刚健有为的气息，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实现民族复兴，需要新时代青年刚健有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永不停滞的前进姿态建功立业。具体到每个青年人，刚健有为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为青年人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青年人只要瞄定正确方向、跺准时代节奏，就能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中实现精彩人生。

（摘编自王石川《做刚健有为的新时代青年》）

材料一：

中国古典戏曲随着从元代杂剧到明代传奇的发展，以大团圆结尾的固定构成逐渐增多，尤其是进入明万历年间以后，以才子佳人恋爱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并且形成了必定是才子科举合格得以与佳人团圆的固定模式。据伊维德考证，明代刊印的元代戏曲，大部分都对原戏进行了改编，其中最重要的改编之一，就是把结尾都改成了大团圆。

这种“俗套”的结尾模式在当时就曾受到许多精英文人的批判，戏曲家卓人月说：“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也！”最早将戏曲艺术的大团圆结局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挂钩的，大概是王国维，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精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团圆的迷信”充分暴露出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直面矛盾，缺少悲剧意识的国民性弱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瞒和骗的文艺”。不过，精英知识分子对大团圆的批判，与其说是出于审美的目的，不如说是出于启蒙的目的。无论是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主题，唯其不满，才有必要且有可能借助通俗文学形式唤醒民众，以激发其奋起改变其现状。而大团圆故事却被认为是粉饰现实、麻痹斗志的文学，这是有悖于启蒙目的和革命目的的，因此遭到精英知识分子的嘲讽和批判，这一点也不奇怪。

还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往往越是生活富足的精英阶层，越是嫌腻大团圆故事；越是贫苦的下层百姓，越是热衷大团圆故事。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越是理性的知识群体，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越是感性的口头文学爱好者，越倾向于非现实的幻想故事。民间故事和乡村演剧都是幻想色彩浓郁的通俗文化形式，甚至有学者认为，民间故事是刻意与社会现实保持着陌生化的距离。弗洛伊德也说：“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给人带来娱乐，在虚构的剧作中却能够带来娱乐。”

由此可见，精英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标准与民间文学非现实的幻想性之间，本身就是相互垂直的两套体系，当你用了这一套体系的标准去衡量另一套体系的时候，就只能得出“无价值”的结论。越是太平时期，市民社会越发达，文化市场的力量越大，市场需求就越倾向于大团圆故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需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注入一些幻想的亮色，不仅需要故事，而且需要能满足他们美好愿景的好结局的故事。所以说，“对于戏曲中的‘大团圆’，尽管鲁迅等新文艺人士深恶痛绝、屡加痛斥，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民间根基”。

问题是，我们在多年的文化学习中，逐渐习得了这些文化精英的启蒙判断，认定了大团圆结局与所谓“民族心理”之间的表里关系，普遍将大团圆故事模式误作中国特产，以为对大团圆的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

（摘编自施爱东《大团圆何以成为元结局》）

材料二：

易卜生是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在易卜生之前，欧洲各国剧坛上流行的是浪漫主义佳构剧。佳构剧是为职业剧团在大剧场进行商业演出而编写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多为轻喜剧或闹剧。佳构剧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编织情节，因而发展了戏剧的结构艺术，不足之处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肤浅。佳构剧的人物是类型化的，是为情节服务的。而“有生命力的剧本和没有生命力的剧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着情节，而后者是情节支配着人物”。

佳构剧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掩盖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道德危机。用戏剧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最成功的就是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他写了娜拉个性意识的觉醒，撕破了蒙在家庭关系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了中产阶级的冷酷和自私。也许易卜生笔下的人物不如契诃夫、奥尼尔笔下的厚实丰满，但他们都是一些有个性的人，或为伸张个性而斗争的人。有个性才有价值。易卜生重新确立了个性在戏剧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为现实主义戏剧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在审美上，易卜生一反佳构剧向壁虚构的创作方法，确立了从经验出发、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的审美方式。他认为，创作必须从观察和体验出发，写亲眼所见的、精神上经历过的东西。“现代文学的秘密正在于这种经历过的经验。”从经验出发，易卜生发现了佳构剧作家看不到或不愿正视的各种家庭和社会问题。他的作品大大激怒了欧美各国的中产阶级观众，各种诽谤、谩骂、威胁接踵而至，有的说作家不道德，有的说作品不真实，艺术上一无是处。英、美、法诸国的商业剧院长期不敢上演他的某些作品。即使上演，也被篡改得一塌糊涂。《玩偶之家》“在德国演出时，易卜生被迫写了一个所谓‘大团圆的结局’，以免别人不经他同意就加以随意改写，这一结局便是娜拉既想离开丈夫又舍不得孩子，结果弄得心力交瘁，最后猛然倒在了地上”，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1830年雨果《欧那尼》上演时，发生在法兰西剧院的那场冲突。不过，那次斗争的双方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这次却变成了现实主义跟浪漫主义。

（摘编自董健等《戏剧艺术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