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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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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语言文字运用 题类: 难易度:普通

吉林省吉林市友好学校2023-2024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7月期末联考试卷

语言文字运用Ⅱ
(1)、 科学论文发表时,一般都有提要或摘要,既可以让读者快速了解研究成果,也便于论文的归类、整理。请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写一段提要。
(2)、 比较《望海潮》(东南形胜)和《扬州慢》(淮左名都)两首词在意象选择上的不同。
(3)、古代散文多注重骈散结合,请以《兰亭集序》为例,分析其是怎样通过骈句和散句的结合来表情达意的。
举一反三
阅读

材料一:

典型传播是媒体通过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去反映、倡导某种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样式。在以往,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榜样示范、政策宣传、凝聚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历史功绩不可抹杀;如今,发生了巨大变迁的社会无疑仍然需要极具感召力、代表时代精神内核的精神楷模,而典型传播在现时的社会整合功能恰好能契合这种需要。

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现时社会还是一个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典型的认识与实践功能仍然是有效的”。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问题越多,结构越是复杂,转型速度越快,越是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来引导。典型人物报道可以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多种不同的典型形象,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

(摘编自麦尚文《中国典型人物报道创新研究》)

材料二:

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曾先后以报纸、电影、电视剧为载体,而不同时期、不同媒介形式对焦裕禄形象建构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介再现历史、建构历史的过程,而在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介对历史的再现无疑是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媒介形象事实上在建构着不同的集体记忆。因此,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涉及媒介建构和集体记忆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介形象建构是由大众媒介来主导的生产性活动。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在进行媒介生产活动的同时,总会受制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媒体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就承载着政治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中国的焦裕禄是共产党员干部的模范代表,对焦裕禄这一模范人物形象的建构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而,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必然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集体记忆是经由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联结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记忆,它虽然是关于过去的概念,但并不仅仅只指涉过去,它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总是受到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态的影响,在每个时代,集体记忆的建构必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呼应。对焦裕禄集体记忆的建构,事实上也是从现实社会语境出发,通过提炼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回应当下的一种表现。

回到不同时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语境对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制约作用。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整个社会的阶级意识、革命色彩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典型报道的形式将焦裕禄突出建构为“困境中的英雄”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再到20世纪90年代,电影《焦裕禄》上映,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步入正轨,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因此,电影着重建构了焦裕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正是意在通过这一集体记忆来重新拉近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的电视剧《焦裕禄》所建构的焦裕禄形象及相应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语境相契合的呢?细细究之,也不难发现其内在关联。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浪潮如今正势不可当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领地却多有荒芜。电视剧《焦裕禄》将另一种人生哲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剧中,焦裕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着朴素的衣裳,奔波于泥土地中。可以说,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对理想的执着正是当下物欲社会所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官与民之间关系疏离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电视剧《焦裕禄》通过诸多细节讲述了作为党员干部的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他在寒冷的冬夜给偏远的公社送去棉衣,他亲力亲为给老百姓解决买煤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细节进行影像还原,焦裕禄形象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剧中得以凸显,而这种精神无疑是对当下党员干部的一次心灵洗礼。

综上所述,从新闻报道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表征的不仅仅是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抑或是传播形式的创新,在本质上它还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镜像折射。透过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就当下而言,和谐社会的建设迫切需要这方面精神力量的支撑,我们期盼,通过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能将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蔡骐、曹慧丹《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与发展》)

现代文阅读Ⅱ

喊魂

王小龙

晚上,忽然接到师娘打来的电话,说师傅不知道去哪里了。师娘说师傅吃过晚饭出去的,到现在没回家。我看看手机显示,九点多,不算太晚,可是对长辈来说就有点反常了。我稳住师娘,说我马上开车过来。

师傅搬家大半年了,新家在呼玛小区。他原来住在中山北路五号桥下,那里有一堆本地房子,都是从前自家造的,有条件就一再翻修,横七竖八一家一个样子。师傅家坐南朝北,还有一小片空地圈起来当院子,天气好的时候师傅朝躺椅上一歪,晒晒太阳喝喝茶。现在的家,听听呼玛小区这名字,就感到大兴安岭的凛冽和肃杀。

车出弄堂口,陕西南路到肇嘉浜路左转,回重庆南路再左转,上南北高架朝北,到呼玛小区将近三十公里。师傅会在哪里呢?网上时常看到老人走失家人求助,大多老年痴呆,也有出门乱走迷了路,找不回来了。我师傅都不可能,老驾驶员迷路是笑话,也没有痴呆症状。

呼玛小区,这地方老早是宝山县的农田里。当时共和新路到长江西路就没了,接着下去变成市郊的普通公路,两车宽,刚够交会,路面条件不好,被重载卡车压得坑坑洼洼。那年开始学卡车驾驶,那天我可能开得快了,刚过长江西路,前方横插出来一部手扶拖拉机,我狠命刹车两三脚、保险杠已经碰上拖拉机的拖斗了,哐当。我跳下车查看,开拖拉机的小伙笑嘻嘻地若无其事,我倒一时说不出话来,四下张望,才知道这里有个路口,横过来的叫呼玛路。回到车上,重新启动、我主动检讨,说刹车太猛。师傅没责怪我,从头到尾坐在教练位置上一动不动。这就是师傅,大将风度。然后,他才慢悠悠说,宝钢起来以后,宝山这里多出来不少路,长久不走就不晓得前头路况,富锦路、绥化路、漠河路、牡丹江路,七七八八的路名都是黑龙江的地名,冰天雪地北大荒,好像上海前世里欠它的。我骂了一句,当时我哥哥姐姐都在北大荒战天斗地。

大概是开过市中心才想起来的,感觉高架上车辆不像平时那么多,市区也安静得出奇,路上灯光惨兮兮的,亮得有些诡异,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冬至。现在人没那么迷信,可是说到一年里几个鬼节,还是会说一句早点回家吧别在外头晃。

发现已过天目路立交永兴路下匝道了,前面不远就是沪太路下匝道,干脆去师傅家老房子那里看看吧。当然,没什么老房子了,一过沪太路,右边就是一道长而又长的围墙,好像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把车贴着围墙停好,四周看看,行人也没几个,都地下工作者似的急匆匆穿过马路消失在黑暗中。我踩着前轮站上引擎盖,抬腿跨到车顶,手就够到围墙上头了,我双手用力一撑就骑了上去。里面黑乎乎的看不分明,等眼睛适应了,借着周围的灯光,隐隐约约看出了废墟的大概样子,真大,人民广场那么大。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一支点上。烟抽到半截,听到动静了,循着声响看过去,有个影子在那里摇晃。就一个,没一群,有分量的,不虚幻,那是师傅。

师傅在废墟上砥角四方地踩出一圈,说这是房间,晚上睡觉才进来。接着又是一圈,里外一样大。吃饭间。他不看我,看脚下,说这里灶头间,我和阳阳两个人搭的,一天工夫。阳阳是他的独养儿子,小我好几岁,以前每次来家都见到,就这么一个,宠惯了,没什么规矩。师傅抬起头来,好像我应该在这里,好像陪着他过来的,他说这里是卫生间,有淋浴,你们师兄弟几个忙了好几天。破砖烂瓦踩得稀里哗啦,他带着我走,朝南,说这就是院子了,本来还想有空种点花花草草。不至于吧,师徒两个黑灯瞎火地在废墟上量地皮,怀念那个简陋破旧一去不返的老房子。我递支烟给他,他接了过去,我掏出一次性打火机点着,火光透过烟雾,照亮了那张我曾经再熟悉不过的面孔,火光近的缘故,脸上的纹路更黑更深了,老瘢也更扎眼,师傅这两年老得厉害。

师傅说不早了,该做的事情总要做了,不然放心不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黄表纸,说烧给阳阳,回来找不到家,他会心慌。师傅蹲下来,捻开黄表纸,我用打火机替他点燃,听见他叽里咕噜,阳阳,搬家了,忘记告诉你,搬得老远,你找不到。

阳阳是1983年“严打”抓进去的,他跟在几个吃得开的家伙屁股后头混,爹娘怎么骂都不听,结果被弄到流氓团伙案子里去了。阳阳那点事情要放到今天,判可能会判,不是首犯,两三年碰顶了。当时“刮台风”,抓进去不久,一批批地排着队押上火车车皮,送去大西北劳改,据说在那里得了急病,死了。公家还算负责,大老远地用个木盒把骨灰送回来。师傅后来不提儿子,我们师兄弟都认得阳阳,也不问,没什么好问的。

师傅还在嘱咐阳阳,说我和你娘没几年好过了,没力气再牵记你,你自己走好,这里不要再来了,你去吧。冷风吹过废墟,黄表纸火旺,一片片黑灰纷纷浮起,影子旋转着掠过四周,真像阳阳感应到了。

我走到一边,给师娘打了电话,没说在哪里,就说没事了,我马上送师傅回家。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若我们分析一个农村社会组织,在一般人民,文字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在天天见面的团体中,知识的传递,言语自然比文字为简便而切实。人口流动率低,因地域上的膈膜而利用文字来传递消息的需要当然亦少,所以信札在农村是不常见的。社会不在激变之中,在时间上所发生需要记忆的事非但少而且需要记着的时间亦短,需借文字帮忙之处因之不多。若是“文盲”比“不文盲”的人在生活上并不吃亏时,当然不愿费本钱来“治盲”了。

我并不是说在乡村中文字没有用处,只是普通人民用着文字的地方很少。一乡的领袖则需要较深的文字知识,因为他是一乡的顾问,有重要的信札须由他代笔。以前的私塾制度是在这种社会需要之下发生的。那些贵族性质的“西席”式私塾是专门造就成一乡的领袖,所以在学的时期较长,那平民性质的“开门聚徒”式私塾,年限随学生自己决定,平时若工作忙碌尽可随意不去上学,识几个字就算了。

到民国二年私塾被学校代替了,在这个时期,教育制度并没有标准化,小学教员可以独出心裁来决定教材。江村的小学就由一位做过“西席”又受过“师范”训练的乡绅主持。他和我追述他当时的教材说:“我觉得一个小学毕业生一定得会应付社会上普通文字的需要,至少要会打算盘,会写红白份子,会记账,会写条子。所以我到小学三四年级就专门教他们这些实用的事。”

到民国十七年,江村的小学教员换了位新式师范的毕业生。一个在新式师范毕业的人,连自己都不会算账,不会写份子,这是无可讳饰的,因为这些东西是“本地”社会组织中的东西。我初到这里这些都不通,也是一项一项做小学生般学着。一个新式师范毕业生,大概不见得肯再做小学生来向乡人学习了,他用着标准化的课本来教授。有一次我在航船上和一个小学毕业的乡人坐在一起,他曾说:“那书上说的什么自由平等……”,在他看来只是多几个不切实用,也不了解的新名词罢了。

不但教材上发生了脱节,在教法上也发生了“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私塾制度中是一个一个学生去上学,去背书的,是个别的教育法,所以一个学生若是有几天不上学,回来不会发生“脱课”,只是慢一些罢了。新式的学校是集合教育法,先生把“课堂”当作实体,而且当作连续的实体,他不管课堂里的学生在那里变迁,今天上了第一课,明天是第二课,学期始末的校历也是听着上边的训令,一切标准化。可惜的是社会组织本身没有标准化,一方面标准化,结果是“配不上去”。

江村一带乡村的日历是这样:阳历2月到3月是新年,忙着做客人。3月到5月是空闲的,5月到6月是蚕忙,6月到7月是田忙。7月到9月除了一期秋蚕都是空的。9月到10月是收稻,11月到年底是春花(麦、豆、菜之类)。儿童满了10岁就要跟到田里学习,蚕忙时也须帮着采叶看蚕。在这种情形下若是要趁他们比较空闲的时候来读书,应当在1月到5月,7月到9月。但事实上一面蚕忙、田忙,一面却也“学忙”,等田忙忙过了,学校也放暑假了。秋蚕来了,稻要割了,学校里先生却在一课一课地上书,等春花收好,学校又关门了。

这种“配不上”的结果,在学校方面是缺席太多。在学生方面只要晚了一星期课,又没法去补,谁都追不上去,上课当然没有乐趣。在过渡时代,那位老先生和我说:“我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总是忙着和他们补课。”其实是在维持个别教育法。但是在标准化、集体化的现代之教育,或是“明日之教育”之下,乡村的儿童,永远是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文字知识。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通讯》)

材料二:

树立乡村教育自信是保持改革定力、稳步迈向中国特色现代乡村教育的必由之路。如果乡村教育不能正确认识和挖掘自己的特殊优势,不能深入锻造自身的特色,进而建立起本该有的自信,平等地参与城乡或区域间的对话,盲目地“被城市化”,势必会强化乡村教育根深蒂固的自卑感。

其实,乡村教育有独特的优势。一是资源优势。山川河流、原野大地等自然环境是乡村少年接受自然教育的优势资源;风土人情、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元素是乡村少年接受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优势资源。乡村教育可以开发特色课程,培育本土特色的校园文化,探索建立“自然——人文”的教育模式等,引导乡村青少年确立乡村自信和乡村教育自信。二是样态优势。当前,乡村普遍出现了小规模学校和小规模班级,“小班小校”对于乡村教育而言,具有相对于城市(镇)“大班大校”的明显优势:在教学方面,便于因材精准施教,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需求;在管理方面,便于精耕细作,运转灵活。“小班小校”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摘编自周晔《乡村教育自信的内生路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精神文化生活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结构在共享中内化、保持与发展,是国家和民族作为共同体存在的灵魂与纽带,它不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是人性主体意识的自然回归。

       《管子•牧民》中提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论语•颜渊》中提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些古人的观念与马克思的观点殊途同归。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这一观点彰显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性。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中提出,“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费先生所说的“位育”即为适应,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而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正是人类处于集体生活的凝练。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匮乏经济的时代,对于物质满足的追求成为第一要务,而当丰裕经济来临时,人们自然要匹配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物质生活的满足已经日益乏味,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不想被物化和异化,需要追求更为富足的精神文化的浸润,以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由此,除了物质文明,如今的人们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给予高度的期待和孜孜的追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一次升华,现代化的本质要回归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正是在文化繁荣背景下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化和高尚化。

      古希腊哲学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外来力量统治着人,人们习惯用外在需求的满足来定位个体的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对外在的关系中逐渐趋于主体,人们开始追求内在真实的需要和生命的灵性,希望充盈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摆脱自我物化和对物的依赖性。个体不再希望成为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愿意成为具有主动运用文化和建构文化知识的能动者,期待借助精神文化描绘和感悟生活,欣赏和创造美,赞美和推崇善,抒发和交流情感,启发和传承智慧。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整个国家从文化自主发展阶段走向文化产业形成和迅速发展阶段。之后,随着公共文化事业的大力拓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快速建设,我国开始朝向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朝向文化强国迈出坚实一步,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对文化深层次追求的主体意识的复归。新时代人们主体意识既包括思想也涵盖行动,既抽象也具体,主体意识的决定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感,人们希望通过劳动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也希望随之而来的是丰盈的精神财富,这是人作为主体价值的进一步显现,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须。

(摘编自管健《新时代国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新趋向》)

材料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命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体现在文化建设上,就是要在实现物质富足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人民精神的富有,尊重人民主体,满足人民愿望,建设人民参与、由人民享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积蓄了丰富的物质力量,为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共同发展、共同丰富的时代,而文化是促使人民精神富足最核心的部分。文化是社会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社会习俗的总和,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内容。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各种形式与载体,对民众个体和群体起到思想引领、价值导向和意义追求的作用,从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推动精神文明、实现精神富有,一方面强调满足文化需求对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强调在满足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滋养和增强。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并外化出来,表现为品格、气质乃至行为。精神力量是通过学习和修养后表现出来的正向的、积极的力量,包括信仰信念、道德情操、志向志气等。人民群众从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聚合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引领社会历史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密切相关,共同构成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和支撑要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的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源于“需要”,需要的满足才会使人产生精神动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源泉和动力。精神领域的变革是更深层和持久的力量,精神力量的增强能够进一步调动人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保障和旨归。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的过程,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过程。需求对接、文化供给、教育引导、精神内化和实践转化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向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转变的基本环节,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和优质的文化产品,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力全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提升。

(摘编自张润枝《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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