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撞与融合：回望20世纪中国新诗

吴思敬

    历来的文学革命，其倡导者为了冲破巨大的阻力，往往会从两个方向上去寻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张“复古”大旗，其实质则是革新；或是面向外国，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文学革命之火。新诗的创始者们采取的便是这后一种办法。郭沫若坦诚地宣称：“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艺思潮已经历了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不过，这三大文艺思潮对中国早期新诗人的影响却不是同等的。客观上说，外来的东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受着当时的国情制约的。从新诗诞生的情况看，创始者们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郭沫若从歌德、雪莱那里汲取营养，那狂飙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扩张，均使他的诗歌显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刘半农、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诗作则大多揭示当时社会中种种黑暗与不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然而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时难免泥沙俱下，导致艺术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实描绘社会弊端的诗篇，又由于写得太“实”而失去了诗味；大革命后的普罗诗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直接说教的倾向。特别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于是年轻一些的诗人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的现代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诗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诗人们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的，而是结合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诗歌固有特色，对西方的东西既有吸收，又有扬弃的。一些在现当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如冰心、徐志摩等，无不是从取法于西方开始，但没有跟着西方诗人亦步亦趋，而是把西方的东西与本民族的特点融合起来，因此他们的作品有西方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决非西方诗的翻版，有中国诗歌的某些传统风貌，但又不是“国粹”式的传统诗。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中孕育并成长的。这种冲撞，使我们的新诗从诞生伊始就伴随着无尽无休的责难、争论与困惑，而且这种责难、争论与困惑一直持续到60年后的新时期的诗坛一一回想一下围绕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争论，以及伴随韩东、于坚等后朦胧诗人而出现的喧哗与骚动……两种文化的冲撞为新诗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

    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的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并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也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流传久远，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以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汇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因此杂剧由开封传来，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伴奏，合于南人口味。这样柔缓婉转的声调，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融合。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未逸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此而产生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摘编自史念海《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

审美范畴中的悲剧性

    悲剧和喜剧这一对范畴在西方美学思想发展中一向就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悲剧和喜剧都属于戏剧，在分谈悲剧与喜剧之前，应先谈一下戏剧总类的性质。戏剧是对人物动作情节的直接摹仿，不是只当作故事来叙述，而是用活人为媒介，当着观众直接扮演出来，所以它是一种最生动鲜明的艺术，也是一种和观众打成一片的艺术。人人都爱看戏，不少的人都爱演戏。戏剧愈来愈蓬勃发展。黑格尔曾把戏剧放在艺术发展的顶峰。西方几个文艺鼎盛时代，例如古代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浪漫运动时代的德国都由戏剧来领导整个时代的文艺风尚。我们不禁要问：戏剧这个崇高地位是怎样得来的？

    多研究一下“儿戏”，就可以了解关于戏剧的许多道理。首先是儿童从游戏中得到很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之中就带有美感。马克思论劳动，也说过美感就是人使各种本质力量能发挥作用的乐趣。因此，不能否定文艺（包括戏剧）的消遣作用，消遣的不是时光而是过剩的精力。要惩罚囚犯，把他放在监狱里还戴上手铐脚镣，就是逼他不能自由动弹而受苦，所以囚犯总是眼巴巴地望着“放风”的时刻。戏剧是一个最好的“放风”渠道，因为其它艺术都有所偏，偏于视或偏于听，偏于时间或偏于空间，偏于静态或偏于动态，而戏剧却是综合性最强的艺术，以活人演活事，使全身力量都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且置身广大群众中，可以有同忧同乐的社会感。所以，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作为戏剧，都可以产生这种内容最复杂也最丰富的美感。

    不过悲喜毕竟有所不同，类于悲剧的喜感，西方历来都以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的悲剧净化论为根据来进行争辩或补充。依亚理斯多德的看法，悲剧应有由福转祸的结构，结局应该是悲惨的。理想的悲剧主角应该是“和我们自己类似的”好人，为着小过失而遭到大祸，不是罪有应得，也不是完全无过错，这样才既能引起恐惧和哀怜，又不至使我们的正义感受到很大的打击。恐惧和哀怜这两种悲剧情感本来都是不健康的，悲剧激起它们，就导致它们的“净化”或“发散”，因为像脓包一样，把它戳穿，让它发散掉，就减轻它的毒力，所以对人在心理上起健康作用。这一说就是近代心理分析源——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或“发散治疗”说的滥觞。他认为，人心深处有些原始欲望和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不相容，被压抑到下意识里形成“情意综”，作为许多精神病例的病根。但是这种原始欲望也可采取化装的形式，例如神话、梦、幻想和文艺作品往往就是原始欲望的化装表现。弗洛伊德从这种观点出发，对西方神话、史诗、悲剧乃至近代一些伟大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心理分析来证明文艺是“原始欲望的升华”。这一说貌似离奇，但其中是否包含有合理因素，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他的观点在现代西方还有很大的影响。

（选自朱光潜《谈美书简》有删改）

    外卖行业最近频频出现负面新闻。最初，舆论关注较多的是外卖小哥群体的交通违法现象，而这两天一篇题为《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的文章引人关注。该文的主要意思是，外卖使塑料餐具使用量增长，会破坏环境，为了保护地球，保护下一代，请远离外卖。

    总的来说，舆论对外卖行业的批评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的很多解决问题的策略却让人啼笑皆非。比如，针对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这一问题，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而提出让外卖小哥上岗前参加驾照考试。这种观点充满道德批判意味，似是而非，没有什么价值。“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判断，在此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策略自然难以服众。

    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的根源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外卖行业既要配送准时，又要服务价格低，还要途中安全，这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外卖行业竞争激烈，价格很难拉高，而外卖平台对服务效率有要求，于是就出现了外卖小哥进入后厨成为“炒菜哥”的现象，出现了更为普遍、更让人担心的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的现象。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也是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卖小哥的收入与送餐量及用户对服务体验的评价直接挂钩，对外卖小哥而言，必须尽快将餐送到消费者手中，从而通过跑量的方式获取更高的收入。总之，外卖小哥带来交通安全隐患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就行业现状而言，外卖小哥在为消费者提供较低价格的外卖服务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交通风险。而要降低这种风险，就必须改变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最近，南京市交管局在规范外卖服务方面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外卖平台“主动调整现行的配送自由抢单模式，制定更加科学的任务分配制度”。南京市交管局似乎看清了外卖行业目前的症结，所提的这条要求也具有可操作性。

    至于外卖行业破坏生态环境，则是一个看似正确但充满哗众取宠嫌疑的观点。使用塑料餐具会污染环境，这个逻辑可以成立。但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靠消灭外卖这个行业是不行的，而要切实减少对塑料餐具的使用。但就环保这一具有公共价值的话题而言，似乎《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这种持逻辑简单粗暴的观点的文章更容易动员人。在对该文的批评声中，一个常识被反复提及，那就是环保是一个专业问题。该文注定只是哗众取宠，而提不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塑料餐具污染环境和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这些绝不是外卖行业、外卖小哥引发的社会问题。对于外卖行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不能用纯道德的眼光去看待。

（选自何小手《对外卖的许多批评已经走偏》，有删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比起传统文艺的备受重视，网络文艺的迅猛发展显得更为引人瞩目。时至今日，网络文艺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无孔不入，各类网络文艺样式以其新颖的方式和新颖的内容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只需你点点鼠标，精彩纷呈的网络世界就触手可及。

    当前网络文化蓬勃发展，但其中存在的泛娱乐化倾向却不容忽视。因此以传统文艺来作为价值导向，可以为网络文艺开辟更广阔的价值空间。由于现在网络文艺的发展还是以商业盈利性为主导，为了吸引眼球，博取点击量，大量低俗无聊的内容充斥了网络空间。其实现在网络文艺并不是与传统文化完全隔离，以网络小说中的仙侠小说为例，这类小说往往取材于，中国古代的神仙道化传说，其核心还是中国传统的修仙故事、侠义精神，但是除了极少数优秀的作品之外，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网络文艺对接传统文化，略显苍白而无力，大部分是对中国元素的堆砌拼贴，缺乏凝练和创新，而失去了中国文化中最精髓的人文内涵，失去了对真善美价值取向的追求，只是一味谋求感官上的愉悦。在这样的作品中，传统文化的精髓遭到背离与破坏。网络文艺创作虽然形式新颖，但是究其根本内核，现代化外壳下包裹的还是民族文化的精髓，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因此在网络文艺创作中，传统文化就是“根”和“魂”。运用广博的民族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是建设网络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源泉，是发展网络文艺宝贵的材料资源宝库。网络文艺正不断在向传统文艺抛出橄榄枝，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网络文艺正欣欣向荣地开枝散叶。玄幻、仙侠、历史题材为代表的时下最火热主题的网络小说，其灵感来源都是中国远古神话。2017年爱奇艺平台的网络剧《河神》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究其原因，就在于这部网络剧取材于中国社会民俗以及民间文化，用了精美的视听语言去展现民国天津卫的风土人情，触动了观众对民俗文化的了解欲。

    网络文艺迅速发展壮大，与粉丝队伍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这样的粉丝队伍也可以被传统文艺所拥有。促进网络文艺和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融合，可以解决互联网文化低俗、抄袭的弊端，同时可以帮助网络文化扩大在现实世界影响力；对于传统文艺来说，则是注入了时代的新鲜血液，拥有了长远发展的可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形成一种更具有包容性、更具时代性的中华文化，帮助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扩大国际影响力。在信息时代，这是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节选自胡文雯《论网络文艺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文学的生活化，是指文学创作不仅出于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作为社会生活行为而存在，创作目的直接指向现实生活，而不是文学自身。中国文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仅是中国文学自身规律形成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因而，把握中国文学的生活化本质，是摆脱20世纪西方近代文学观对中国文学研究造成的困境的关键所在。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献赋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清代，这种为应举而平时以诗文会课的状况依然不改。

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战国诸子中如《商君书》《管子》等也都是职官所为。魏晋以来，诗赋的功用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职官对诗、赋的政治功用仍没有忘记。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强调诗文应“补察时政”。宋元以来，这一传统依然得以保持。

诗在西周就开始被用于人际交往。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赠和、问答、送别类诗歌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种类除赠、和、答、别外，还有应制、奉和、寄、酬、饯、贺、悼、贻、问、挽词、谒、谢、献、投、示、上等等。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可见其数量之大。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仕，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摘编自赵辉《生活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