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甲】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片段乙】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只想和你接近

吴念真

    ①在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那种把木扳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②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同样的，孩子们也是。

    ③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地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会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整个人被他抱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半分钟不到，却是完全满足的亲近。

    ④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历，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⑤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⑥有一年父亲的腿被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的一家外科医院治疗。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停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⑦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指甲又长又脏。

    ⑧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指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给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地帮父亲剪指甲。当我剪完所有的指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

    ⑨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你晚上就睡这边吧！”

    ⑩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时，父亲正好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⑾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笫一次帮父亲剪指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⑿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它还不时在我脑海里上演着。

“舌尖”上的争议

常江

    ①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开播，最终变成了一场全民狂欢。所谓树大招风，与第一季几乎是一边倒的赞美相比，第二季争议颇多。最大的争议有两个。一是食物与故事之间的关联性。不少观众批评该片在一味用痕迹明显的故事大肆煽情的同时，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主题：食物。一些食物被指做法错误，一些食物匆匆登场又匆匆离场，令人直呼“看都没看饱”。第二个较为隐晦，不少观察者和评论者认为该片一味追求对各种菜系的“全面”、“公正”呈现，其实已演变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的教育，背离了其作为美食节目的初衷。其实无论哪种争议，最终都可归结为一个命题：在“好看”的前提下，电视节目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教化的功能。

    ②这个命题并不新鲜，它几乎伴随着中国电视发展的全部历史。早在第一季中，“舌尖”便已流露出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人电视”十分相似的气质：唯美的画面、华丽的解说词、借物咏志的手法，并最终落脚于知识分子的家国意识。在多数人将看电视首要地视为娱乐的背景下，这种气质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矫情。当解说词把“去买菜”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动作，说成是“去市场上挑选新鲜时令食材”时，很多观众就崩溃了。而这种表达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改造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美学化的重要手段。虽然有些浮夸，但对快节奏的、粗鄙的现代生活，未尝不是一种矫正。

    ③很多人说第二季不如第一季，因为它变“复杂”了，创作者要表达的东西太多，这话说得对。任何事情都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一个节目从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也需要面对很多随之而来的东西：权力的介入、资本的力量、观众的干预，以及创作者微妙的心态。就像一个无人问津的穷小子突然中了巨奖，身边一定会冒出许多莫名其妙的亲戚朋友簇拥着他一样。因此，渴望“舌尖”在中国的电视经济与电视文化领域保持纯粹几乎是一个悖论。

    ④尽管第二季还没有播完，且已经播出的几集水准并不完全一致，但我本人总体上还是对这一类型的纪录片持欢迎的态度。“舌尖”的成功，意味着在电视文化领域，几乎消失殆尽的文人气质的强势回归，尽管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商业、娱乐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博弈。毕竟，它在梳理一项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建设性的力量。如果你是家长，你更希望自己的孩子看美轮美奂的益智片，还是那个名叫“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卡通片呢?答案不言自明。

    ⑤在时下浓重的商业主义氛围中，“舌尖”透露出的十分稀薄的文人气质，我们应当珍惜。

我为白菜狂的日子

莫言

①12岁那年，一个临近春节的早晨，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我去找个篓子来。

②“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③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透过矇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两棵较大的白菜从墙上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行的拐角处，小时被牛踩了一脚，一直长得不旺。我和母亲格外关照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脸上洋溢着欣喜的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④去集市的路上。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似的。我的手很快冻麻了，篓子跌在地上，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根跌损了。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然后小心又匆忙地下到沟底将它抱上来放进篓子。我知道闯了大祸，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再打骂我，只用一种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

⑤终于挨到了集上。母亲将篓子放在七姥爷的旁边，就让我去上学。我也想走，但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了白菜的价钱，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又用枯柴一样的手指，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

⑥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惊讶地看着我。母亲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老太太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洁白的菜帮。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抱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秤。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母亲因偏头痛，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我找了根草棒，用刚学的乘法，在地上算着。我报了一个数字，母亲跟着报出。“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揭开，露出一沓纸票，沾了些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尖锐的目光在我脸上戳了一下，然后移开。

⑦我放了学回家，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三棵白菜都躺在蜡条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娘”我哭着说，“我……”

⑧“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泪挂在了腮上。

⑨这是我看到的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新手机

     我从矿长位置上退下来后，一直捡儿子淘汰的手机用，已成常态。这不，旧手机又打不开了。一狠心，我决定让儿子陪我去买个新的。那天是个大雪天，像是老天在用筛子往下筛面。街道上的积雪足有一尺来厚，小轿车根本就走不了，我和儿子只能步行。

    一开始，我坚持选个便宜点的手机，能打电话能用微信就行。可儿子坚持要买个好一点的。但有一点我们爷俩是有共识的，买国产品牌。我们来到儿子同学开的一家国产手机专卖店，同学向儿推荐了一款刚刚上市的新手机，售价5000多元。我觉得什么都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我犹犹豫豫地对儿子说：“要不买一款便宜的吧？”

     儿子的同学见状说：游戏。你可以把你现在用的给老爷子，你用这一款。”儿子却说：“我老爸辛苦了一辈子，好东西都给我们了，自己从不争什么，这回我要让他时尚一把！”子“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要买就一步到位。但老爷子用这一款有点白瞎，他也不打.

雪渐渐停了。

我的眼睛有点湿润，感到身上轻松很多。恍惚间，我好像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某个冬天的夜晚。那天，我陪同从部队回乡任职的老矿长一起去县城开会，回来时，顺便拉些被服。由于雪太大，汽车根本开不动，我们只能用马爬犁往回拉。我那时当矿工刚半年多，觉得自己身上有的是力气，就装了满满一大爬犁。当时，天特别冷，大烟炮把平地里的雪刮起几丈高，有的路段光滑得难以立足，有的路段堆起几尺深的大雪窝子。马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没办法，我穿着矿上刚发的翻毛大头鞋走在前面用绳子拉马，老矿长则穿着已经很旧的棉胶鞋在后面推。走着走着，我忽然听到后面传来硬物敲击路面的声音，“咯噔、咯噔”，像矿上采石时铁锤敲打石块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回过头去寻找，什么都没有。再拉起来，声音又响起。我干脆放下绳子，来到老矿长身边，让他跺跺脚。老矿长不知所措，就按我说的跺了几下脚。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老矿长把新大头鞋都给了那些矿难职工的家属们，那声音正是老矿长冻僵了的旧胶鞋敲打路面时发出的。我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了。老矿长平时像亲儿子一样照顾我，呵护着全矿职工。我从爬犁上拽下一个被服包，把老矿长按在上面，解开他的鞋带，慢慢地脱下旧胶鞋，把他的双脚放进我的怀里暖着。老矿长使劲往回抽，我就是不撒手。之后，我把自己的大头鞋脱下来，给老矿长穿上，自己穿上他的旧胶鞋。那双旧胶鞋我一直保留着。后来，矿上建了一个矿史馆。已经当上矿长的我专门把那双旧胶鞋摆在了馆内显眼的位置，并在全矿职工中倡导敬老爱幼。

儿子看我有些愣神，问：“爸，你咋了？”我敷衍着说：“没事，想起了一些往事。”我们爷俩回到家时，小孙子已经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梦中，小孙子一嗓子把我喊醒了：“爷爷，新手机！谁的？”我睡眼惺忪地回答：“我的。”“谁给你买的？”“你爸。”

儿子走进我的卧室，看到小孙子拿着我的新手机爱不释手，便故意逗他说：“等我老了你能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吗？”小孙子响亮地回答：“能，一定能！”儿子问： “为什么？”小孙子骄傲地说：“那天矿长伯伯来我们幼儿园时讲过，要敬老爱幼。”全家人都乐了，我和老伴儿笑得尤其开心。

 看着小孙子拿着手机不停地翻转琢磨，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关上，还用相机给全家人逐个拍照，真像个小摄影师，我不禁笑了。是啊，这部新手机是儿子特意给我挑选的。以往我们家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只要是好东西，都是可着孙子或是儿子、儿媳先来，我和老伴一般都用他们剩下的。他们用得心安理得，我们自己也心甘情愿。

 吃早饭时，屋外大雪纷飞，窗户上的霜花让屋里的光线变得有些昏暗。桌上放着糖醋排骨，金黄透亮，香气像个淘气的小虫子直钻到人的心里。大家都在夹菜往嘴里送，我也随意夹了一块肥瘦相间的精排送到小孙子的碗里。小孙子用那胖乎乎的小手推着说：“爷爷您吃吧，我不要。”他的笑脸花朵般绽放着。一家人都伸出大拇指为他点赞。

窗户上的霜花好像想到了什么，知趣地融化了不少，屋里的光线也明亮起来。 

 （ 选自《湄潭工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