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儒家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法家虽在舆论上不大受好评，但实际上主宰了两千年来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与法家相反，道家则占据了民间社会的广阔天地，成为幽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我们现在还能从文本上大致了解墨家的思想体系，但它已经只是一块思想化石，它在现实生活中已完全没有影响力。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墨家消亡的原因是什么？

    墨家与儒、道、法三家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它不仅有一套学说，还有自己的组织。这方面，它与晚起的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东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相类，胡适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视为一种宗教，所以我们不妨拿墨家与释、道二教来做比较。就外因看，百家既罢、儒术独尊的历史环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不能居庙堂之高的道教却没有像墨家一样消亡，反而在民间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底层民俗文化。

    除开外因，墨家消亡大约有其内在的因由：一个人要想成为墨家的忠实信徒，就必须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必须能忍受生活上的艰苦；必须怀有对众人的博爱之心，而不能讲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相比之下，做道教门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标不是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长生不老，成为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正一道，并没有太多禁欲方面的规定。

    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墨家不易为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但这一点尚不足以解释一切，因为在禁欲主义方面比墨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佛教，至今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为什么墨家、佛教同样主张禁欲，而两者命运迥异？这可以从两者的不同之处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种世俗学说，而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作为出世的宗教，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让他们在禁欲的同时能享受心灵的满足，从而把所有的苦难都视为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而墨家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世俗化的，如果不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禁欲的生活、无私的行为就不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一种学问要想成为广被接受的显学，总得有某种足以吸引信徒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形而下的物质动机，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而墨家恰好这两方面的东西都无法提供。墨家如要长存，必得把世俗主义与禁欲主义二者舍去其一，以世俗主义搭配功利主义（如同大多数世俗学说），或以禁欲主义搭配神秘主义（如同大多数宗教学说），庶几方可免于沦亡。

    除此之外，墨家还有一个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大一统的专制君主治下，一个内部有着严明纪律的世俗化组织必然会让朝廷产生极大的戒心。虽然墨家可能只有一腔热血，没有政治野心，但专制君主最怕的恰恰不是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动员能力的圣贤君子。对于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专制君主对一切世俗组织都必然心怀警惕。所以，作为有组织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国时代，那时还没有形成四海为家的大一统，列国君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身边的敌国，对自己治下的百姓自然要松弛许多。而释、道二教虽有组织，但因其强烈的出世倾向而稍可见容于世。释、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们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却又教人顺从世俗政权，即便世俗统治残暴无道，臣民也应逆来顺受。正由于释、道二教没有什么威胁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国，所以才不致像墨家一样过早衰亡。

（选自陈玉明《墨家刹那辉煌之后为何在历史上失踪了》）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天地之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日月更迭，寒暑交替，万物化育，生生不息。今日异于昨日，明日又将不同，甚至没有任何一刹那不在变动之中。中国古代的哲人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可以观察到的变易现象，竭力使自己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生活规范符合自然变化的规律，于是“天道”成为“人道”的法则。《周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如何驾御变化的学说。

    《周易》有“经”与“传”两部分。“经”是最早的资料。据说那是周文王被拘禁时所作的。所以，后来有“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经·系辞下》）的说法。所谓“中古”，即指周文王的时代；所谓“忧患”，即指文王为天下人而忧患。

    《周易》的主体是六十四卦。每一卦皆由六爻组成，爻有阳爻与阴爻之分。由三爻组成的基本卦有八个，就是：乾、坤、震、艮、离、坎、兑、巽。有一个简单的口诀是：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碗，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这八卦即是符号，用以代表自然界的八大现象，亦即依序是：天、地、雷、山、火、水、泽、风。由基本八卦再两两配合，就成为六十四卦了。每一卦皆有简单扼要的卦辞与爻辞，这些就构成了“经”的部分。“经”之外，还有“传”，是最早的注释。“传”有十部分，又名“十翼”（翼为辅助之意），就是：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关于《十翼》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弟子数代相传的结晶，因为其中屡见“子曰”，并且基本立场是要人进德修业。

    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阴鱼的眼睛是白的，而阳鱼的眼睛是黑的，蕴含着“易”的道理。《周易》的经典思想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绎万物。这些告诉我们，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的，都有两面性。《周易》的基本原则，正是观察自然规律以安排人的言行。自然规律是循环不已而永葆生机。因此，人要学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古代圣人制作这一部经典，目的是：“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希望能够了解天下人的心意，使大家和衷共济；能够成就天下人的事业，使大家安居乐业；能够决断天下人的疑惑，使大家充满信心。

    《系辞上》有一段话对于《周易》的功能，作了中肯的描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表面看来，人期待得到上天的助佑，但是这个天已经不再保障“绝对正义”。因此，人需要自求多福，由圣人（异于原来的天子）来设计一套卦象，借着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配合古人一千多年的生活经验所凝聚的智慧，希望由此提供人们明确的指引，使自己“吉无不利”。而另一方面，则处处提醒人们进德修业是不可或缺的。六十四卦的各“传”，在标志吉凶时，总是留了一线生机，也就是：不可安于小成，也不必为小祸而失去上进的意志，因为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只有把握主体自觉的行善要求，以日新又新的德行走向君子的目标，才是逢凶化吉的上策。于是，原本可能由变化带来的危机，一变而为转机，使人随遇而安，顺势而行，充分实现生命的创意与活力。

    自周初至春秋战国，《周易》即被视为重要典籍。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周易》始终作为“众经之首”而受到尊崇。千百年来，易家辈出，学派林立，著述浩瀚，学说繁多，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易学。历代哲学家、经学家及思想家大多精通易学，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易学的滋养。总之，易学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选自傅佩荣《哲学与人生》，有删改）

古代“文人趣味”的生成与演变（节选）

李春青

    人们的美学观念、文艺思想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趣味则是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趣味与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离开趣味作为基础，意识形态就成为空洞的口号与说教，而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确证的趣味也只能表现为自生自灭的时尚与习俗。因此可以说，趣味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历史性。

    “文”可视为中国古代贵族趣味的标志性符号。在周代典籍中随处可见的“文”是贵族趣味与贵族意识形态的纽结点，它既包含着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贵族价值体系，又包含着以礼乐为核心的贵族趣味系统。孔子赞扬周代的政治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今人则常常用“繁文缛节”来评说周代文化，这些都是对“文”这一趣味特征的理解。“文”就是一切形式化的人为建构，包括典章制度、礼仪、知识系统、诗、乐、舞、建筑、绘画、雕塑、器物等，也包括贵族阶层在正式场合的一切言说。这个“文”的系统把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别开来。

    “道”可视为士人或士大夫阶层趣味的标志性符号。秦汉之后，受过教育的布衣之士有机会进入官僚行列，于是已做官的读书人和希望做官的读书人就构成了新的社会知识阶层，即“士大夫阶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士大夫趣味结构的基本内涵。西周贵族阶层话语系统中没有“道”的位置，它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士大夫阶层是春秋战国之际从原有贵族阶级蜕化而来的，他们在贵族文化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化系统，这就是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学。可以说，士人阶层一切精神文化的建构都是对他们所尊奉的“道”的诠释，而“道”也成为士人阶层文化心态、性情倾向与观念系统的综合性呈现。正因如此，“文”“道”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一个延续千年的基本主题。

    “雅”可视为文人趣味的标志性符号。“文人趣味”是在士大夫趣味中孕育而生的。如上所述，对“道”的推崇与信守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趣味的基本维度。然而这个阶层毕竟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主导者，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决非仅仅囿于狭隘的政治领域。于是，士大夫阶层就获得了新的身份性标志——“文人”。所谓“文人”，就是有文采之人，亦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之人。当士人阶层意识到自己个人情感的重要性并且为个人情趣的表达挣得合法性时，文人趣味就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心理基础。文人趣味主要表现为一种永无休止的“雅化”追求：形式上越来越精益求精，风格上越来越细腻微妙，评价标准上越来越专门化。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文人——这是古代知识阶层身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是古代趣味演变的历史轨迹。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智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全面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是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通俗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虽为战国后期的赵国（今山西安泽）人，但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喜剧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说过：“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应包含有笑的因素。”

    当前，喜剧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形态。电视娱乐化浪潮此起彼伏；喜剧电影日趋繁荣；在戏剧演出市场，喜剧颇受观众青睐。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喜剧艺术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喜剧大合唱。

    不过，当下的喜剧发展也是问题丛生。各种搞笑、逗乐、嬉闹，都被视为喜剧，将喜剧等同于娱乐，喜剧成了一个容纳所有娱乐形式的大箩筐，搞笑的东西都往里装。当今时代，喜剧的处境非常尴尬，有些所谓“喜剧”，实际是闹剧而已，甚至为了逗乐而陷入低俗娱乐。喜剧被扭曲、被矮化，喜剧因戴上了名缰利锁而失魂。何谓喜剧之魂？乐观自信、理性超脱、自由狂欢的喜剧精神乃是喜剧之魂。

    伟大的喜剧艺术作品一定是喜剧精神高扬的作品。以戏剧为例，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要么悲剧精神强烈，要么喜剧精神鲜明。而优秀的正剧也并非悲喜调和、不悲不喜，而是悲喜交融、有喜有悲。而当代不少所谓的“喜剧”作品，则多是不喜不悲、平淡寡味的平庸之作。

    数年前，哲学家俞吾金曾断言，一个“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通过喜剧的笑声来稀释沉重、抵抗孤独、化解焦虑。喜剧是嘲讽愚陋、抨击邪恶、褒美贬丑、祛邪扶正的艺术。喜剧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批判的视角审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让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以“轻松、幽默和爽朗”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

    一部喜剧艺术史证明，那些贴近现实人生、针砭时弊、鞭挞邪恶、追求真理、充分高扬起喜剧精神的作品，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可是，多年来，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精心构思、发人深思的喜剧作品了。有追求轻松效果、浅薄庸俗的滑稽笑剧，却缺少从心灵深处汲取的智慧；有对历史的随意篡改和戏说，却失去了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勇气。有“巨无霸”式的大制作，却没有灵魂的大震撼。

    当代的喜剧精神内涵容易被“一种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如果将喜剧等同于平庸浅薄的逗乐、搞笑，那将是喜剧的矮化和异化，是喜剧的悲剧。真正的喜剧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伟大的喜剧作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胆识超群，他正视现实、敢说真话、乐观自信。当代民众所热爱的喜剧正是那种贴近民间、直面现实、嘲讽邪恶与丑陋、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喜剧。只有这样的喜剧才会是出自智慧的心灵，并能产生犀利的嘲笑和沉思的微笑。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