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稷下学宫整体上是齐国官学，但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学宫。众人推举学界名流来担任学宫的祭酒，国君不直接干预教学与学术研究。学宫中容纳“百家之学”，成为百家争鸣的文化沙龙。荀子在学宫三为祭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他扬弃以往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吸收春秋以来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天道观，构建其天人关系学说。

——张秉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材料二：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节录）》

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严复《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怀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希望在西方找到一种能化解中国苦难的灵丹。他们曾一度认为自己找到了灵丹。但是一战的爆发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乐园，巴黎和会浇了他们一盘凉水。战后，社会主义成为时髦思想，知识分子先后试验了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最终都宣告破产。1920年11月，陈独秀说：“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近代空想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

——倪培强《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材料一：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有较多的体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又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据《孟子》等

材料二：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为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无以乱，外可无以悔……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摘编自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材料三：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他强调“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不论经受了多少屈辱、忧伤和困惑，中华文化毕竟从全然封闭的僵壳中部分地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但却充满希望的生命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生机勃勃的新质细胞在中华文化肌体内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蘖、繁殖起来。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全二册）》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华文化的新质细胞”，自拟论题，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