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学史上，伴随着审美境界由偏于外在之物发展到心物和谐，然后再发展到偏于个体情感的变化，中国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经历了由集体主体到理性主体，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到感性主体的迁移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中，审美的主要艺术情感本体是向集体主体倾斜的，作为集体情感的“志”是艺术表达的重心，比如出现比较早的《尚书•尧典》当中，最早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另外，《庄子•天下篇》谈到“诗以道志”；《孟子》当中提出“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等。一直到写成于东汉时期的《毛诗序》，在总结文艺的本质特征时仍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而“缘情”说取代“言志”说，这是中国美学在魏晋时代出现的重大转折。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建安诗人学习汉乐府民歌，树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规范，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高扬，但是也开始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有“诗言志”的成分，但是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在汉末这个空前黑暗混乱的时代，有很多敏感的文人已经开始对家国意识失去了兴趣，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汉末出现了完全表达诗人个人情感、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的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或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或抒发文人士子的伤时失意，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

    在诗歌理论方面，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自觉。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一方面认为先秦时“诗主言志”，另一方面又专设《情采》一篇，“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第三十一篇《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明显表现出以“情”代“志”的倾向。

    钟嵘《诗品序》中提倡诗歌应有感而发，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开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外，钟嵘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对于作者的冲击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原因。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因此只有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可以说《诗品》中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也就是说，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钟嵘在理论上完成了诗歌情感主体以“情”代“志”的迁移。

（摘编自张艳存《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情感本体的迁移》，有删改）

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搏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材料一：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地球卫士奖”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以表彰他们变莽莽荒漠为郁郁林海的功绩。

    55年来，从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从最初的369人毅然上坝到三代人传承不息，塞罕坝人将荒山沙地变成了绿水青山。塞罕坝林场的有林地面积，由建场前的24万亩增加到目前的112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森林覆盖率由12%提高到80%。如果林木按一米的株距排列，可以绕地球赤道整整12圈，给这个蓝色星球系上12条漂亮的“绿丝巾”。

55年来国家累计投入和林场自筹资金约10.2亿元，如今塞罕坝资源总价值已达到200多亿元。更重要的是塞罕坝的生态效益显著，据中国林科院评估，如今塞罕坝的森林每年固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空气负氧离子是城市的8到10倍。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1日）

材料二：

木材生产曾经是塞罕坝林场的支柱产业，一度占总收入的90%以上。近年来，林场大幅压缩木材采伐量，木材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最近这五年已降至50%以下。据预测，‘十三五’期间塞罕坝林场林木蓄积年生长量约为54万立方米。因此，只要年均消耗蓄积维持在20万立方米左右，完全可以保证森林资源总量的持续健康增长。塞罕坝林场的“十三五”采伐限额为每年20.4万立方米，但林场实际的林木蓄积消耗量，控制在13万立方米左右。

河北省下达的采伐限额，塞罕坝林场只用了六成，而且主要用于“森林抚育”，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把林子里长势较差的林木伐掉，将某些地方过大的林木密度降下来一些，使留下的林木能更好地生长，提升森林质量。林木蓄积量是反映森林质量的重要指标。塞罕坝林场的林木总蓄积量，由建场前的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12万立方米，增长了30倍。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8倍。

（摘编自《塞罕坝林场运营模式的启示》）

材料三：

    塞罕坝林场位于河北省最北端，在植被区划中属于温带草原地带。该区的典型植被为草甸草原、针阔混交林及落叶阔叶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很强，植物区系成分相对复杂。林场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调研，如华北落叶松人工林不同林分密度下灌木及草本植物植被的科、属构成分析：

图1不同林分密度下灌木的科、属组成

图2不同林分密度下草本的科、属组成

扎实的科学研究，是林场发展的积极引领与有力保障。

（摘编自《塞罕坝机械林场植物指标分析》）

材料四：

    近年来，全国各地生态环境建设力度空前加大，绿化苗木需求大增。塞罕坝林场建设了8万多亩绿化苗木基地，培育了云杉、落叶松等优质绿化苗木，销往京津、辽宁等十几个省市，现有1800余万株多品种、多规格的苗木，已成为绿色“聚宝盆”。

    春天，群山抹绿，雪映杜鹃；夏天，林海滴翠，百花烂漫；秋天，赤橙黄绿，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塞罕坝四季皆有美景，是摄影发烧友的天堂，是华北地区知名的森林生态旅游胜地。

    森林旅游、绿化苗木等绿色产业的收入，已超过林场总收入的一半。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塞罕坝人更有效地保护了绿水青山，收获了金山银山，开创了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可喜局面。

（摘编自《护林营林再写华章》）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为中肯：“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飘逸与沉郁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李杜两人思想、性格的不同，以及创作态度和题材的差异，具体则表现在意象的运用上。前人说李诗万景皆虚，杜诗万景皆实，固然未必十分确切，但从意象的虚实上看，的确可以看出李杜风格的不同。

    李诗的意象常常是超越现实的，他很少对生活的细节作精致的描绘，而是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穿插以历史、神话、梦境，用一些表面看来互相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拼接成具有浓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白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像“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杜甫虽然也有夸张的手法，但总的看来却是偏于写实的，如“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给人以逼真之感。他的一些记游诗，如《铁堂峡》《盐井》《泥工山》等简直是一幅幅描绘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的图画，可补地理记载之不足。

    杜诗的意象多取自现实生活，他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景物，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杜甫写诗往往从实处入手，逐渐推衍到有关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统摄全局的问题上。杜甫曾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夸赞画家王宰，说他能在尺幅的画面中表现出万里之势，杜甫自己的诗也是如此。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中引出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还有些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细节穿插起来。《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大处着眼，何等悲壮!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改从小处落笔，又是何等细腻！又如《北征》用自己一个家庭的遭遇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在纵论国家大事之中，插入一段关于儿女衣着的细节描写，用这个真实的细节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李白的《古风（其十九）》和杜甫的《悲陈陶》，都是写安史之乱的古体诗，但虚实的处理不同。《古风》大半是写游仙，最后四句才写到安史之乱，也似乎不甚着力，但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诗人的忧虑和悲愤也流落在字里行间。《悲陈陶》则围绕着陈陶战役，官军、安史军和长安人民三个方面都写到了，犹如用诗写成的通讯报道，真实而深挚，是典型的沉郁之作。

    李白写诗往往在虚处用力，虚中见实。杜甫写诗则在实处用力，实中有虚。在虚处用力，妙在烘托。虚写好了，实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联想补充，意象不粘不滞，显得飘逸。在实处用力，妙在刻画，在深入的刻画之中见出气魄，意象不浮不泛，显得沉郁。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材料一：

2021年2月25日16时，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此前2月21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这份重要文件的主题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之策，也是开启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材料二：

如何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的问题。2020年3月，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要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让乡亲们生活越来越美好。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2月，在贵州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为顺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新形势新要求，接续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了根本遵循。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辉煌的成就，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摘编自李民圣《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材料三：

民资安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历史性转移，首先源于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究成，不仅带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夯实了“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的根基，为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我们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精气神，这构成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的信心和底气。

观察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征程不难发现，着眼长远从体制机制、政策实施、资源投入等方面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是脱贫成果不断巩固的重要原因。从党的十九大擘画乡村振兴战略，到制定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初心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脚步不停，推动贫困地区步入发展“快车道”，跑出致富奔小康的“加速度”。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相当一部分脱贫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脱贫基础还比较脆弱。唯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让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变成现实。

（摘编自桂从路《有效衔接，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