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让你为同学们讲解如何品读文学作品，你应如何对同学们进行讲解？

                                                                                                龙眼与伞
                                                                                                  迟子建
      ①大兴安岭的春雪，比冬天的雪要姿容灿烂。雪花仿佛沾染了春意，朵大，疏朗。它们洋洋洒洒地飞舞在天地间，犹如畅饮了琼浆，轻盈，娇媚。
      ②我是喜欢看春雪的，这种雪下得时间不会长，也就两三个小时。站在窗前，等于是看老天上演的一部宽银幕的黑白电影。山、树、房屋和行走的人，在雪花中闪闪烁烁，气象苍茫而温暖，令人回味。
      ③去年，我在故乡写作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正写得如醉如痴，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她说，我就在你楼下，下雪了，我来给你送伞，今天早点回家吃饭吧。
      ④没有比写到亢奋处遭受打扰更让人不快的了。我懊恼地对妈妈说：“雪有什么可怕的，我用不着伞，你回去吧，我再写一会儿。”妈妈说：“我看雪中还夹着雨，怕把你淋湿，你就下来吧！”我终于忍耐不住了，冲妈妈无理地说：“你也是，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问问我需不需要伞？我不要伞，你回去吧！”
      ⑤我挂断了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消逝的一瞬，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跑到阳台，看见飞雪中的母亲撑着一把天蓝色的伞，微弓着背，缓缓地朝回走。她的腋下夹着一把绿伞，那是为我准备的啊。我想喊住她，但羞愧使我张不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她渐行渐远。
      ⑥也许是太沉浸在小说中了，我竟然对春雪的降临毫无知觉。从地上的积雪看得出来，它来了有一两个小时了。确如妈妈所言，雪中夹杂着丝丝细雨，好像残冬流下的几行清泪。做母亲的，怕的就是这样的泪痕会淋湿她的女儿啊！而我却粗暴地践踏了这份慈爱！
      ⑦从阳台回到书房后，我将电脑关闭，站在南窗前。窗外是连绵的山峦，雪花使远山隐遁了踪迹，近处的山也都模模糊糊，如海市蜃楼。山下没有行人，更看不到鸟儿的踪影。这个现实的世界因为一场春雪的造访，而有了虚构的意味。看来老天也在挥洒笔墨，书写事态人情。我想它今天捕捉到的最辛酸的一笔，就是母亲夹着伞离去的情景。
      ⑧雪停了。黄昏了。我锁上门，下楼，回妈妈那里。做了错事的孩子最怕回家，我也一样。朝妈妈家走去的时候，我觉得心慌气短。妈妈分明哭过，她的眼睛红肿着。我向她道歉，说我错了，请她不要伤心了，她背过身去，又抹眼泪了。我知道自己深深伤害了她。我虽然四十多岁了，在她面前，却依然是个任性的孩子。
      ⑨母亲看我真的是一副悔过的表情，便在晚餐桌上，用一句数落原谅了我。她说：“以后你再写东西时，我可不去惹你！”
      ⑩《额尔古纳河右岸》初稿完成后，我来到了青岛，做长篇的修改。那正是春光融融的五月天。有一天午后，青岛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刘世文老师来看我，我们坐在一起聊天。她对我说，她这一生，最大的伤痛就是儿子的离世。刘老师的爱人从事科考工作，常年在南极，而刘老师工作在青岛。他们工作忙，所以孩子自幼就跟着爷爷奶奶，在沈阳生活。十几年前，她的孩子从沈阳的一个游乐园的高空意外坠下身亡。事故发生后，沈阳的亲属给刘老师打电话，说她的孩子生病了，想妈妈，让她回去一趟。刘老师说，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否则，家人不会这么急着让她回去。刘老师说她坐上开往沈阳的火车后，脑子里全都是儿子的影子，他的笑脸，他说话的声音，他喊“妈妈”时的样子。她黯然神伤的样子引起了别人的同情，有个南方籍旅客抓了几颗龙眼给她。刘老师说，那个年代，龙眼在北方是稀罕的水果，她没吃过，她想儿子一定也没吃过。她没舍得吃一颗龙眼，而是一路把它们攥在掌心，想着带给儿子……
      ⑪  那个时刻，我的眼前蓦然闪现出春雪中妈妈为我送伞的情景。母爱就像伞，把阴晦留给自己，而把晴朗留给儿女。母爱也像那一颗颗龙眼，不管表皮多么干涩，内里总是深藏着甘甜的汁液。

翻浆的心
毕淑敏
那年，我放假回家，搭了一辆运送旧轮胎的货车，颠簸了一天，夜幕降临才进入戈壁。正是春天，道路翻浆^①。
突然在无边的沉寂中，立起一根“土柱”，遮挡了银色的车灯。
“你找死吗?!”司机破口大骂。
我这才看清是个青年，穿着一件黄色旧大衣，拎着一个系着鬃绳的袋子。
“我要搭车，我得回家。”
“不带!哪有你的地方!”司机愤愤地说。
“我蹲大厢板就行。”
“ 不带!”司机说着，踩了油门，准备闪过他往前开。
那个人抱住车灯说：“我母亲病了……我到场部好不容易借到点小米……我母亲想吃……”
“让他上车吧!”我有些同情地说。
他立即抱着口袋往车厢上爬，“谢谢谢……谢……”最后一个“谢”字已是从轮胎缝隙里发出来的。
夜风在车窗外凄厉地鸣叫。我找到司机身后小窗的一个小洞，屏住气向里窥探。
朦胧的月色中，那个青年龟缩在起伏的轮胎里。每一次颠簸，他都像被遗弃的篮球，被橡胶轮胎击打得嘭嘭作响。
“我好像觉得他要干什么。”司机说。
这一次，我看到青年敏捷地跳到两个大轮胎之间，手脚麻利地搬动着我的提包。那里装着我带给父母的礼物。“哎呀，他偷我东西呢!”
司机狠踩油门，车就像被横刺了一刀的烈马，疯狂地弹射出去。我顺着小洞看去，那人仿佛被冻僵了，弓着腰抱着头，企图凭借冰冷的橡胶御寒。我的提包虽已被挪了地方，但依旧完整。
司机说：“车速这么快，他不敢动了。”
路面变得更加难走，车速减慢了。我不知如何是好，紧张地盯着那个小洞。青年也觉察到了车速的变化，不失时机地站起身，重新搬动了我的提包。
我痛苦地几乎大叫。司机趁着车的趔趄，索性加大了摇晃的频率，车窗几乎吻到路旁的沙砾。再看青年，他扑到在地，像一团被人践踏的草，虚弱但任不失张牙舞爪的姿势，贪婪地守护着我的提包——他的猎物。
司机继续做着“高难”动作。我又去看那青年，他像夏日里一条疲倦的狗，无助地躺在了轮胎中央。
道路毫无先兆地平滑起来，翻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司机说：“扶好你的脑袋。”就在他的右腿狠狠地踩下去之前，我双腿紧紧抵地，双腕死撑面前的铁板……
不用看我也知道，那个青年，在这突如其来的急刹车面前，可能要被卸成零件。“看他还有没有劲偷别人的东西! ”司机踌躇满志地说。
我心里安宁了许多。只见那个青年艰难地在轮胎缝里爬，不时还用手抹一下脸，把一种我看不清颜色的液体弹开……他把我的提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往手上哈着气，摆弄着拉锁上的提梁。这时，他扎在口袋上的绳子已经解开，就等着把我提包里的东西搬进去呢……
“他就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惊恐万状地说。师傅这次反倒不慌不忙，嘴角甚至显出隐隐的笑意。
我们到了一个兵站，也是离那个贼娃子住的村最近的公路，他家那儿是根本不通车的，至少还要往沙漠腹地走10公里……
那个青年挽着他的口袋，像个木偶似的往下爬，跪坐在地上。不过才个把时辰的车程，他脸上除了原有的土黄之外，还平添了青光，额上还有蜿蜒的血迹。
“学学啦……学学……”他的舌头冻僵了，把“谢”说成了“学”。
他说：“学学你们把车开得这样快，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在赶路……学学……”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看着他蹒跚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声：“你停下!”
“我要查查我的东西少了没有。”我很严正地对他说。
司机赞许地冲我眨眨眼睛。
青年迷惑地面对我们，脖子柔软地耷拉下来，不堪重负的样子。我敏捷地爬上大厢板。我看到了我的提包。我摸索着它，每一环拉锁都像小兽的牙齿般细密结实。突然触到鬃毛样的粗糙，我意识到这正是搭车人袋子上那截失踪的鬃绳。它把我的提包牢牢地固定在大厢的木条上，像焊住一般结实。我的心像凌空遭遇寒流，冻得皱缩起来。
(有删改)
[注释]①翻浆：春暖解冻时，地面或道路表面发生裂纹并渗出水分和泥浆。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走在前边的约莫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我想：“她一定是梨花。”

    瑶族老人立即走到她们面前，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似的蹦开了，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老爷爷，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礼，不怕折损我们吗？”老人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

    为头的那个小姑娘赶紧插手：“不要谢我们！不要谢我们！房子是解放军叔叔盖的。”

    接着，小姑娘向我们讲述了房子的来历。十多年前，有一队解放军路过这里，在树林里过夜，半夜淋了大雨。他们想，这里要有一间给过路人避风雨的小屋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她姐姐恰好过这边山上来抬菌子，好奇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要在这里长住？”解放军说：“不，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她姐姐很受感动。从那以后，常常趁砍柴、拾苗子、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

    原来她还不是梨花。我问：“梨花呢？”

    “前几年出嫁到山那边了。”

    不用说，姐姐出嫁后，是小姑娘接过任务，常来照管这小茅屋。

    我望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那洁白的梨花，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诗：“驿路梨花处处开”。

他是个老师，三尺讲台是他的阵地；他是个开拓者，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他是新愚公，140万亩荒山是他的开垦地。2016年的4月10日凌晨，他因高强度工作而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保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