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陈光磊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大力推行”与“规范使用”要更加有力、更加深化地结合起来、融通起来，要日益注重和不断提升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性、标准性和审美性。

    首先要逐步提高教师、播音员、主持人、演员等职业语言工作者的普通话水平。他们普通话水平的提高，既可以有效地引领全社会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有效地带动更广泛的普及。这就要把普通话测试进行得更有成效，其要求应有所提高，比如有些省市考虑把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的要求提高一个等级，或者对青年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要求相应提高一个等级，如此等等。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也要向更多职业岗位和社会阶层扩展，尤其是对公务员和服务行业更要提高要求。

    普通话的推广要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衡量其水平的根本指标就在于合乎普通话规范标准的程度。现在已经研制和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已有200多项。但是，其中不少常用的、重要的规范标准在社会上的知晓率和执行度并不高，甚至是极低的。

    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就在于对普通话能自觉地、有效地加以“规范使用”。而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有着两个层面：一是语言本体结构的规范，即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规律的呈现；二是语言社会使用的规范，即语言交际的伦理原则、礼貌原则、情境适应等修辞语用规则的显示。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当今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建设的总纲。在这个总纲的指引下，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在提高的引导下积极普及。让我们致力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有效地提高普通话水平，使祖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精致、更加优美。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0日12版，有删节）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化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阿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关于高铁为何没有WiFi这个问题在这几年被热议过多次，但如今，高铁WiFi或许迎来了破局的好机会。

    此前有高铁内部人士称，4G信号转WiFi后速率不稳定，而当时国外最先进的做法是发射卫星WiFi，并表示复兴号应该是通过4G与卫星WiFi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的。尽管如此，复兴号WiFi依然不完美。此前，不少普快列车已经提供免费WiFi上网，一般会采用LTE或者4G技术，为列车提供WiFi信号，而且运营得还不错。但高铁的难题在于它的速度过快，达到每小时300公里，这样给基站切换，通信延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高铁内车载设备在接收信号时会频繁地切换不同的网络，涉及不同的运营商。三大运营商的信号频段不一样，信号穿透力与基站覆盖率、核心网资源不一样，不同的基站发出来的信号质量不一样，在高速下网络频繁切换极易导致信号衰减，而且丢失率高、延迟大。

而5G技术则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据介绍，国铁吉讯与华为、中兴等5G设备商开展密切合作，联合开发车载5G设备，并计划于2019年底完成测试工作。在高铁WiFi系统与5G技术的融合方案中，利用了边缘计算、网络切片、虚拟化等关键技术解决高铁对5G信号的屏蔽问题。中国移动数年来沿着铁道线建设了一个相对庞大的5G基站和塔台群，已经可以随时轻松地传输大量数据。目前高铁车顶天线支持2.6，3.5和4.9GHz频段，已满足5G网络接入需求。

    5G高铁站项目用的是CPE（5G用户接入网关），当前的CPE客户终端技术已经可将5G信号转为WiFi信号，而5G技术与WiFi的融合，更有利于两种信号的互相转化。5G背后的技术包括波束成形与毫米波技术，这是为司机和乘客提供可靠的WiFi等服务的关键能力。波束成形可以使信号的能量集中在接收端所在方向，可以有效改善频谱利用效率，这将改善高速情况下的信号接收能力。使用5G的毫米波技术，让网络速度比4G时代大幅提升。此外，毫米技术破除了WiFi调制解调器的短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传输所需的功率、也避免了WiFi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相互妨碍所带来的问题。

    5G网络因为使用全新的技术、基站和网络架构，具有低时延，高可靠性特征，或许能够让4G存在的掉线与延迟问题得以解决，4G技术下的高铁WiFi迟迟不能破局，是源于高铁部署的4G网络覆盖在高速行驶下的信号接收体验与能力难以让人满意，高速出行卡顿、长时间缓冲等情况在所难免，信号状况颇为鸡肋。但5G的难题同样存在，此如说与4G通信设备相比，5G通信设备的耗电量大约是4G设备的8到10倍以上。这需要对铁路既有箱变和电力电缆进行改造，成本与实现难度颇大，它是制约运营商实现高铁5G覆盖的关键难题之一。当然，这需要看如何实现5G与WFi的融合互补了。

    由于5G频段较高、单基站覆盖范围较小，对大型楼宇、高铁、矿山等相对封闭场景，5G基站很难进行无缝覆盖，但WiFi将会是5G的最好补充，两者的融合开启了一个更好的时代。

（有删改）

    读《雷雨》不免要涉及“周朴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旧话题。一言以蔽之：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反面人物而已。他像康大叔那样凶残，像葛朗台那般贪婪，他也有鲁四老爷似的道貌岸然，但他又不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的反面形象重合。特别是“周鲁相认”那一场，周朴园对鲁侍萍那种似爱非爱的感情和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爱”。

    30年来，周朴园有如叶公，把他和侍萍这一段恋情作为“龙”的形象，牢牢地“画”在他的记忆中。这体现在他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比如他保留了侍萍“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家具等），保留了她“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他甚至念念不忘“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旧衬衣以及那件旧雨衣……作者让周补园如此念“旧”恋“旧”，是颇具苦心的。善良的读者和观众也许会因此对他有所原谅。可不，连鲁侍萍不也几乎被软化了么？

    但即使痴情至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看出，周朴园画的“龙”，只是为了供自己在灵魂空虚、感情寂寞时咀嚼。一旦“生龙”降临，他决不会用这张旧船票重登当年的客船。

    把握了这一点，认识“相认”的戏就不困难了，从周鲁相遇到相认，周朴园发问四次：

    “你——你贵姓？”“你姓什么？”“你是谁？”“你、你、你是——”精明的周朴园问得怯，聪明的鲁侍萍答得巧，情节一波四折，事态则越来越明朗，周朴园的语气也越来越迫切。真相大白后，周朴园的态度、话言陡变，但变而不离其宗。他首先要弄清“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两大问题。答案是令他放心的：这纯属邂逅。于是他用30年“画龙”的良苦用心暂时稳住了侍萍的情绪。周朴园毕竟不是叶公，他老谋深算，伺机出击，力图将30年的积案了断于瞬间。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带“好”字的七段台词：“那更好了。”“那双方面都好。”“好！痛痛快快的！你现在要多少钱吧！”“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好得很。”“好，好，好，”“很好，”鲁侍萍既不要他偿还感情债，也不要他以金钱抵偿，更“希望这一生不要再见你”，周补园最后的威胁全部解除，对他确实再“好”不过。

    在这一过程中，周补园到底给了鲁侍萍什么呢？一，让她“看一看“儿子周萍，这一点做到了：二，给了她一张5000块钱的支票（被侍萍当面撕了），5000块钱值多少？有一个参照数据，当年周补园“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这么一比，鲁付萍30年受的苦只值这笔“收入”的1/720！这就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和“爱”！

（摘编自吕厚泽《叶公好龙似的情和爱一周朴园》，有删改）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