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屯仓，仍赐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降以布帛，赐官人百姓有差。又曰，大夫，所使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

材料二：初造户籍，计账，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户为里，每里置长一人，掌按检户口，课殖农桑，禁察非违，催驱赋役。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随便量置。凡田长三十步、广而二十步为段，十段为町。段租稻两束两把，町租稻二十二束。……

材料一：中华文明对于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了很强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别。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质》

材料二：清代，来华的耶稣会士先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翻译成西欧文学。中国的优秀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展开的时代，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18世紀，大批中国瓷器运往欧洲，成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清政府还曾聘请耶稣会士白晋、张诚等入宫讲授西学，并用西法实行全国性的测量。在建造圆明园时，在建筑、绘画、雕刻等方面，也有不少模拟西方风格的地方。

——摘编自郑宝琦《中国古代通史》

材料三：1735年在巴黎刊印的《中华帝国志》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成为启蒙思想家们追求的社会楷模。霍尔巴赫主张以德治国，并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汉代文物骆驼并不常见，西安沙坡村出土的西汉骆驼，没有任何装饰，比较写实。汉代的骆驼形象显得有些稚拙，特别是蹄子，与同时期塑像、画像上的马蹄无异，反倒与骆驼差距很大。在汉代动物塑像中，骆驼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和变化多样的姿态，显然与其他大量动物等同起来，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到了唐代，唐墓中随葬骆驼数量剧增，有些是作为一般动物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墓葬之中。北朝出现的驮载物品的骆驼到唐更为流行，驮载物品的内容更多，骆驼的两侧挂有货袋、丝束、免皮、长颈瓶、胡瓶、扁壶、织物、毛毯等等，有时还有死鸟和活的狗、猴子。这种造型选择无声地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生活状态。骆驼、货物及其人物的紧密结合，进一步附加、升华了它们的精神含义，使这组文物凝聚了人与自然抗争、艰苦创业的情怀。

——摘编自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汉唐骆驼造型的演变”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

材料一   汉朝不仅农业有长足进步，手工业也令人刮目相看，纺织业尤其如此。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多半生产麻布、葛布、绢帛，产品部分自给；一些城市的手工作坊，从事大规模生产，制作各种精美的丝织品。

汉朝向西域扩展是与匈奴对抗的直接后果。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目的都是为了“断匈奴右臂”。然而，张骞出使西域，更重要的意义是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从汉武帝开始对河西作系统的经营，先是军事开拓，后是屯田开垦，把屯垦与成守合二为一。汉朝经营的地域向西至敦煌以西、葱岭一带。著名的“河西四那”中的其中三郡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

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西去的丝绸，对于中亚诸国的首领们而言，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对于罗马帝国而言，丝绸是一种奢侈的衣料，为了进口这些物品给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

——整理自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三版》

材料二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其始入华年代不详，据称在西汉哀帝时。东汉佛教已有一定的传播，当时就曾有帝王遣使至西域求佛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传播渐广，后秦有僧侣西行至天竺取经，历时十余年，由海道归至东晋。此后又有不少人西行取经。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进入鼎盛时期，当时中国成为与印度并峙的世界佛学中心，一方面仍从印度输入理论，另一方面又成为东亚各国“求法”的目标。

——改编自张帆《中华古代简史(第二版)》

材料三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创办的主要企业一览表

——据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