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民的一天

胡天翔

    杨一民是个菜贩子。

    清晨，杨一民骑着空三轮，去城东的蔬菜批发市场批了一车青菜。

    杨一民卖菜的那条街叫大华街。大华街上是禁止卖菜的，街里面规划得有蔬菜市场。租不起摊点，杨一民这样的小贩子就推着自行车、三轮车、架子车，甚至挑着两个箩筐在路边卖。对他们的流动卖菜行为，有时城管管，有时工商管，有时没有人管。

    杨一民刚把三轮车在路边停好，过来一个买红萝卜的。拣好萝卜，杨一民刚要过秤，街北头传来大喇叭的吆喝声——城管来了。想着城管一会才能过来，杨一民就接着秤萝卜。萝卜称完了，买萝卜的掂着走了，杨一民却走不掉了。听见大喇叭一响，街北头的菜贩子老鼠一样闪进了巷子里，城管的车呼一下就开过来了。没有号牌的白色“半截头”停在杨一民小小的三轮车前。从车里下来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看着杨一民讨好的微笑，制服什么也不说。

    “我不卖了，我回家。”杨一民说。

    “那你就回家吧。”制服说。

    制服生气了，抓住三轮车车帮，没用劲就把车子掀翻了，红萝卜、青萝卜、土豆、西红柿、辣椒，骨碌碌地在地上滚。

    “你赔我的菜！”杨一民抱住了制服的右腿。

    “好，我赔你的菜！”制服真生气了，他不管不顾地走着。杨一民像是绑在他腿上的沙袋。制服拖着杨一民走，杨一民拖着地。

    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半截头上又下来个年轻人，平头。平头吐了一口痰，弯腰抓住了杨一民的右脚。平头要把杨一民从制服身上拉开。杨一民抱得紧，平头一使劲，拽掉了杨一民的一只鞋。杨一民脚上的鞋太破了，鞋帮和鞋跟拽开线了。差点被闪倒。平头生气了，扔了鞋，一抬脚就踹到杨一民的屁股上。杨一民的屁股受了这一“脚掌”，疼痛通过大脑指挥双手，杨一民乖乖地松手了。．

    “你别松手啊！治不了你！”平头说。

    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制服与平头钻进车子，鸣着长笛到别处执法去了。

躺了一会，杨一民站起来，找到鞋子，却穿不上了。杨一民光着右脚，拾地上的红萝卜、青萝卜、土豆、西红柿、辣椒，总还有些没烂的。

杨一民推着三轮车来到汤全喜的鞋摊前。杨一民和汤全喜认识。

    “惹他们干啥。”汤全喜说。

    “唉！”杨一民叹气，“多少钱？”

    “不拿了，你够倒霉的。”汤全喜说。

    “唉！”杨一民说。

    杨一民骑着三轮车在小巷子里转悠、吆喝。到四点多，菜也就快卖完了，没想到却来了好运。在一个巷子里，三个妇女围着杨一民的三轮车拣菜，过来一个骑电动车戴墨镜的年轻人。连电动车都没下，墨镜递给杨一民一张五十的票子，说称四斤辣椒。接过钱，新呱呱的，杨一民就塞进了褂子兜里。接过辣椒，没等杨一民去找钱，电门一拧，电动车蹿远了。

    杨一民无心再给三个妇女讲价，称完菜，骑上三轮车离开了那条巷子。没找的钱就算城管赔弄烂的菜了，杨一民安慰自己。

    走到大华街，汤全喜还没收摊。想上午补鞋汤全喜没要钱，杨一民就喊汤全喜去喝两盅。在小酒馆，点了四个小菜，要了两瓶半斤的二锅头，一人一个一次性杯子，杨一民和汤全喜一口接一口地喝上了。喝着喝着，一瓶酒就剩小半瓶了；喝着喝着，杨一民的脸变红了；喝着喝着，杨一民说话了。

    “×他娘，今天没白挨打，捡了个便宜。”杨一民把四斤辣椒卖了五十块钱的事给汤全喜说了。

    二锅头喝完了，又要了两小碗刀削面，一算账，正好五十。杨一民从褂子兜里掏出那张五十的，递给酒馆老板。老板看了正面，又看了反面，还对着灯光照了照，终于把纸币放进了验钞机。

    那个绿色的盒子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他娘啊……”杨一民直跺脚。

    一阵暮霭袭来，街上的路灯显得更暗了，杨一民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地走在小城的路上。（摘自2012年第6期《四川文学》，有改动）

三十年前不用猜

    老师年纪不大，但是位好老师，不光盯着分数不放，还强调素质教育。经常在课堂上开展讨论，猜谜语，讲笑话，出一些脑筋急转弯什么的。用老师自己的话说，既活跃了课堂气氛，还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老师在书上看到一道分析题，觉得很适合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就把题出给了同学们。分析题下面写着“答案见封底”，但老师自己也没看答案。他也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发散思维，暗中和同学们比一比，老师还是有些童心的。另外，不看答案，游戏做起来会更有意思些。

    题目是这样的：大雨天，一个走在路上的男人，看见前面有一个女人没带雨具，怀里抱着个孩子，胳膊上挎着包，就主动把自己的雨伞借给女人，接过孩子抱在怀里。请问，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先站起来回答的是班长，他是公认的好学生，成绩好，口才好，模样好，没啥不好的地方。班长说：“因为这个男人是人贩子，用这种方法抢孩子，他接过孩子，马上就会拔腿而逃。”

    老师笑了笑，点点头。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班里的调皮鬼，他成绩不错，但经常搞一些恶作剧。他不直接回答，反问老师：“那个女人长得漂亮吗?”老师愣了愣，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含糊其词地说：“你就当她漂亮吧!”调皮鬼摇头晃脑地说：“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女人长得漂亮，那个男人早就看上了她，却一直找不到机会，故意用这个办法套近乎。”

    同学们一阵大笑。

    数学课代表站起来说：“因为这是那个男人的职业，他借伞、帮女人抱孩子都要收费。前几天下大雨，铁路桥下一片汪洋，就有一个男人靠来回背人挣钱，一次收十块，不讲价。我计算了一下，如果天天下那样的雨，他很快就能成为万元户。”

    老师点点头：“同学们回答得都不错，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话音刚落，有一个同学站起来，略显得意地说：“你们都忽略了女人胳膊上挎着的那个包。我想，那个男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为了取得女人的信任，伺机抢东西。”

    一个女生站了起来，怯生生地说：“老师，那个男人会不会是搞推销的?”老师疑惑不解，用眼神鼓励她说下去。女生接着说：“那个男人是卖伞的，女人用了他的伞，就不得不买了。”

    老师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再站起来，笑笑说：“我也有一个答案，那个男人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是那个女人的丈夫。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

    同学们哄堂大笑 ， 纷纷说老师的答案最巧妙。但也有几个同学不服气，要求老师公布书上给出的答案。老师不太想公布答案，同学们回答得都很踊跃，锻炼思维能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类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正确答案。

    这时，老校长走进了教室，他是被教室里的讨论声引来的。校长先对同学们说：“大家的发言都很好。”然后又对老师说，“不妨公布一下答案，我也想听听书上是怎么说的。”老师找到答案，大声地念到：“不为什么，因为那个男人的名字叫雷锋，他不仅把伞借给女人，最后还把她送回了家。”

    教室里一片大乱 ， 同学们纷纷说这不可能，这不现实。调皮鬼喊得最响，他大声说：“那个女人的丈夫呢?如果一个陌生男人送自己的老婆回家，他会怎么想?”

    校长听到答案后一直沉着脸，最后他抬起手示意同学们静一静，问身边的老师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老师低下头，想了想说：“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答案不太现实，于情于理，都说不太通。”

    校长点点头说：“你们大概都不相信，三十年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事，不仅仅是我，那时候，很多人都做过如今我们看来不现实的事情。那时候，每个人都是活雷锋。”

    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都没有再说话。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不少文学佳作书写了传统节日，老舍《四世同堂》写中秋，沈从文《边城》写端午等，这些作品多半是将节日作为人物活动的时空，情节在其中推进，人物性格在此得到展现。由于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节日不可幸免地遭到销蚀，幸好有这些文学作品，把旧日过节的活动方式和所涉及的事物，细致而又充满趣味地保存在文字世界里。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光明日报》2019年4月24日 ）

大敦煌

    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一路西行，过武威、张掖、嘉峪关，最后到达敦煌，凡一千一百余公里。一路西域风光，沧桑雄浑，美．不．胜．收． ， 而至敦煌则达到顶点。

    敦煌，一座总面积只有 3.12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8 万的蕞尔小城，就敢取这么一个大气磅礴的名字，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气魄。东汉应邵注《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尽管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说，“敦煌”一词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但是敦煌人宁愿相信古人的解释。

    就是这块土地，曾经连接起汉唐盛世与西域文明，手挽着长安城与波斯湾，见证了无尽的繁华与沧桑。在汉代，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在唐代，敦煌更是成为一座拥有 140 万人口的大城市，仅次于首都长安。现在，敦煌虽然没有了当年的显赫地位，规模也大大缩小，然而，历经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价值独特的敦煌文化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更是与日俱增。

    到达敦煌，暮色四合。深秋的敦煌格外清朗，夜晚的天空格外高蓝，明月洒下一地清辉。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晶亮的满天繁星，好像一天的星星都集中到这块天空了。城市不大， 但建设有序、干净整洁、规划整齐。汉唐的建筑，街头的飞天雕塑，满墙风动的壁画，让人怀疑是在历史与梦幻之中。

    一夜小雪，鸣沙山披上一层洁白的轻纱，空气像水洗过一样清爽。登上山顶，举目四望，那一道道沙峰如奔涌的波浪，气势磅礴。微风吹来，扑人心怀，爽人心肺，心胸顿觉空明。鸣沙山的沙粒有红、黄、绿、黑、白五色，当地人称它“五色神沙山”。登临此山， 听山与泉同振共鸣，犹如钟鼓管弦齐奏，令人动魄惊心。《后汉书·郡国志》引南朝《耆旧记》云：敦煌“山有鸣沙之异，水有悬泉之神”。

    被誉为天下沙漠第一泉的月牙泉，千百年来不为流沙而淹没，不因干旱而枯竭。茫茫

大漠中有此一泉，满目苍凉中有此一景，造化之神奇，令人心 ． 醉．神．迷．。月牙泉有版本众多的美丽传说，听导游说，月光下的月牙泉更美丽。最好在农历十五月圆之夜时来，露宿在鸣沙山才可以亲历那梦幻仙境般的意境。

    来敦煌不能不去瞻仰莫高窟。是的，是瞻仰，不是参观。莫高窟，坐落在敦煌城东南25 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不断兴建，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洞窟门一打开，历史的味道迎面而来，栩栩如生的泥塑和壁画好像带你走进了历史。你仿佛可以看见千年前的画工巧匠们一点一点描绘、上色；可是那些泥塑的残破现状又告诉你时光已逝、光阴变换的事实。那些佛像用着千年不变的平静面对你，微微上扬的嘴角述说着乐观豁达。其实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你，还有千年的历史，那些进入盗宝的强盗，那些谦卑的祈福的平民。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走进敦煌研究院大门，一块条石上镌刻着的大字格外醒目，也格外锥心。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发现，也许莫高窟现在还静静地沉睡在沙漠的怀中；或者，她在合适的时间被合适的人发现，也许能够受到更好的保护。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1900 年 6 月 22 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此敦煌不再平静，从此敦煌在被掠夺、被肢解中走向世界，从此无数的学者为她皓．首．穷．经． ， 从此世界上产生了敦煌学。

    面对敦煌遭遇的重重劫难，中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掀起了一场敦煌大抢救运动。最先站出来的，是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当他得知一批珍贵

的敦煌文物沦落到法国人伯希和之手后，当即报告学部，要求即刻发令保护藏经洞遗书。紧接着，一批著名学者投入到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去。更有人远涉重洋，到日本、到欧洲，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书卷。

    在保护和研究敦煌方面，贡献最大、最令人感动的是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敦煌守护者。他们放弃内地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奔赴偏僻荒凉的大西北，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敦煌保护事业。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苦付出和辛勤努力，敦煌才结束了无人看管的现状，走上了科学保护的道路。敦煌学研究也从无到有，从粗到精，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状况。

    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这是三十多年前，一位老人的郑重嘱托。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告慰这位老人：敦煌学已经回家了！

（取材于徐可的同名散文，有删节）

人的异化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卡夫卡和蒲松龄为达到写作目的，都不惜采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在《聊斋志异》和卡夫卡的作品中有许多异化的主题，主要体现为人不再是人，而是以动物的状态出现，或者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异化为动物或植物。罗杰·加洛蒂曾这么评价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王国是异化和异化意识的王国”，认为“卡夫卡作品的本质与风格在于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与当时“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似为时尚”的时代背景有关，他在《聊斋自志》中也明确地表达出他对怪异事物的爱好“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从这点来看，两位作家都喜欢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异化主题，这点是最值得探究的相通之处。

卡夫卡所读过的《聊斋志异》的德译本中有《阿宝》、《竹青》、《香玉》和《莲花公主》这几篇是明显带有异化色彩的。如《阿宝》中的孙子楚性情憨厚，不善说话，喜欢上了本地大商人的女儿阿宝，因她一句玩笑话而自断了六个手指。碍于无法在一起，他郁郁寡欢，一病不起，后来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住处，日日夜夜陪在她身边。孙子楚的真心诚意打动了阿宝，鹦鹉变回了人形，造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上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异化成了动物。而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相比较《聊斋志异》中的异化而言则更加荒诞和怪异，这类异化很少有前因后果，多表现为突变。如《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某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显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手法，与《聊斋志异》中人化为动物或植物的变形有几分相似。但相比之下又有着不同，这段异化出现在故事的开头，而在整个故事中卡夫卡始终没有交代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原因，只是在描述他变成甲虫之后的事情，该小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片段。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则情节完整，前因后果也交代清晰。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主人公的异化和变形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如孙子楚是为了陪在阿宝身边所以化成鹦鹉。如果有可能，这些异化的人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之后还要变回人形。在蒲松龄这里，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分裂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最终的统一。这样看来，《变形记》中的异化显得突然，这与卡夫卡的写作目的有关，卡夫卡想要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来突出现实生活中人的并化，来表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漠然的关系，他企图从异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

细读《变形记》可以发现，该小说着重描写的是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在变形之前，虽然格雷戈尔作为公司的代理挣钱不多，但整个家庭依靠其工资尚能生活，所以一家人表面上显得很和睦，对待他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看到他变成甲虫后，父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很恶劣、甚至“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被踢到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在格雷戈尔又一次把母亲吓晕之后，父亲对他更是暴力相加，“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一个简直就嵌入他的背里去了”，可见他的父亲完全不顾亲情，想要置他于死地。正是人情的冷漠把格雷戈尔逼上了死路。

因此，当我们从卡夫卡写《变形记》的主旨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不变代格雷戈尔变形的原因。因为外形的变化并不是卡夫卡描写的重点，内心的变形和异化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卡夫卡的笔下，心里“变态”是一种常态，卡夫卡试图用这种怪异的常态来揭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漠然，社会的冷酷无情。在卡夫卡眼里，异化不再是一个主观的心理问题，更像是普遍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体现的是不可缓解的社会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卡夫卡经常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突然变成其他动物，或者干脆就以变形后的样子出场。

（摘编自《从〈聊斋志异〉对卡夫卡的影响角度再读卡夫卡的作品》）

材料二：

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摘编自《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

材料一：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人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自己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老树”“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几种事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几种事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摘编自吕洋《中西方诗歌比较》)

材料二：

①与中国古典诗歌弱化主体的倾向不同，西方诗歌中的主体差不多总是在场的。以十四行诗为例，主体总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中，站出来讲话。这样，西方诗歌就形成了与中国诗歌迥然不同的风格。

②诗歌的风格离不开其文化土壤。在中国，流行的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有关。早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就已经建立起来。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稳定繁荣，因此，人们非常依赖自然环境，对自然世界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很敏感，他们渴望与自然亲密接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诞生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国诗歌的艺术特点便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映射，其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我们的诗歌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乾卦·文言》写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指大人物，这句话是说要想成为伟大的人物，就要与天地合德。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合一”，表明自然与人是相通一致的，可合二为一的，人与自然是彼此相通的共同体。这种思想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最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风格。

③西方诗歌则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二元分立的逻辑观念。那什么是二元分立呢？ 有学者指出，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角度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世界上存在灵魂和物体，这二者彼此独立，是二元对立存在的方式。

④中西方诗歌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艺术。中西诗歌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体在场问题。这个主体就是诗中的叙事人，这个叙事人有时候等同于诗人。通常在西方诗歌中，主体都占据诗歌的显要位置，诗中的叙事人也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中的主体却常常是缺席的，或者被隐藏起来。我们来看这首《梅花》诗：

梅 花 [唐]

崔道融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⑤这首诗写的是梅花，但寄托的却是诗人心中对梅花的钟爱。因为写花和写人本身是不需要区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浸透到诗人的心灵中，流露在诗人的笔下。咏物即咏人，诗人对梅花的赞叹体现的正是诗人对美好品质的赞美。诗人没有在诗中出场，而是隐身于梅花后面，但是通过诗歌的内容，我们感受到诗人高洁的品德，产生了对梅花的怜爱之情，以及对高洁品德的珍惜之情。读到最后，我们已然分不清这是写梅花，还是写诗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首诗如果用西方的诗体来写会是这样：

梅 花

初放的梅花，含着白雪，

美丽孤傲的梅花啊，我想画，

又怕你的神韵难画，

你的花别有韵致，

清雅脱俗，不知寒冬雪意。

你的枝干横斜错落，似愁容病姿，

北风啊，你果能解得梅花心意，

拜托，不要再摧残她了。

⑥通过对这首诗的模拟转换，我们能够体会到主体在场表达会产生什么样的诗歌风格。从审美的意义上讲，主体的缺席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界限，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由物联想到人，再由人联想到物，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主体的在场则使物与人分开了。在这首诗中，主体“我”的出场使诗歌中的梅花与叙事人“我”分开了，梅花与“我”的分裂使这二者失去了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二元分立，这使该诗呈现出类似西方诗歌的形式。当这首中国古诗被改写成主体在场的诗歌时，它就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那种浸透在古典诗歌中物我合一的和谐感没有了，诗篇变得破碎，被改动的古诗就不像是一个有机整体了。西方诗歌虽然有主体的在场，但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诗人已经在二元分立思维模式的基础上由分而合，最后达成统一。而中国诗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是在物我不分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被分开，便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我们反过来把一首主体在场的英语诗改成汉语古诗，在去主体的过程中，也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其实，这也是英语诗歌汉译和汉语诗歌英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诗歌是不可以被翻译的，指的主要是诗歌的韵律让人无法操作。不过，不可翻译的岂止诗歌的韵律呢，这种深植于诗歌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内涵也同样是不可翻译的。有趣的是，在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诗歌中，诗人主张要把这个“我”消融掉。“很多后现代诗人发现，必须把武訢的自我溶解掉，才能写出一种以最佳方式获得自我兵实的诗歌，太多的文明因素，以及各种复杂的人之角色，已使自我真实变得模糊了 "西方现代派诗人已经认识到西方诗歌中的自我过于强太，已经到了应该消解这个主体的时候了。

(摘编自王伟峰 周桂君《论中西诗歌中的主体化倾向及思辨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