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王夫之指出，圣人“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戎狄”，正是华夏“自畛”以“绝夷”思想的体现。其根本原因无他，乃是因为华夏之民“贵”于夷狄。因此，华夏政权只能在族群内部“可禅、可继、可革”，至于夷狄，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更不可能改变其现状，否则，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刘立夫《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材料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既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博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

——摘编自互联网《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

材料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不论经受了多少屈辱、忧伤和困惑，中华文化毕竟从全然封闭的僵壳中部分地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但却充满希望的生命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生机勃勃的新质细胞在中华文化肌体内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蘖、繁殖起来。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全二册）》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华文化的新质细胞”，自拟论题，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