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往往是狭义的，即指“优美”，其实美的内涵还应包括“崇高”。“崇高”与“优美”不同，“优美”通常是以形式取胜，以其精巧、明丽、和谐形态顺应人的主观目的，直接给人以耳目之娱，让人产生类似“受到奉承而顺从”的爱悦感，并借此培育人们“爱”的情感；而“崇高”一般以巨大、粗犷、雄伟、深邃的形态显现，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等事物之中，并可由此推及一切英雄壮举、伟人、伟业等。它给予人的主要是心灵的震撼而非感觉的快适，所以康德认为“美在形式”而“崇高则无形式”。

    崇高感的产生总是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初始，对象的气势和精神的强大让人感到个人存在的渺小，给人以威胁、恐怖、挫折、生命力的阻滞之感，但却能历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继而在人的内心形成张力，促使人奋发图强，化恐惧感为敬畏感以及对之追慕、神往的心情，由于有其所“敬”而驱使人不断走向自我超越。就像杜甫在《望岳》中所写的，正是泰山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巍峨磅礴的气势，激发起诗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愿望。所以古罗马思想家如朗吉纳斯等特别强调“大自然把人带到宇宙这生命的大会场里，不是把人当作卑微的动物，而是在人类心灵里注入对于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它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耸立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是为什么生在这世间的”，“就会把绝对的伟大建立在自己的使命中”，让人们在感知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中消除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提高使命意识，通过拓展情怀、提升境界培育敢于正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勇敢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旦人们的精神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一切“事业、行动、风度、学术的品德也必然都是美的”。

    这种崇高的情感培育在当今这个和平昌盛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辩证来看，矛盾的双方都处于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2000多年前《周易》就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安乐也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立国安邦方面所承担的使命。但富裕和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失去生存压力而丧失对自身社会使命的敬畏感和责任感，而崇高教育恰好能呼唤这种责任。以往，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地把美等同于“优美”而忽视“崇高”，以致只看重“爱”的教育而忽视对“敬”的情感的培育。其实，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说，这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功业，无不是在这两种情感共同驱使下建立的。所以康德认为崇高与优美虽然形态不同，但却是互补的，“崇高使人感动，美则使人迷恋”“崇高的性质激发人的尊敬，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心理特征。而针对当时由商业文明造成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风，他又特别强调“没有崇高，伟大的事业就不能完成”。

（选自王元骧《美的理想不容矮化》，有删改）

    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海岱地区这些新石器文化核心区衰落，中原核心区稳步崛起，中原中心趋势形成，这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改变的历程。旧大陆西部即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中亚和西亚传来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和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显然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了作用。同时，伴随着冶金技术的东传，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标志着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然而，西来的新作物与家畜，对于中原地区的产业仅为补充，未起到多大的作用。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对于中原的崛起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不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动因。

    造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衰落以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史前商品经济基础与以黄河中游地区（后来的中原）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长期博弈。最终，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体和谐并充分适应东亚地区的生存环境，战胜了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

    以专营农牧两侧的中间商贸为经济基础的半月带社会政体或文化中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文明中心衰落后兴起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得益于其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地理区位。

    随着夏商周三代东亚文明中心的形成，半月带文化与文明衰落，半月带的功能从欧亚东西双方贸易的媒介，转变为在中原和欧亚草原之间的“保护膜”，如同带有瓣膜的细胞壁，总体上起到阻隔东西方自由交流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夫人所认为的那样，东西双方只是透过半月带即她所谓的“中国弧”进行“接触”，并非“交流和融合”，中原仅仅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因素与技术。中原透过半月带这一“保护膜”向西方输出的恐怕主要也只有丝绸和粟了。

    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夏商周三代许多先进的发明和政治策略，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核心“秘密武器”而被禁止西传，比如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体系、完备的圭表测量技术，以及天下观、礼乐制度观念、玉礼器制度观念等等，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此相反的是，中原许多政治发明和技术，却对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开放，影响极为深远。显然，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始终将东亚大陆视为自己安全的腹地和大后方，而将欧亚草原高地视为外方。

    先秦时期中原政权的这种亲疏观念，使得以旧大陆西部为策源地的“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停留在浅表的金属、作物、家畜三类技术层面，并主要将青铜、牛羊、小麦引入“祀与戎”领域，这不仅加深了青铜时代东西双方的异质化，还进而使先秦时期的中原成为坚挺的东亚文明核心。

（摘编自何驽《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与青铜时代全球化》）

宇宙在细胞里交响

张长

    ①有那么一本书，谈细胞、谈生命、谈语言、谈信息、谈计算机、谈音乐、谈科学规划、谈生和死，从蝼蚁到鲸鱼星座、从小细胞到大宇宙，有形象的描述，有哲学的探讨，庞杂新奇，博大精深……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是什么深奥的科学论文。不，了不起处在于：全书只有十一万字。它就是美国著名医学家、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

    ②宇宙中的白矮星有一种惊人的密度，以致火柴盒那么大一块落到地球上，也会像铁块掉进水池里，可以迅速把地球洞穿——《细胞生命的礼赞》就具有这种信息上的高密度。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议论、推理、抒情甚至插科打诨，都没有一句口水话，压缩的信息量之大，有点类似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章节便足可改写成一个中短篇。但那毕竟是小说，就涉及的知识领域而言，无法与《细胞生命的礼赞》相比，字数也远比它多的多。

    ③这本由二十九篇既像科学论文又像散文随笔组成的小册子，似乎有点杂乱无章。细加品味，才发现它颇像一部气势恢弘的交响乐。这些表面独立的文字音符互为交响，不时出现华彩的乐段。正如作者在书中大力推崇的巴赫的音乐般迷人。

    ④先说一个细胞。在地球冷却之后的亿万年前，它被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化学结构上的无机变有机）。“于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原来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刘易斯·托马斯还告诉我们，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证明了来自远古的同种相传。而一个小小的细胞就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它的叶绿体通过氧化方式给细胞提供能量。每一种细胞（包括草的细胞）的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都有自己的基因组、编码和遗传信息。于是亿万个细胞构成的生命各自活着，工作着。“它们实际是和我一道每天早晨散布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这些对细胞生命的描述就像小提琴在G弦上的咏叹调。

    ⑤当看到“动物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一只死松鼠”，“疾病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人要消灭疾病、消除死亡，是徒劳的、也是反自然的”这样的句子和段落，仿佛是一曲苍凉的双簧管，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看透了生命的老人，教你平静、愉快地接受这种自然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也许是一种安慰……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以这样一种幽默而轻松的口气谈论死亡，是多么乐观豁达。

    ⑥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相信人是万物的主宰，相信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有高于一切存在物的品质和权利。而在《伊克人》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一种令人憎恶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赶出家门去抢劫……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只有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这样的人会是全知全能的万物之灵吗？这些人性的恶，仿佛是一部乐曲里反复出现的反面主题，批判着、讽刺着人类的愚昧、贪婪与傲慢。接着响起的是振聋发聩的大鼓声：“宏观地看，人又是社会、城市这些具有大生物的细胞，是无名的组成部分。因而人的自尊自大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必要的。人与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为重要。”对于地球的其他生命，他主张让它们自然地发展：“站远一点，别碰它们。”

    ⑦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刘易斯·托马斯主张人类无需“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恰恰相反，本书讲述“细胞——生物——人——社会——地球——宇宙”的链条，并阐述了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有生命的活的系统，各个生物圈有其内在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是不能打乱更不能破坏的。

    ⑧刘易斯•托马斯还认为社会城市也是个有机物，地球是生物、是发育中的胚胎甚至是一个单细胞。这真是奇思妙想，又似乎是文字游戏。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我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如出一辙。

    ⑨总之，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从字里行间，读者随时都能感觉到对生命的颂赞和热爱。常常不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生命的人，读了这本书会明白地球上第一个单细胞的诞生是极其偶然的。“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中的任何人来到我们现在呆着的地方的几率都是极小的……”但从遗传学上看，各种可能性却又多得惊人，而能取代我们现在位置的人更是多的数不胜数。“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没运气。”读着这些文字你怎能不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呢？

    ⑩评价《细胞生命的礼赞》，似乎只有用音乐——而且是巴赫的音乐——才能找到感觉。巴赫的作品是最单调又是最复杂的。这颇像作者那似乎单调的专业中透出的广泛兴趣、渊博学识和博大胸怀。音乐为所有生命形式所共有，包括地外生命。由是，我才想到这是宇宙生命在细胞里的一种交响，是微观中的宏观世界。

网给文学经历20年快速发展，当初混沌的面容、模糊的概念，已经被网络平台细化为玄幻、都市、历史等类型，已收获丰富的作品、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各方的关注。但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有关其价值及合理性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网络文学起始之时，互联网对公众是一片全新天地，在线写作带有拓荒性质。开放的网络环境更是降低了发表文学作品的门槛，网络文学作家日更的过程也是接受读者的建议调整思路的过程。互动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但读者在交流互动中的批评建议多是随感式、点评式的，只言片语中有赞赏也有恶搞，专业的文学评论的声音略显微弱和滞后，缺乏正能量的导向，缺乏有深度的客观评价，无法对海量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及时引导。文学评论要拉近与网络的关系，网络文学也要拉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只是载体，文学才是核心。文学则应趋向经典，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志在创作经典的作家，都逃不开前人“影响的焦虑”，而步入经典行列则必须具备挣脱影响的“陌生性”，也可以称之为原创性。“影响的焦虑”和“陌生性”两个关键概念，恰可用来讨论当下网络文学如何趋近经典的问题。

那些早期网文作者，实际都充当着经典的媒介转化者一一创作平台虽然从论坛、网页到手机，心中构想的样式，却脱不开对优秀作品的经验认知，也就是以经典为参照系，使以往媒介中的经典借他们之手向新媒体拓展。其表达方式和界面是全新的、开创性的，但核心和本质却是对经典的继承。所以，网文呈现出的新奇特异，并不来自文学革新，而是在于媒介表现形式的新颖。《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诛仙》《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在网络上呈现出文学的新句式、新语体和新题材，表现出文学的新媒体面貌。它们天然具备表达的陌生性，是网文中最趋近经典的一类，它们的成功，离不开新媒介红利。

与网络文学知名度和高曝光率同时到来的，是网络文学的盈利模式对网络文学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题材方面，类型细化让创作范国收窄，甚至套路横行；二是在创作体裁方面，收费模式让长篇小说一家独大。如果网络文学作家以市场价值为旨归，网络文学就会陷入由盛而衰的境地。

国家相关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实施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推出优秀网络原创作品，这为网络文学发晨指明方向。网络文学在褪去新媒体光环后，要继续保持动力和原创性，也必须突破产业局限和利益刺激，立足长远，打造精品。当快速码字能传达出作者的审美感知，表现出内心世界的倒影，让读者回味蕴藉诗意，渗透出高尚的人文精神，网络文学精品就已经不远了。

（摘编自党云峰《网络文学需精耕细作》和《光明日报》2019年4月6日）

    材料一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312.8亿件，共消耗约32亿条编织袋、约68亿个塑料袋、37亿个包装箱以及3.3亿卷胶带。光是一年消耗的快递包装盒所需的瓦楞纸箱原纸就多达4600万吨，相当于消耗了7200万棵树。

    据了解，目前中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的实际回收率不到10%，包装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以聚乙烯、聚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塑料和胶带等最难降解，这些包装材料在自然界中，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降解。大部分的快递纸箱在经过一次使用后被丢弃，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并不多。而消费者对于包装的分类处理意识不足，加大了回收的难度。为了保证货物能够完好无损地被送到消费者手中，多数商家选择用塑料胶带对包装进行加固。

    缠上塑料胶带的纸板箱被送到造纸厂打纸浆时，胶带的黏胶会影响过滤器工作，从而造成机器损坏，所以回收时，缠有过多胶带的纸板箱会被全部丢弃。纸盒等可回收的快递包装，如果和其他生活垃圾混在一起，被污染后无法再回收。消费者则表示，在快递站点或社区内，没有快递包装的回收点，导致快递包装大多进了垃圾箱。

    （摘编自《快递包装垃圾成灾》，《中国青年报》）

    材料二

    为解决快递包装产生的污染，近年来各方都开始积极行动。国家层面，《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出台，引导快递业的绿色发展，规范快递包装的使用。菜鸟、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推行“无纸化”电子面单，到推行共享快递盒、可循环快递袋等，都在力争减少快递包装污染的产生。但记者在走访北京多家快递站点后发现，大多数商家尚未使用这样的绿色包装。对于全国上千万小电商卖家来说，成本较高是他们不愿使用绿色包装的主要原因。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总工程师曲睿晶指出，包装物材料替代、点对点回收、建立绿色账户等措施，有利于提高包装物的回收率，但对于电商平台、快递公司及消费者来讲仅仅是开始，其示范性远远大于实际可操作性，离成为趋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建立了相关法律法规。如德国1991年、1997年先后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包装回收再生利用法》，强化对快递“绿色化”监管。在日本，由消费者负责将包装废弃物分类，政府部门负责收集已分类的包装废弃物，私有企业获政府批准后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再处理，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建成社会化的快件包装物回收体系，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也减少环境污染，还可利用再生资源创收，可谓是一举多得。我国现有标准只是行业规范性标准，缺乏强制性，难以对各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约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快递包装问题确实到了必须立法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足见快递绿色包装立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摘编自《推行快递绿色包装刻不容缓》，河北新闻网）

材料一：

追溯人类早期秩序建立的过程，“命名”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释名》云：“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凡事凡物皆须有名，有了名称方可识别归类，此为秩序的开端。因此，给事物命名在古人看来绝非小事。《尚书·吕刑》谈及远古时期尧初建社会秩序，派诸官分掌各项事务，大禹命名山川即其中重要举措之一。

反映早期先民观念意识的《山海经》对事物命名也很有兴趣。《山海经》叙述山林川泽、飞禽走兽以及异域地产，皆用“名曰xx”或“其名曰xx”句式。如《南山经》的招摇山，“有草焉……其名曰祝余”“有木焉，其名曰迷榖”。在这种“命名识物”的叙述技法下，花木鸟兽、人种国度——被赋予名号，书中荒诞驳杂的内容因此显得秩序井然。不仅如此，《山海经》在为事物命名时也表现出早期文化的一些特点。人类早期对自然声音的辨识力和敏感度极高。《山海经》一书记载虫鱼鸟兽时经常描摹声音，诸如“其音如狗吠”“音如婴儿”等。鸟兽跳跃奔伏，物状难辨，故以音别之，专门通过鸟兽本身的叫声给其命名。在此意义上，命名即为识物。

除了以声音名物之外，还有些物怪依据活动场所来命名，如《庄子·达生》曰：“水有罔象，丘有峷，野有彷徨，山有夔，泽有委蛇。”这种命名物怪的方式通常没有特指某个固定对象，而是类的称呼，条件限定也欠严密。这些名称显示出早期先民“命名识物”思维中较为朴素而直接的状态。即认为“名”与其所指事物差不多对等。名字确定，“物”的性质、界限方才清晰，此即为重视命名、以辨名来识物的认知模式。

《周礼》论及周王朝设官分职状况，其中职官大都有辨析“名物”的职责。从内涵来看，周礼之“名物”既有物类自然属性的区分，亦包含抽象伦理象征意义之建构。如“司服”职掌九种吉服，不同吉服各有相应的使用场合，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𫜁冕”是天子祭祀先公、燕飨射礼时穿戴的，而“毳冕”则为群祭山川湖泊时所用。周礼之所以如此关注“名物”，正因为“名物”有“用事”之目的，此小者关乎地位、财富，大者事关尊卑、等差以及社会秩序，此即周礼之核心目的。

周代乃礼仪大邦，其礼仪制度和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与名物学息息相关。仅《周礼》所涉名物类型就有二十余种，这些名物根据名称范畴、功能属性、职官归属等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名不同则其形制、功能也随之各异，体现出时人清晰的思想逻辑，远远走出了早期先民浑朴的命名状态。后人常以周礼皆为“繁文缛节”，对此多有讥刺，认为其繁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诸多“名物”的区分和配用上。其实，正是借助于“辨析名物”使得相关名物各有所用、各有象征，周代才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名号、名分、名序、名目等格外敏感重视，也正是由此而来。

（摘编自王静、郗文倩《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刻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材料二：

张定浩《文学与名物》一文讨论了名与物在文学当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文学的基本相对性，在于使人“从观念的重重罗网中挣脱出来，重新透过坚实的万物去观看事件，并被万物和事件所观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①“单是知道这些事物抽象和普遍的名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在彼时彼刻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将那些被湮没的具体的名和同样被湮没的具体的物相连接，如此它们才可能复活，像密码锁的开启，咯哒一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非我们带着今日眼光所以为的那个现实世界，才得以呈现。”

什么是“抽象和普遍的名字”，什么又是“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呢？唐宋之际，某种芜杂琐碎的名物记录开始悄然渐增，人们热衷于为寻常事物巧制“文呼”，为已有常名之物另取新名；至于在北宋兴起，在南宋自成一类的谱录，乃至热衷于名物记录的小说，则更是风气已开之后的产物了。此类作品对名物的记录，并不以训诂与考证为目的，它们与巧制“文呼”的风气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准确指称某物，不如说是出于审美与娱乐之动机。牡丹，有鹤翎红、倒晕檀心、九蕊真珠；砚之形制，有仙桃、玉台、月池；酒，有瑶池、兰芷、千日春……在牡丹、砚、酒等“类名”底下，它们提示的差异微乎其微，难道没有它们，或者说没有这些差异，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与交流会受到影响吗？②然而，正是它们，能够打破“简单固有的符号化认识”。“抽象和普遍的名字”，是牡丹、砚、酒，而有心人在千百年间孜孜不倦地记录下的九蕊真珠、月池、千日春等繁冗琐碎的“无用之名”，才在当时的生活（而非生存）当中具体地被唤起。此外，张定浩还借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来说明，“人的真实的活动与感情，需要一个具体的物的世界来安放，并通过那些物的名字来保存”，而“一切的人类，最终都是生活在沉默却有名字的物的怀抱，而非意见和观念的喧嚣中”。

（摘编自鄢虹《注目于“名”：“名物学”的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