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咏
       升任主治医师后，我第一次穿上崭新的白色长袍，非常得意。在我们的领域里，白色长袍是知识与权威的象征，对一个医师意义非凡。
我有一块黑板，写着不同病人的名字。护理站的黑板上，如果病人的名字被擦掉，通常表示这个病人康复出院了。可是，我的黑板上全是需要长期使用止痛药物的晚期癌症病人的名字，如果有人的名字被擦掉，多半表示这个病人已经过世。
        那时候，我刚升任主治医师不久，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我总是召集许多住院医师或实习医师，穿着白色长袍，到病房去查房。
        有一个孩子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读者。第一次见面，他问我：“我看了你的短篇小说集，那篇《孩子，我的梦……》为什么时间是倒着写的？”
“那个孩子是血癌患者，时间往前走，病情恶化，愈写愈不忍心。”我告诉他，“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我可以把时间倒着写，这样小孩就可以康复了……”
“我想的果然没错。”他露出微笑，伸出手，“很高兴看到你。”
         “怎么了？”我握着他的手，好奇地问。
         “没什么，”他喜滋滋地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你证实了我的想法，最好的东西其实是在文字之外的。”
        我们聊得很好，我承认自己有点偏心，喜欢到这个小孩的病房去查房。当然，除了作品被理解的喜悦外，还因为我开的止痛药每次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取得最明显的效果，他总是很神奇地印证我的治疗理论与止痛策略。
        孩子的家属欢喜地对我说：“他看到你来特别高兴。同样的药明明别的医师开过了，可是，只要是你开的，对他就特别有效。”
        他的病情改善，使我很容易在大家面前树立专业的权威感。每次我带着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师查房时，总会特意绕到他的病房去，意气风发地进行我的临床教学。虽然我注意到他愈来愈衰弱，可是，他在疼痛控制上的表现，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我有各式各样的病人，当我们变成好朋友时，病人总是跟我谈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生病之后对生命看法的改变。我和这个年轻的病人共度了一些美好的时光。不管他的情况如何差，他从不吝于称赞我的处方对他病情的改善。
        那个孩子临终前想见我，我接到病房的传呼时，以为只是普通的问题，我可以忙完后再过去处理，没想到竟然错过了他的临终时刻。后来，我知道他已经过世时，心情有些怆然。
        见到孩子的父母时，他们并没有说什么。可是他们的眼神有点失望，好像对我说着：“我们曾那么相信你。”那样的眼神对我来讲很沉重。我知道，在我们之间，有些什么也跟着死了。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之后决定离开，孩子的父母叫住我，拿出一大包东西来。
         “这是我们在他临终之前答应他要亲手交给你的。”孩子的母亲把东西交给我，“他不准我们拆，也不准别人看，要我们直接交给你本人。我们不晓得那是什么，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我接过那一大包东西，拿在手上轻飘飘的。我回到办公室，好奇地拆开包装，最先从包装里掉出几粒止痛药丸，等我把整个包装拆开，发现那是一整包止痛药丸。
        我很快明白，为什么这个孩子急于在临终前见我了。原来，这个孩子一粒止痛药都没有吃。为了替我维护尊严，他想在死前偷偷地把止痛药还给我。
        这个孩子因为喜欢我，希望我一次一次地去看他。他忍痛不吃药，我也就从来不曾在医学上真正帮助过他。那些让我得意扬扬的所谓成功的治疗策略、药物处方以及疼痛的改善，不过是那个孩子对我的鼓励。从头到尾，我竟然利用我的医学权威，不断地从这个孩子有限的生命中索取信心与成就感。
       这个孩子用他仅有的生命力，支持着一个年轻主治医师的不成熟与骄傲。
                                                                                                                                                                                                       ——摘自《读者》2014年第8期

父亲的战场

       父亲病了，他一病脾气就变得更大，骂得院子里鸡飞狗跳的。扎着羊角辫的二妞说，她亲眼看到父亲把猪圈旁的玉兰花骂弯了腰。母亲笑呵呵地忽然拉下脸，接着话茬说是翻过院墙的风吹的。坐在门槛上喘着粗气的父亲说，真是被他骂弯的，还说凡是土里长的东西都是他说了算。

       然而田间的麦子丝毫没有听他的话，火辣辣的太阳下依旧是前几日的模样，包括阳坡向来早熟的几亩麦子亦是始终泛着微黄，距可以搭镰时的真黄还远着呢！对着大块的麦田，父亲像娃娃一样大声嚷嚷：“我要吃上口新麦才会安心去死。”母亲站在一旁使劲用衣袖抹着眼泪，她晓得看不到新麦归仓，父亲是不会去城里瞧病的。他一旦倔强起来全家人个个都怕。

       父亲命母亲隔三差五扶着他去麦田边查看。静谧的天空下麦子安详地生长着，完美无缺的麦穗齐刷刷地指向天去，成熟前的羞涩酿成了悬挂在麦叶上可抓住云彩的露珠。父亲发现了几只甲虫，麦芒将他伸出的手指扎出了血，他吮吸着对麦子傻笑。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麦子标志着他的身份，更是他赖以存活的命根儿。父亲深知麦子贱了，他就贱了。年年麦种携带着天理发芽，株株麦子都是应该供奉的佛。回家的路上父亲说他是麦子，也是佛。佛不生病，佛不死，不能死。

       父亲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依着窗户伸长脖子朝外望。六月的天说变就变，适才还见刘三牵着黄狗下河洗澡，一会儿乌云便沾上了我家门前的树梢，雨把村里人的心都淋湿了。父亲让我打开电视看天气预报，我却看到他的眼泪摔碎在窗台。

       总是由母亲哄着喝药的父亲忽一日变得乖巧起来，皱着眉头大碗大碗喝着母亲亲手煎制的汤药。但他仍旧日渐消瘦，长吁短叹地躺在床上数日不曾下地走动。我笑他没男人的胆。他生气地挥舞巴掌掴我，我一溜烟跑出门外。“爹不像爹，像二妞，怕疼！”我对着院中柳树上搭窝的喜鹊喊。父亲穿鞋起身追我，没走几步便倒在堂屋，我急忙跑回扶起他。“大家快看啊，爹变成娃娃不会走路啦。”我还喊，对着石磨旁杏树上织网的蛛蛛喊。

       父亲让跟来的母亲撕块粗布严实裹了他疼痛的肚子，继续追我……

       母亲时常纳着鞋底笑呵呵地望着我和父亲争吵，她说她爱看我想着法子捉弄他。当父亲的腿脚又能生出力气时，他说还是我孝顺，并让我代替母亲搀他去麦田查看。

       “三黄，三割”的鸟声从刘三家屋脊传来，麦子终于熟了，金黄色的欢笑四处流淌着。太阳将站在麦笼上的父亲点燃，他掐下一穗麦子放手掌仔细地捻，再吹去麦壳一粒粒送进口中，我看见他的泪水哗哗地流 ， 最后他像大山一样轰然倒下。

       第二天，母亲和我陪着父亲去县城做了手术。他的肚皮开了足足一尺长的口子，取出枚足足一斤重的肉瘤。

       出院回家的第一天，母亲立刻用新麦给父亲擀面吃，我瞅见他碗中的面条是修长的一根。母亲说她要用这根面条缠住父亲的魂，她要他好好再活三十年。

野蔷薇

（日）小川未明

    很久以前有一个大国和一个比较小的王国相邻着，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国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和睦相处着。

    在国界线上，两国都只派了一位士兵来驻守确定国界的石碑。大国派来的是个老人，小国派来的是个青年。两人一左一右地站在石碑两边。周围是安静极了的群山，偶尔才能看到一些路过的人影。

    起初，两人在还不熟悉的时候，由于彼此存在着不知敌友的戒心，一直都没怎么说过话。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两人竟成了好朋友。①大概因为这里除了他们两人再没有可以说话的对象了，还有就是春天的阳光总是和煦地照在他们两人的头顶上。

    在这条国界线上，生长着一株没有人培植却很茂盛的野蔷薇，在花开的日子里，蜜蜂们很早就聚集到了这里，那些振动翅膀发出的嗡嗡声，一直传到还没起床的两人的耳朵里。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起了床，走到外面一看，果真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啊，您早，今天的天气真好！”

    “是啊，真是个好天气，天气一好，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

    于是，两人就这么一起站着说话，一起抬头看周围的景色。虽然是每天都能看见的风景，但是只要一抬头总能在里面看到昨天所没有的新鲜感。

    那个年轻人最初不会下象棋，自从跟着老人学了以后，这一阵子，只要是和暖的天气，两人便会坐下来，对战起来。

    开始的时候老人的棋术比青年强很多，所以总是让着青年，到了后来，即使按着规矩下，有时老人也会被击败。

    青年和老人都是很好的人。两人都非常正直、亲切，虽然在下棋的时候，大家都是拼着命地想打败对方，但是在心里，两人却是从未有过的融洽。

    有时候老人下着下着就会大笑起来：“看来我是要被打败了是吧。老是这么躲来躲去的还真是叫人受不了，要是真的在战场上可怎么办才好哇？”

    青年因为正战在兴头上，眼看就要赢了，所以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眼睛放光，直追对方的将。那些小鸟也蛮有意思地在树梢上唱着歌。野蔷薇也一阵一阵地散发着醉人的清香。

    ②在那个地方也有冬天 ， 当天气变得寒冷起来的时候，老人就开始怀恋自己的故乡了，开始想住在那里的儿子和自己的小孙子了。“真想早点请假回去看看哪！”老人时常感慨着。

    “可是，”青年说，“如果您回去了，就一定由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代替，要是个亲切温柔的人倒也罢了，万一是个满脑子敌我戒备思想的人就难办了。就请您务必多留些日子吧，您看，马上春天就要来了。”

    不久，冬天就过去了，春天到了。可是，此时， 这两个国家正为着利益的关系开始了战争。眼看着，两个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好朋友就要变成敌人了，真是件难以想象的事呀！

    老人说：“你和我从今天起就要变成敌人了。我虽然很老了，但至少还是个少佐，如果你把我的头拿回去，你一定可以立功得赏的，就请杀了我吧。”

    听到这样的话，青年一愣。

    “您在说什么呀！③我跟您怎么会是敌人呢？我的敌人应该是别人。现在战争正在北方进行着，我要到那里去参战了。”说完这些，青年就走了。

    在国界线上，孤零零地只剩下老人了。自从青年离开的那一日起，老人就开始茫然地打发日子。野蔷薇开了，蜜蜂从日出到日落，成群地飞舞。④此刻，战争正在很远的地方进行着，即使老人竖起了耳朵去听，睁大了眼睛去看，也没办法听到一丝铁炮的声音，或者看到一点黑色的硝烟。

    老人从那天起，就一直担心着青年的安危。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

    一天，这里来了一个过路的人。

    老人就向他询问起战争的情况。那个人就告诉老人，小国战败了，那个国家的士兵都被杀了，战争结束了。老人想，那样的话，青年不是也死了吗？他心里放不下，垂头往石碑座上一坐，就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了。他感到从远方来了很多人，一瞧，是一支军队，而且骑马指挥的就是那个青年。这支军队非常肃静，一点声音都没有。当他们从老人身边经过的时候，青年默默地向老人敬了一下礼，并且闻了闻野蔷薇花。

    老人刚想说什么，一下子就醒了。打那以后过了一个多月，野蔷薇就枯死了。

    后来，就在这年的秋天，老人也请假回南方去了。

我的文学恩师

王信厚

①原《宁波文艺》副主编赵林泉的不幸病逝勾起我绵绵的追思，脑海中反反复复萦回着赵老师的形象，耳畔仿佛又响起了他那不紧不慢带着浓厚山东口音的宁波话……赵老师是改变我命运的人，如果没有他，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老师是文联唯一的专职干部。当初受赵老师指导的业余作者有干部、工人、农民，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那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文艺是重灾区，然而我们这个文学小圈子，由于赵老师的人格魅力影响，大家却和谐相处，犹如世外桃源。赵老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在他身上有山东人的厚道耿直，又有南方人的细腻善感。他对作者的关心不仅仅是在创作上，更多的是在生活上，在做人上，他本人不仅仅是言传，更多的是身教。

③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风暴来了。我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认识赵老师的。那时我初中毕业，因出身不好待业在家，喜欢文艺的我在文化馆办的油印刊物上投稿，得到了赵老师的帮助。其中一个小戏，他帮我修改并向当时唯一的省级文学刊物《东海》推荐（此小戏也得到苏立声老师的帮助），结果居然发表了，这使我创作信心大增。后来他又推荐我到市戏曲训练班当编剧，从此我走上了戏剧创作道路。面对这张在赵林泉名字上打上大红叉的大字报，我又惊又怕。处事谨慎的赵老师难道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不可能，那时连发表一篇豆腐干文章也要填个人履历，可赵老师在我面前从来不提不问，当大字报上街后他见到我也绕道而走闭口不谈。更令人感动的是，文革后期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我向他为我的出身而遭受牵累表示歉意时，他竟连连摆手，说是他的问题牵累了我，他要我相信党的政策，写出更多好作品。他自己打了多次入党报告，党组织也终于在1983年为他敞开了大门。

④其实，受赵老师帮助的远远不止我一个。去年，一位从外系统调入文化部门的领导，上任不久就约我去拜访赵老师，其实赵老师仅仅在他年轻时帮他修改发表过两篇作品，为什么时隔几十年还记得一位早已退休在家的老人？他说当初自己是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赵老师热情待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很想去看看他。文革前，市郊有个姓励的青年因“言论不当”冒犯领导失学在家，是赵老师发现了他的文艺才能，帮助他编写演唱作品下乡演出，使他重新拾起希望。两年后他参军入伍，在部队从搞俱乐部开始，进步很快，如今已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军队高级干部。

⑤在与同事相处中，赵老师总是见利就让。在《宁波文艺》工作期间，他两次主动将工资提升名额让给同事。后来领导要将他从副主编提为主编，他考虑到可能要挫伤另一个副主编的积极性，又主动向领导要求取消对自己的任命。难怪当我将赵老师病逝的噩耗告诉如今已在外地成为著名学者的那位同事时，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像赵老师这样的好人，世上真不多啊！

⑥赵老师有大学文化程度，解放初曾任市机关学校语文教研组长，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完全有条件自己创作，可他却把全部精力扑在辅导培养业余作者身上，对大家的作品总是热情鼓励，悉心指导。在当时形势下，他将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巧妙结合，使一些业余作者既学到了写作本领，又免受了那时的极左思潮伤害。这些特殊的创作经历是当今一些文学青年所无法理解的。

⑦赵老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业余作者，不论你地位高低、作品发表多少，他都能记得住你的名字及概况，即使是在他晚年记忆力严重衰退的时候，也念念不忘。但他却希望大家忘了他，他是一个为人低调、淡泊名利、不愿麻烦人的人，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甚至谢绝亲友去探望他。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分钟，我赶到医院去与他告别，他儿子凑在他耳边说：“爸爸，王叔叔来看你了，你知道的话眨一下眼。”然而他竟眨不动了……

（选自《宁波日报》2021年09月09日，有删改）

一条忧心忡忡的蛇

非鱼

院子里透出古意。墙角有青苔层叠，绿了又黄，一架紫藤茂盛得无边无际，遮蔽出一大片浓荫。

老的太师椅，老的人，老的猫，和这个院子倒是协调。

太师椅在房门前，老人在太师椅上，猫在老人的脚下。一整天，院子里像一幅静物写生，多少声音，不流动，甚至空气，也是凝滞的，老人和猫的呼吸都显得很惊人。

临近傍晚的时候，一条蛇溜了出来，成为这个院子里少见的客人。蛇抬起头四下里看看，看到了打盹的老人和猫。她不知道是该从他们身边穿过去，还是该退回去，于是，蛇停下来，好奇地看看椅子上的老人。

老人并没有发现这条小蛇的到来，他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过去，像一条河一样，潺潺地在心里流过，无数的欢喜悲歌，他都一清二楚。老人很克制自己，尽量控制着这条河，不让它流得太快。每天，他只敢把闸门打开一条很小的缝隙，让这条河流出一点点，尽管只一点点，他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

他双目微微闭上，阳光在脸上覆上一层暖。

7但在高兴和满足之外，老人也总有着隐隐的担心，他担心这条河总有流干的时候。他很努力地说服自己不要多想。

蛇一直盯着老人，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她很奇怪，这个老人居然可以这么长时间地一动不动。

太阳一点点退去，院子里有些清冷。

一个老保姆踢踢踏踏地从屋里出来，先是轻声叫了一下，老人没有反应，她又大着嗓子喊：老爷子，吃饭了。这一声，惊醒了老人，也惊醒了那只老猫。蛇看到老人抬起眼皮，疑惑地看看周围，然后站起来一声不吭地跟保姆进屋，那只老猫也一言不发地进去。吃晚饭的时间到了。

穿过院子，从墙角到墙角，蛇也走了。

一天又一天，蛇感觉自己也在慢慢变老，她的灵动和机敏，都在一点一点消失。她在这个院子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就在天渐渐冷下来，蛇准备开始她漫长的冬眠的时候，她终于下定决心跟着老人溜进了屋里。

屋子很大，一个又一个房间，摆满了家具。看得出，这里曾经人丁兴旺，有过热闹繁华的时候。现在，家具静悄悄地待着，人都走了。蛇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也许是附近，也许是远方。老人没有说话，老保姆也没有，只有咀嚼的声音和筷子碰到碟子和碗的叮叮当当。

老人背后的墙上，有一个大的相框，里面装着一张全家福。老人坐在前面的正中间，另一个老的女人坐在老人身边，周围一圈人，大家温和地笑着，其乐融融。老人也在笑，笑得很慈祥。

蛇看看相框里的老人，又看看正在吃饭的老人，她有些恍惚。

吃完了饭，如同白天一样，老人又坐在屋里，把过去的河流放出来一点点河水，他安然地回忆。蛇看得有些心酸，她很想弄出点什么声响，或者溜过去贴着老人，但她不敢。她的身体是冰凉的，不但给不了他一点温度，还会吓着他。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惊天动地地响起，似乎把整个屋子震得都在抖。老人吓了一跳，很迅速地转过头，看着桌子上的电话。老猫似乎也吓了一跳，猛地弹起身子，昂头看着老人。老人似乎不知道怎么去接电话，他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老保姆急急地从厨房出来，匆忙在围裙上抹抹手，拿起电话。“是三儿啊，好，都好。”老保姆嘟嘟囔囔地说着，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老人看着老保姆，脸上慢慢也有了笑容。老保姆把电话递给他，他接了，没说两句话，却又挂了。

因为这个电话，整个屋子好像全部都又活了过来，老人在椅子上不停地扭动身体，老猫在桌子下转来转去，老保姆嘴里小声地自言自语。

看着这一切，蛇也高兴起来。

这个晚上，她就要离去了，去寻找冬眠的地方，不能每天来看老人了。她突然又变得伤感起来。

（选自《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非鱼卷》，有删改）

【材料一】

长安何止三万里

《长安三万里》的片名取自明代诗人陈子龙《从军行》中的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海风吹断碛西头”。然而长安，何止三万里。长安城，是诸多人的梦寐以求，三万里是诗人们自身与理想所面对的距离。

李白的三万里，是入城求仕。然而不过是御用文人。后来被赐金放还。最终纵情山野……他的三万里是失败的，他的理想是身入官场，造福万民，然而长安似乎和他开了个玩笑，三万里披星戴月的追赶无疑是失败的。然而诗与酒。却为他而生。盛唐的诗坛上永远留有他的名。他一生政事不成，诗名却漫了整个长安，也是一种幸福。

三万里的故事，记述杜甫只是只言片语，不过是小时候在岐王府见了高适，二十多岁又同高适在李白门口见面，此后并无记述。然而我们查阅资料，知道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有过短暂的辉煌，那是他一生最为耀眼的时刻，晚年病死舟中，又是何等的可悲可叹。他曾经写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证明杜甫亦有报国志，苦于报国无门，他似乎是比李白好得多，然而，杜甫如果想起前事，也一定会长叹一声：长安，何止三万里。

影片里还虚构了裴十二这个武艺高强的女性诗人形象，更加突出了李白等人报国无门的惆怅，用以证明，长安与“三万里”的距离到底是何其远。

李白的狂，李白的悲，是因为他梦中的长安，远远不止三万里，有的人一直在追求三万里，然而长安，何止三万里。                                          

          (根据相关材料改编)

【材料二】

很多人看完《长安三万里》就会明白，片名为什么是“长安三万里”，而不是“长安”。后者是一座梦想之城，而前者是以长安为圆心，无数人围绕它画出的人生轨迹，是向四面八方无限延伸的文化版图。

长安是由什么构成的？只是城里的宫阙楼宇、车马歌舞吗？不。长安的繁华，也是由远在数千里外边关将士的青春乃至白骨换来的，是一辈子也没进过长安城、不息耕作的平民百姓换来的。

《长安三万里》更想拍的是，是谁在维系这份浪漫。高适，不就是这样的人。他以边塞诗闻名，不写温柔乡，多写雄健、艰苦的从军生活。他和李白是两种性格的人，李白可以上天入地、寻仙问道，他却不可能将实务那么轻松抛下，只愿意低调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李白是大唐的锦绣，高适这样的人就是大唐的基石。

所以说，《长安三万里》不应该只展现给我们一个不切实际的梦幻。从高适的视角去看长安，有对浪漫的向往，有报国无门的愤懑，也有经历了世事枯荣后的沧桑。这不也是我们今天在长安的繁华之外更该看到的——你要如何面对苦难？你要如何在平凡中坚守？

(选自“澎湃新闻”，有改动)

【材料三】

政治理想是李白文化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向往儒家的社会理想，也常以法家人物自况，道家与纵横家的思想也时时占据他的心灵。这些理想表现出他意欲大显身手的心境，同时也是特定时代个体积极性被普遍唤醒的结果。

李白政治理想的第二个特点是扬厉有余而合理性不足。如在《明堂赋》中他描绘了一幅弃末返本的理想政治图景：“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对一个秩序化国家的建设而言，李白的这种主张，不仅不是什么高明方略，反而表现出倒退的历史观、政治观。可见，李白是用个人思想来假定现实政治。

然而这种政治空想，一旦作为美学对象进入诗境，便会生成全新的意义世界。事实上，空想也是一种理想。所以，与其说李白是在陈述理想，不如说他在不自觉地展示着一个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精神世界：与其说李白充满空想，不如说他在急切诉说超越现实的心情。

(根据相关材料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