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法狗大胜，人类该怎么办

    起源于中国的围棋一向是智者的运动。其变化多端以及对大局观和战略观的高度要求常常被人称道，围棋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无法战胜人类的最后一项棋类运动。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的人机大战中，电脑阿法狗（AlphaGo）以4：1的总比分将韩国围棋名将李世石九段挑落下马。这不仅是世界围棋史上的大事，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

    围棋是中国的国粹，在南北朝时传入日本。在唐朝年间，两国棋手有过不少切磋。进入16世纪，日本围棋开始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棋手水平开始反超中国。特别是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国力贫弱，围棋水平不升反降。围棋名手吴清源甚至不惜在抗战期间背负骂名加入日本国籍，以此来维系自己的职业生涯。

    国运兴，棋运兴。日本棋手横行棋坛的时代正是日本国势强盛的时代；韩国棋手称雄棋坛的十年正是韩国经济腾飞的十年；而中国棋手统治棋坛的那一年，中国的C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然而，正当人们对世界围棋格局的中国王朝进行展望时，一位“棋手”横空出世，“他”不是中日韩棋手，甚至不是人，而是人工智能棋手﹣﹣阿法狗。

    2016年1月27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文章称，谷歌的人工智能系统阿法围棋2015年10月份以5比0的战绩完胜欧洲冠军，这是人类历史上，围棋人工智能（AI）第一次在公平比赛中战胜职业围棋手。2016年3月，人机大战开始升级：阿法狗的对手换成了韩国名将，世界冠军的获得者李世石九段。

    2016年3月9日，围棋人机大战在韩国首尔打响，最终比分定格为1比4.阿法狗之所以获胜，在其具备的三个巨大优势：第一，学习能力。阿法狗的核心技术是深度学习方法，它的围棋知识不是编在程序里的，而是它通过大量棋谱和自我对弈自己学会掌握的。而且，这种学习能力具有相当大的通用性。自己学习的能力，使得计算机有了进化的可能。

    第二，局部落子和整体棋局着法的平衡能力。阿法狗通过深度学习产生出来的策略网络（或称走棋网络），在对抗过程中可以实现既考虑局部得失，又考虑全局整体胜负。而这种全局性“直觉”平衡能力，正是过去我们认为是人类独有的。

    第三，超出人类对围棋博弈规律的理解能力。阿法狗的着法有些超出了人类棋手的预料，但事后评估又认为是好棋。意味着阿法狗的深度学习算法，甚至可以从大数据中发现人类千百年来还未发现的规律和知识，为人类扩展自己知识体系开辟了新的认识通道。

    然而这场人机大战的意义不仅但是在围棋领域，更在于人工智能方面。一般说来，机器智能主要分为三大类：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在计算智能领域，以科学运算、逻辑处理、统计查询等形式化规则运算为核心，在有些方面计算机早已超过了人类。但也有些还无法超越人类，比如复亲符号推理。在感知智能领域，以图象理解、语音识别、语言翻译、运动控制等为代表，近期由于深度学习方法的突破，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连步趋于实用水平。

    但是，在认知智能领域，以理解、推理和决策为代表，强调“会思考”、“能决策”等，因其综合性更强，更接近人类智能，研究难度曼大，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阿法狗在深度学习技术上的突破，使其在自主学习、理解和推理能力上取得重大进步，使我们终于在认知智能万面看到了曙光，尽管现在还非常非常的初步。

    然而这种进步对人类来说带来的并非全是福音。由于人工智能在催生更多的聪明武器和自主化无人平台、提高对战场态势的认知速度、拓展认识信息化战争机理的新途径、助推兵棋推演实现真正的人机对抗、使指挥信息系统克服智能辅助上瓶颈等防务领域的巨大价值，必然会被用于战争，如果是这样，恐非人类之福。

（摘自《世界博览》2016年7期）

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冲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把他们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由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造成的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展现了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反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到：“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并且还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比。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10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些沮丧。

文体兴衰叹

    许多人会费解，为什么今天的长篇小说热度远胜于短篇？浮躁的时代不是更应该把文章写短吗，不是更符合“文化快餐”这个说辞吗？还有，为什么诗人的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整体上不及小说家？这些都值得对文学文体的流变进行思考。

    文体的流变显然是有线索可循的——思想的复杂、感情的丰富，迫使文体不断被突破。最突出的例证是中国的诗歌流变，从《诗经》的四言到汉诗五言，再到唐朝的七言为多，直至宋词的出现，文体流变表现为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元代戏曲、明清小说，从外部进一步证明文体的“扩容”势不可当，而与此同时，绝句、律诗则逐渐退化到“闲笔”的境地。这说明了文体的流变和人类文明发展，和人们表达感情的丰沛程度是同时进步的。

    然而，一种文体的兴衰，受文人的追捧或淡化，被读者热衷或冷落，涉及更多因素，外部环境力量甚至更直接地影响、左右、决定着这种起落。社会需求迫使文化人必须去适应、去追随，这是跟写作的功利性密切相关的，潜藏着“务实”的、“非文学”的动力，也可以说是时代风潮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文学火热，中短篇小说掀起热潮，很多小说家都热衷于此，那是个观念日新月异、不断突破的年代，中短篇表达思想、传递观念更迅速、更直接。长篇小说之类的“黄钟大吕”“扛鼎之作”何时能出现，成了很多文学人的担忧。时间过了不到30年，世情大变，长篇小说已经不再是需要呼吁的文体，它在各方面的待遇都远远超过了中短篇。长篇写作也已经不再是一个作家在长期的中短篇创作积淀后的尝试，而成了很多年轻作家的处女作。人们又开始担忧，最能体现作家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中短篇为什么寥落了？这显然和市场、发行量、改编机会有关。一部作品靠作者知名度销售，远不及靠题材、靠书名更能抓人眼球。市场这个冷冰冰的东西已经推动起一股热潮，裹挟着文体的兴衰。

    近日重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找到了更为久远的证据——文体的兴衰想来是一个很不文学的问题。谈到唐代传奇小说的兴盛，鲁迅认为，这其实与那时的“社会需求”，说彻底了是与士子、文人、“知识青年”的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的。唐时，举子们进京赶考，需要将自己写的诗抄成卷子，拜名人鉴定，如果能得到“文化名人”的赞赏，则“声价十倍”，及第希望大增。但开元年后，诗歌被人厌倦，是名人们也看烦了吧，诗歌不招人待见，有人就抄小说呈上，结果反而暴得名声，于是鲁迅说：“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

    今天是市场，唐时是及第，它们都关乎生存和现实前程，对个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文学的健康发展并非靠作家、评论家呼吁就能实现。

    文体流变有规律，其推手却很复杂，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动力源和方向感，梳理其中的关系。然而面对许多难以左右的因素，总免不了一声叹息。但愿在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依然能够循着自己的方向前行。（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建立在直觉论上的，在《人间词话》中，他进一步把直觉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提出了“隔”与“不隔”的批评标准。

    当代学术界也有许多文章论述到这一对范畴，然而看法却很不一致，褒贬不一。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对“不隔”持肯定态度，对王国维的“隔”论持否定态度，甚至主张对“隔”都须具体分析。朱光潜从诗的“隐与显”的相对性出发，批判了王国维对“隔”的贬斥态度。在这一点上叶嘉莹先生已对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用“隐”与“显”来套“隔”与“不隔”是不妥当的。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支持“隔”与“不隔”的分界和批评标准，认为“不隔”是“有形象、生活的真实才能以即目可见具体可感的形态直接展示在人们前面，使‘语语都在目前’”。

    诗词的创作实际上就是美的创造，对于自然美，人必须通过直觉才可以把握，对于艺术美也同样如此。诗人把引起自己审美感受的美“镌之于不朽之文字”便是诗歌艺术的创作目的。诗歌创作也就是对美的摹写，如果诗人在创作前没有与自然通过审美直觉而和谐地统一起来，那么，他的作品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受，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就不存在境界。另外一种情况，即诗人对自然之美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然而他在创作时却“文不逮意”，用词不当，因而其作品到读者那里，读者不能直觉其境界，这两种情况在以直觉论为前提理论系统中都被称作“隔”。

    什么是“不隔”呢？王国维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只有“语语都在目前”，人才可以通过直觉来把握它，如果不在“目前”，就得用“目”去搜索，经过“目”的搜索，这语语才进入了人的意识，这是一个渐近过程，在人的意识中“语语”不是“瞬时”占据人的意识的，因此，不是“须臾之物”，也就与“境界”无缘了，也就“隔”了，“语语都在目前”的意义在于，通过语言所组成画面不需要更多理性分析，这“语语”形成的画面是人的直觉对象，从语言到意象到美的过程是瞬时的，只有如此，诗才在“不隔”。

    诗的创作，首先关系到诗人的感悟能力，诗人须得有一颗无尘垢的赤子之心，这样，通过直觉他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本质，王国维评周邦彦的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云“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评稼轩词：“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

    其次，诗的创作还关系到诗人的表达能力，也就是他能否使文辞达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要少用替代字，如桃用红雨、刘郎，柳用章台、灞岸所替代，“宜其为《提要》所讥也”。这原因是：“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这说明诗人直觉感受能力是一个方面，表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代字能够影响读者的直觉感受，代字代的是什么，这就使直觉渗入杂念，因此，诗也就“隔”了。

（选自李铎《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有删改）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化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化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着，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又问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他答曰：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渔父和屈原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辩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