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二维码为代表的“条码支付”迅速发展。据了解，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通常包括“扫码付款”和“扫码收款”两种方式。

    不过，扫码支付在走入人们生活的同时，风险也逐渐浮出水面。

    据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合规总监唐凌介绍，相比于银行卡支付，条码支付没有物理卡片载体，也缺少专业设备支持，在信息安全方面存在一交隐患。比如，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病毒。将消费者手机中的支付账号、密码、身份证信息、联系人信息、照片等隐私信息窃取，甚至可能通过直接截获短信验证码来迹刷手机用户银行卡。

    董希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条码支付由于门槛较低、成本低廉、支付便捷，近年来受到了商户、消费者、银行及支付机构的青睐，在服务普通消费者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技术层面看，二维码通过几何因形来记录教括和储存信息，支付终端缺乏识别与拦截功能，就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和隐患。从市场层面看，部分支付机构在拓展业务时，通过不当的交叉补贴、滥用优势地位来排除和限制竞争，导致不公平党争。从合规层面看，部分市场机构片面追求业务发展速度，违规发展商户，带来各类安全隐患。”董希森说。

    （摘编自《“条码支付“风险隐现需纳入规范》）

    材料二：

    支付宝发布的2019年10月1日至3日消你报告显示，实体店人均消费频次增45%，美食、出行、零售三大行业堪称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随着移动支付不断丰富，通过刷脸、无人零售等智能售卖的商品交易金额猛增九成。

    同样是放假前3天相比较，假期更长的“十一”日均消费金额环比“五一”高一成，在更广阔的四至六线城市，“十一”日均消费金额环比“五一”增长约四成，相当于多放1天假，消费多一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妈”也开始加入用移动支付消费的主力，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三省中老年人最热表假日消费。

    另据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数据，今年国庆长假期间（10月1日至10月7日），网联平台运行平稳，共处理跨机构支付交易85.94亿笔，金额4.33万亿元。其中，10月1日交易量最高，单日超过12.9亿笔，全额超过6787亿元。

    数据显示，网联平台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去年“十一”增长79.92%，日均交易金额同比去年“十一”增长163.38%。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森表示，从网联披露的日均交易笔数和金额的增长来看，网络支付（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规模继续呈现快速增长，背后是大众支付偏好的转变，网络支付交易规模持续上升，这也是我国网络支付市场发展的写照。

    重希彝还谈到，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网络支付市场蓬勃发展，从线上支付如订酒店、机票、火车票，到线下餐饮、购物扫码支付，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为大众在“十一”假期出行、消费、娱乐提供了更大便利。

    （摘编自《买买买！国庆出境游人均移动支付消费近2500元》）

    材料三：

    支付宝联合飞猪发布的2019国庆黄金周出境游报告显示，“十一”期间，国人出境游移动支付消费再创新高，人均支付接近2500元，同比去年增长14%；单笔消费全额同比增幅达11%。

    境外用卡方面，中国游客假期中在144个境外国家和地区使用银联卡，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热度持续，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缅甸、白俄罗斯等地交易量同比增长逾2倍。越来越多游客在境外交通、餐饮、娱乐类商户使用银联卡，其中航空、铁路、租车、加油等交通类商户银联卡交易量同比增长逾五成。中国游客在45个境外目的地使用云闪付APP扫码支付，或开通银联手机闪付“挥”手机支付，带动银联移动支付境外交易额同比增长近20%，其中银联二维码支付交易量同比增长超过8倍；中国游客尤其爱在秦国、新加坡、加拿大、日本扫码支付，在澳大利亚、俄罗新、法国“挥”手机支付。

（摘编自《跨境移动支付创新高银联等发布国庆节支付交易数据》）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庭，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就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在一起了。

1842年，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利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之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他们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使他们历尽了重重困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国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并且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有删改)

材料一：

ㅤㅤ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古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的集体选择，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很多作品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ㅤㅤ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ㅤㅤ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唐诗宋词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其诗中蕴含强大的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给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增添了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ㅤㅤ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诗人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ㅤㅤ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晚清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蕙风词话》卷一）这样（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蕙风词话》卷一）的境地。照我看来，就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二者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ㅤㅤ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即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ㅤㅤ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因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唯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材料一：

联对、匾额，在中国园林中，正如人之有须眉，为不能少的一件重要点缀品。苏州又为人文荟萃之区，当时园林建造复有文人画家的参与，用人工构成诗情画意，将平时所见真山水、古人名迹、诗文歌赋所表达的美妙意境，撷其精华而总合之，加以突出。因此山林岩壑、一亭一榭，莫不用文学上极典雅美丽而适当的辞句来形容它，使游者入其地，览景而生情。

例如拙政园的远香堂与留听阁，同样是一个赏荷的地方，前者出自于周敦颐《爱莲说》“香远益清”句，后者出自于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雀雍崔衮》“留得残荷听雨声”句。留园的闻木樨香轩、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又都是根据该处所种的树木来命名的。有些游者至此，能回忆起许多文学艺术的好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色了。我希望今后在许多旧园林中，联对、匾额里如果无封建意识的文字，仅是描写风景的，就应该将它们好好保存下来。苏州诸园皆有好的题辞，而怡园诸联集宋词佳句，与各处景观配合尤为相得益彰，可惜实物皆不存了。联对、區额所用材料，因园林风大，故十之八九用银杏木阴刻，填以石绿；或用木阴刻后裂漆敷色，不过色彩都是冷色。亦有用砖刻的，雅洁可爱。字体以篆、隶、行书为多，罕用正楷，取其古朴与自然。中国书画同源，联对、匾额本身是个艺术品，也必定让园林生色。

(摘编自陈从周《清雅风范———苏州园林鉴赏》)

材料二：

以自然风景著称的古典园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地摹写了自然山水之美。明代造园经典著作《园冶》就曾开宗明义地提出，园林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园林的写真不是机械地照搬自然，而是经过艺术的再创造，从而表达了造园家的主观情思和理想真实。园中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皆要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这使得欣赏者“息心”“动色”的不仅是花草树木的外在形式，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风景所表现出来的造园家的审美情趣，以及由此情此景交融而形成的独特的抒情意境。为了更好地暗示出这种意境的本质，艺术家除了组织安排山水建筑，构成具体的风景形象之外，还吸取了诗词等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作为辅助。前者使用的是构园物质的线条、体形、质感和色彩，是自然符号；后者表现为园林中各风景区或主题景致的题名、厅堂亭榭的匾额、柱上的楹联、山石上的镌刻，应用的是文字形式的诗句词章，是人为符号。

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区和园林，历来都用简炼的诗一般的文字点明景题，如杭州的西湖十景、承德避暑山庄的七十二景等。犹如西方的“标题音乐”，这种诗与自然风景的结合是我国造园艺术家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标题风景”。只要说出它的景名，亲临游历过的观赏者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形象的图画，由此可见题名在自然风景欣赏中的强化作用。自然美所引起的联想和想象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由于出身、经历、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之不同，各人对景色的欣赏和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园林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必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风景形象或景区所作的概括含蓄的命名题对就带有这种强制性，对观赏者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园林的创作构思，较重视意境的设计。造园家在构思时，往往先将园中主要风景区的意境，以简约的笔墨、诗的形式作一个概括，然后再推敲山水、亭榭、花树等每一个具体风景的布置，使之最合乎诗意。清代诗人汪春田有一首写造园的绝句：“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很透彻地道出了园林创作同诗歌创作相类似的特点。在园林大体完成之后，就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在一些主要风景点的建筑和山石上配刻以题名诗句，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符号”对“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园林景色进行一次鉴定。《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有一段文字很恰当地点出了题对景名的重要。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清客一行边赏景边为园中建筑、风景题对，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为何不能生色？ 就是因为园林应用的自然符号在表情达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直抒胸臆”，而题对能够画龙点睛地集中表现出艺术的生气和意境。

风景题对必须切题，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景色的特征。德国美学家莱辛说：“愈使它的人为符号接近自然符号，也就愈接近它所能达到的完美。”这种接近，不是粗浅的直接表露，而是要既含蓄又达意，要充分引起“比”“兴”的联想，由景生情，以辞表意，来抒发景物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如拙政园的远香堂和留听阁，均为赏荷之处，然而二者的题名都没有直接和视觉发生联系。远香堂主嗅觉，留听阁主听觉，题名都很有新意，既点出了二处的风景特色，又沟通了视觉、听觉、嗅觉之间的联系；并且能使游览者联想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因而增加了审美的感受。这是我国园林利用古典文学遗产的一个佳例。

(摘编自刘天华《〈拉奥孔〉与古典园林—浅论我国园林艺术的综合性》)

唐诗在读者心目中之所以获有那么普遍的荣誉，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语言方面的成就，则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唐诗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又是日常生活的，这种语言更深的基础，则是唐人的现实生活。唐代从分裂中获得统一，又摆脱了六朝门阀势力的残余，使得唐帝国走上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一种生活的信念、高瞻远瞩的气概、青春的旋律、少年人的精神，朝气蓬勃地展现在眼前。所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种丰富而健康的生活气息，反映着时代的生活本身就近于诗。

语言的诗化，正如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语法，一是它的词汇。以前者为基础的如五七言形式的成熟、虚字的可以省略、新鲜的表现手法等，使得语句更精炼、更自然、更解放；而后者则是它的丰富的词汇。这些词汇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基于生活而形成的。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很少同时都由他自己来创造诗的形式、诗的语法、诗的词汇等，而是基于前人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累积的无数成果而创作的。

所谓诗的词汇，并非在生活的词汇之外另外有什么词汇。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从事物本身得来。《诗品》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些话至少说明了最平常的真理。而诗坛的普遍繁荣，正是要建立在这最平常的真理之上的，可是一般生活语言中的词汇怎样能成为富于诗意的词汇呢？这仍然是与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中国封建社会从汉帝国发展到唐帝国，生活内容五百年来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只是更成熟地走向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峰而已。在这样长年累月的生活中，累积了生活经验，也累积了生活感受，仿佛一个住了几十年而没有剧烈变化的家乡，其中一木一石，都能唤起生活中的丰富的感受和联想。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个“月”、这个“关”、这个“山”，从秦汉一直到唐代，其中累积了多少人的生活史，它们所能唤起的生活感受的深度与广度，有多么普遍的意义！正是这样，这首诗才能如此形象地典型地被歌唱出来。且不说一首完整的诗，就仅仅“关”“山”“月”三个字连在一起，也会产生相当形象的联想。这难道不是唐人普遍的感受吗？

至如“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个“柳”又是何等地为生活所熟悉。然而诗化的过程也不单纯是生活的熟悉，正如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一样，一个民族心理和特征的形成，虽决定于它的生活，也渊源于它的文化传统。从《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古诗十九首》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柳”的形象开始是偶然地而非很普遍地在诗中出现。然而“柳”已经与“春天”、与“游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逐步深入人的情感世界。《三辅黄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陶渊明则自称为五柳先生，王恭则被人称道为“濯濯如春月柳”。而“柳”在诗中大量的出现，则仍要到北朝《折杨柳》歌辞出现之后。接着隋、唐进入了统一，随着春风得意的时代，随着游子以至边塞的生活，“柳”就成了生活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联想，它是生活也是诗的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生活谚语。如果说这也可以算是广义的民族形式，我们所能学习的就更多了。

“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寒雨连江夜入吴”“鸬鹚山头微雨晴”，一直到“清明时节雨纷纷”“江雨霏霏江草齐”，这个“雨”也不过就是普通的雨，然而到了诗歌语言中它又逐渐成为多么富于联想的一个词，而它的丰富性、普遍性，也是直到唐代才更为突出的。所谓：“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关”“山”“月”，这里的“雨”“柳”“酒”“关”这些词语的出现，也就无怪乎它之成为最富于感染力的赠别诗了。而“客舍”的旅人之情，“青青”的欣欣生意，与那最后二句的巧妙构思，交织成阳关三叠的歌唱。而从此“渭城”也就被赋予了鲜明的诗意，所谓：“僧寻野渡归吴岳，雁带斜阳入渭城。”

这样诗与生活的反复交织充实着、丰富着诗的词汇，唐代诗人们以豪迈的生活信念、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吸取着、创造着这些词语，这就使诗歌的语言步入更为鲜活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林庚《唐诗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