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正义是环境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设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观众为何吐槽文学改编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向来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近期荧屏银幕上，改编作品数见不鲜，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热播，根据热门青春文学《匆匆那年》改编的电影也已上映。然而在叫好背后，吐槽之声也不绝于耳，不少原著粉丝抱怨这些影视改编“毁了原著”。而知名小说《三体》即将被拍成电影的消息传出后，读者的此类情绪更是爆发到极点，以至于该剧的制片人无奈地说：“《三体》要毁也得毁在中国人手上。”

    那么，为何满意的读者比满意的观众多？改编影视作品是否就是“毁原著”利器？依笔者看，观众纷纷吐槽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不仅和两种艺术形式自身特点不同有关，也与当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泛滥的风气有关。

    我们常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学作品的文字、人物和故事情节在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后，每个读者都对作品有个人性的体会，都可以根据作品构建出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空间。面对影视作品时，大部分观众更看重影视作品在有限时间内呈现的故事情节和画面，不会去在意影视艺术本身的剪辑、配乐等技巧。但相较于美国大片营造的精彩画面，中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常简单地选择展现故事情节。

    然而，和原著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内容相比，影视作品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导演或编剧想要截取的内容，更不用说这些内容还要经过编剧的重构、演员的诠释，实现从文学艺术到影视艺术的转变。若观众捧着原著对比影视作品来看内容、看情节，发出抱怨之声也便不奇怪了。

    这个结论并不是对眼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维护。抛开情节不谈，作为影视艺术，目前很多作品还没有探索到好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品位也常常谈不上，因为影视作品总是要和市场挂钩，难免随市场而动，迎合流行。更值得忧虑的是，当下影视行业正处于“剧本荒”的时代，原创剧本少之又少。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经推出影视公司便立即出面抢购，“趁热打铁”赶市场推出相应的改编作品，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成了影视制作流水线上的工具。如此，作品免不了会粗制滥造，“毁原著”也是意料之中。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优秀的影视作品更会实现对原著的推广。想要拍出好的作品，可以如张艺谋一样聪明地选择《陆犯焉识》中的一个章节，也可以如魏德圣一样，十二年磨一剑推出《赛德克•巴莱》。看到原著火了，影视剧不能以着急上马的心态强求改编，对原著情节贪大求全，否则观众吐槽改编作品的现象还将一直存在。

（选自《中園文化报》有删改）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不仅要看到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要看到其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纽带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早期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在开通草原古道、推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 439 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绢马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汗国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绵延不断，开遍了民族交流融合之花。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方，也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饮茶逐渐成为北方与西部民族的习俗。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乳香、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毫无疑问，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未来，“一带一路”延伸之处必将是人文交流活跃之地，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选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有删改）

    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因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

    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最无用处的。

    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筹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主席 Helmut Schwarz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数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导致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例如，熟知的火药发明并没有建立起现代化学，指南针的应用并没有建立物理学的电磁理论，数学中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数论，等等。

    中国在古代曾经有过诸多先进技术发明和改进，但却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创立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国家，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让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感到迷茫困惑。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能够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

（选自陈关荣《“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略有删改）

    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