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另一面

李泽厚

    苏轼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新的质变点，这就是苏轼的意义。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抱负满怀、遵守儒家思想的，与无数士大夫均无不同。但，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的“遗世”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结，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残杀的恐惧哀伤，也不是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想解脱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苏词更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这首小词后，“桂冠服江边，孝舟长啸去矣。那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鼻新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署录话》），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人生根本逃不掉人世大罗网。正是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速，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这里没有屈原的忧愤，没有李白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更不像韩愈的盛气凌人。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的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奔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娇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提到某种透初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不要富责，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坊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夜渡两关记

（明）程敏政

    予谒告南归，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过大枪岭，抵大柳树驿。时日过午矣，不欲行。但问驿吏，吏给言：“虽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马行三十里，稍稍闻从者言，前有清流关，颇险恶多虎，心识之。

    抵关，已昏黑，退无所止，即遣人驱山下邮卒，挟铜钲束燎以行。山口两峰夹峙，高数百寻，仰视不极。石栈岖崟^① ， 悉下马，累肩而上。仍相约：有警，即前后呼噪。适有大星，光煜煜自东西流，寒风暴起束燎皆灭四山草木萧飒有声由是人人自危相呼噪不已铜钰哄发山谷响动。行六、七里，及山顶，忽见月出如烂银盘，照耀无际，始举手相庆。然下山犹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默计此关乃赵检点^②破南唐擒其二将处。兹游虽险而奇，当为平生绝冠。夜二鼓，抵滁阳。

    十七日午，过全椒，趋和州。自幸脱险即夷，无复置虑。行四十里，渡后河，见面山隐隐，问从者，云：“当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过峰后，马入山嘴，峦岫回合，桑田秩秩，凡数村，俨若武陵、仇池，方以为喜。既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穷，始大骇汗。过野庙，遇老叟，问此为何山，曰：“古昭关也。去香林院尚三十余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驱虎也。”时铜钲、束燎皆不及备。傍山涉涧，怪石如林，马为之避易；众以为伏虎，却顾反走，颠仆枕藉，呼声甚微，虽强之大噪，不能也。良久乃起，复循岭以行，谛视崖堑，深不可测，涧水潺潺，与风疾徐。仰见星斗满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员^③昔尝厄于此关，岂恶地固应尔耶？尽二鼓，抵香林。灯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噫！予以离亲之久，诸所弗计，冒险夜行，度二关，犯虎穴，虽濒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谓不审也已！谨志之，以为后戒。

（选自《篁敦程先生文粹》）

【注释】①岖崟（yín）：山石险峻的样子。②赵检点：指赵匡胤，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③伍员：指伍子胥，他父兄被楚平王杀害，逃往吴国。

材料一：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得以持续增强，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也得以迅速崛起。文化旅游1.0时代主要依托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资源，文物发掘、遗迹保护、古建修复、文化恢复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开发形式。文化旅游2.0时代不以有限资源而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无中生有、变废为宝”是主要特征，文旅产业的智造业属性得以彰显，不断迭代成为必然的选择，“永远建不完的迪士尼”即是文化旅游2.0的典型代表。值得高兴的是，国内一些优秀的文旅企业，如无锡灵山、华强方特、宋城演艺、华夏文旅等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创意和科技为驱动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文化旅游2.0时代的先行者。可以说，未来，谁拥有了创意和科技创新能力，谁就是文化旅游2.0时代的赢家。

    （摘编自肖建勇《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2016~2022年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材料三：

    大众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也不都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这部恢弘的历史长卷。所以，在依据资源本身的文化类型进行产品组合时，应考虑到资源的功能性转换，使整个线路切合场景活动特点和旅游者的审美习惯，否则就可能脱离市场。毫无疑问，文化旅游产品应该具备相应的主题。主题越鲜明，越典型集中，越富层次感，就越有利于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展示，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文化旅游是一段时间有限、场景集中的经历与体验。旅游者在有限的时空中获得文化旅游的体验和感知，因此，文化旅游产品就必须用典型、形象、通俗、有趣的形式去展现文化，才算是选位得当。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崇尚参与和亲身感受是现代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研究为旅游者提供亲身感受和亲自参与的机会的有效措施，以便旅游者进入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角色当中。

    （摘编自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理论、战略、实践》）

材料四：

    随着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内容的文化性需求不断提高，以感知异域文化特色、体验异域文化氛围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旅游目的也从单一的观光活动向更富于知识性的文化旅游转变。因此，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势，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但是，由于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多城市开始竞相开展文化旅游，这其中出现了效仿现象，更有甚者，为了文化旅游利益而争夺历史文化发源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让历史文化遗产沦为金钱的附庸，那文化旅游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无特色可言。

（摘编自桑彬彬、黄敏《我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段重要论述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事实，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仁爱之心”“忠恕之道”等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认为，人类与宇宙万物是相互融合的，是一个整体，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将“天人合一”发展为一个哲学体系，从而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类所从事的一切都应是顺应自然规律去发展的。打破自然的平衡，也同样破坏了人类自身的平衡。世界各国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依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世界各国同处一个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与自然、国家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统一协调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真正共同体”，它是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所达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是人的本质复归的真正表现。

“仁爱”理念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仁”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伦理准则，其核心要义便是“爱人”，也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和敬重。人们要做到“仁”，不仅仅是简单的去爱别人，更要去敬爱万物，帮助天地万物蓬勃生长，从而达到“与天地参”。“仁”除了最基本的爱人之心，更应顺应着“生物之心”去对待万物。“仁爱之心”并不是追求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主动救助需要被救助的人，使民众都可以乐其生，遂其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体现了“仁爱之心”的深刻内涵，自我与他人、同族与他族、本国与他国是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我们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都是一样的重要，共同的成长才是生存，以仁爱之心去接纳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才是我们长久的生存之道。

“忠恕絜矩”即忠恕之道的不变法则，“忠”，尽已之谓忠，即对人应当尽心竭力。论语《学而》一篇中记载了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首先提出的便是“为人谋而不忠乎?”面对众多的人生层面，曾子首先想到的便是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竭力，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恕”，从字面上来说分为“如”“心”，即顺从自己的心。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弟子子责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恕”字包含了人的一生可以遵守的准则，简而言之，因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成全别人的喜欢，这就叫“忠”；因为自己不喜欢什么，而知道别人也不喜欢什么，因而不愿意将这些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这就是“恕"。“忠恕”理念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围绕的准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作为文化底色，彰显着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必将为人类带来幸福的未来。

(摘编自朱思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意蕴))

材料一：

翦伯赞素来认为：“历史是具体性的科学，论证历史，不要从概念出发，必须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从具体史实的科学分析中引出结论。”这指出了历史学的实证性质。而且我们“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基于此，翦伯赞对史料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重视和肯定。

翦伯赞指出要把史料工作放在正确地位，驳斥各种“唯史料论”和“史料即史学”等错误观点。他认为，研究历史要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这就等于盖房子要砖瓦，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布帛，但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布帛变成衣服，史料变成历史，这当中有一个必要过程，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个过程就是材料的准备过程，是缺一不可的。为此史学工作者“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当时还出现个别史学工作者在反对“唯史料论”的时候，也反对史料本身，并且把史料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反对的流蔽，这是“左”的思想在史学领域中的表现。翦伯赞反对这种“左”的思想，并指出：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有史料。在对待史料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占有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观点，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史料的。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的。除此之外，在史料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区别。

翦伯赞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就等于废物。”要具有理论分析的能力，就必须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若“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任何创造性的成就”，否则连拾遗补阙的工作都难以完成。而且“资料与马列主义理论二者不但不可偏废，而且要相互结合，才能变成科学”，这是因为“研究科学要占有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科学，要从资料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那就要依靠抽象的力量，依靠理论的逻辑工作，而这种抽象力量与理论的逻辑工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是不行的”。这都鲜明地阐述了理论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苏敏《探析翦伯赞的史料观》）

材料二：

在《史与论》一文中，翦伯赞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史与论的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掌握史料与理论，是做好史与论结合的前提条件。”

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成老生常谈。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失为警醒之论。为什么这样讲？首先，翦伯赞提倡的史论结合观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两种论调：“唯史料论”（“史料即科学”）和“以论带史”。其次，他的史论结合观反对不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再次，翦伯赞谈了如何学习理论与掌握史料的问题。在他看来，“学习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但重要的还是要应用”，“那种满足于贴标签、作注释，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学好了的态度，是不对的”。此外，“掌握史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有解决了以下三个难题，才能算掌握了史料。这三个难题是：从哪里找史料；用什么标准来审查、判断史料；如何恰当运用史料”。最后，翦伯赞讲了怎样做到史论结合。他说：“写历史不要用写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的办法来体现史论结合。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史论分家。正确的办法是让读者能够从史料的叙述中体察到作者所要得出的结论。”

翦伯赞的上述看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仍具有启发意义。不过，笔者在原则上同意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觉得他说的“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点值得商榷。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里的“理论”肯定不只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明确地说，它主要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原则来引导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关于此点，翦伯赞也是十分赞成的。他说：“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历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拓者之一的翦伯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景仰。问题是如果“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未免显得太过片面与狭窄；如果把“史论”结合中的“论”仅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我觉得也是不妥的，就是翦伯赞本人也不赞成，因为他明确说过：“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理论，但这种“理论”既可以是“思想、观点、结论”，又可以是“原则、公式、方法”，它并不局限于一种观点或方法。

（摘编自颜德如《翦伯赞史学观述评》）

在旷野里①

柳 青

这是农村里迷人的夏夜——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它们淡淡的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外幽雅得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夜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的街旁无声地流过去，①各种爱叫的昆虫快活地聒噪……

一个人从嘈杂炎热的都市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不要说他已经看见了今后一个时期要和他共同工作的许多人，光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使他一夜不瞌睡。朱明山喝着茶，看见黑黝黝的山峰压在南边一排房顶上，仿佛秦岭就在院子外边。

“这里到山根底下有多远？”

“到最近的一个山口子四十里，”赵振国放下茶杯，开始给书记介绍总的情况，“这是个南北长条子县。城南七个区，城北八个区，四个区在渭河以北。城北主要是产棉区，城南原上的三个区是产麦区，溜南山根的四个区因为山里流出来的几条河，有一部分稻田……”

赵振国说着，转动着瘦长的身子，在黑夜里指给对方看那些区的方位。朱明山留心地听着，自他担负起各种性质的领导职务以来，从不愿在一些最简单的基本情况上重复地问人。当他听到这个县还有一部分稻田的时候，立刻感觉到这对他是种完全新的东西。

“稻田很多吗？”

“多是不多，”赵振国见书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兴更大地说， “这里的群众可有个特点，不要看他们一年种两茬庄稼，庄稼的样数可没咱陕北多；他们又从主要的里头抓主要的，把大部分本钱和工夫都纳上去了……”

“这就是说，一茬主要的庄稼瞎了，生活就成大问题了？”朱明山充满兴趣地接应着。他坐在躺椅上，身体却朝前倾着，两手捧着一个茶杯，在黑夜里探头注视着副书记。

“对，”赵振国咽了一大口茶，兴致勃勃说，“②不像陕北说的，坡里不收洼里收。”

朱明山连连点头说：“我们做工作就要抓住这种特点。你到这里就在县上吧？”

“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赵振国好像对自己的经历很生疏似的回忆着，伸出手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剿匪、减租、反霸，反霸以后才到县上。”

“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朱明山高兴得眼里闪着光。

“熟顶甚？”赵振国显出苦恼的样子，“熟也是老婆婆的家务账，又没个头绪。土改以前没指望，土改以后我倒抓得紧，给地委一连打了几回报告，要求学习，结果常书记倒给调走了。我看我大约要不大不小犯上个错误，才能离开这……”

朱明山以前熟悉的赵振国那股牛性子，又在这里看到了。他解释说：“这是个普遍问题，要慢慢一步一步解决，不过主要的还要看在工作中学习。”

“那也要有个底嘛，一摊子不知从哪达抓起哇，”赵振国苦恼地诉说着，后悔莫及地说，“在陕北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注意学习，真是冤枉！那阵众人见你随常央一本厚书，还笑你冒充知识分子哩。”

朱明山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笑。“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朱明山毫不感到有什么值得自负地问，“嫂子和娃娃们都来了吗？我记得你的娃娃还不少……”

“来了就养了一个娃了，”赵振国负担沉重的样子，好像他的烦恼这时集中到这一点上， “生兰②不管怎么，还可以进党校学习。我那老婆往哪达送去？快四十了，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就算有个地方送，娃娃们又往哪达填？”他抽着一支烟，加添说，“不是咱熟，我不和你说这些。”

“我知道。”朱明山了解地说，他知道副书记从来就是一个不愿意诉苦也不愿意多解释的人，总是直截了当提出要求或直截了当承认错误。这就是人们常常用“坚韧”   “耿直”和“顽强”一类字眼所形容的性格；他的缺点就是有时有些简单化和执拗，但都是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说转的。现在，朱明山听了他的苦恼，亲切地安慰他说：“在新局面里发生了许多问题，慢慢都要解决的；咱们的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二年。”

赵振国显然不愿谈话沿着这股线继续下去，他知道书记的意思，就问：   “关于干部思想方面，总的情况在地委知道了吧？我就是典型。”

“看你又来了，”朱明山伸手在副书记的光腿上拍了一拍，“你才还说着，我又不是不了解你？”

“实在嘛，”赵振国略带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其事说，“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

③“这是好事情。”

“因此老区来的干部苦恼。怎办哩？旧前土改完了争取战争胜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长着哩，一眼看不到头，模糊得很，复杂得很。你给大家讲社会主义，大家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说成了问题，什么都是问题……④我看干脆把这伙老土一脑子都调去学习算了。”赵振国烦躁地说。

“那怎么行呢？”朱明山不同意地看了眼副书记，觉得赵振国整个谈话中表现出一种带着主观情绪看问题的味道。朱明山心里想的是：茫然不知所从自然不行；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浪费群众的热情也不行。他说：“调学习的也要，可是不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给赵振国解释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又懂得眼前该怎么办的人，社会主义总是遥远模糊的道理。“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群众爱国主义的热情那么高，就想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注】①小说写于1953年，原稿无题，因文中多次出现“旷野”而得名。②生兰，即高生兰，是朱明山的妻子。

（本文自节选《人民文学》2024年0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