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盗

冯骥才

    老城区和租界之间那块地，是天津卫最野的地界，人头极杂，邪事横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里一处临街小屋，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租房结婚。新床新柜，红壶绿盆，漂漂亮亮装满一屋。大门外两边墙垛子上还贴了一双红喜字。结婚的第二天一早，小两口就出门上班。邻居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

    事过三天，小两口出门不久，忽然打东边飞也似的来了一辆拉货的平板三轮。蹬车的是个老头子，骨瘦肉紧，皮黑牙黄，小腿肚子赛两个铁球，一望便知是个长年蹬车的车夫。车板上蹲着两个小子，全是十七八岁，手拿木棍、板斧和麻绳。这爷仨面色都凶，看似来捉冤家。

    老头子把车直蹬到那新婚小两口的门前，猛一刹车，车上两小子蹦下来，奔到门前一看，扭头对那老头子说：“爹，人不在家，门还锁着呢！”门板上确是挂着一把大洋锁。

    老头子登时火冒三丈，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脑袋脖子上的青筋直蹦，跳下车大骂起来：“这不孝的禽兽，不管爹娘，跑到这儿造他妈宫殿来了。小二、小三，给我把门砸开！”

    应声，那两个小子抡起板斧，把门锁砸散。门儿大开，一屋子新房的物品全亮在眼前。老头子一看更怒，手指空屋子，又跳又叫，声大吓人：“好啊，没心没肺的东西！从小疼你抱你喂你宠你，把你这白眼狼养活成人。如今你娘一身病，请大夫吃药没钱，你一个子儿不给，弄个小妖精藏到这儿享福来。你娘快死啦！你享福？我就叫你享福享福享福！小二、小三！站着干嘛！把屋里东西全给我弄回家去！要敢偏向你们大哥，我就砸折你俩的腿！”

    那两个小子七手八脚，把屋里的箱子包袱、被褥衣服抱出来，往车上堆。

    邻居们跑出来围观，听这老头子一通骂，才知道那新婚小两口的来历。这种连快死的老娘都不管的白眼狼，自然没人出来管。再说那老头子怒火正旺，人像过年放的火炮，一个劲儿往上蹿，谁拦他，他准和谁玩命！

    东西搬得差不多了，那两个小子说：“爹，大家伙抬不动，怎么办？”

    老头子一声惊雷落地说：“砸！”跟手一通乱响，最后玻璃杯子打屋里也扔了出来，这才罢手。老头子依旧怒气难消，吼一句：“明儿见面再说！”便扬长而去。

    门儿大敞开没人管，晾了一整天。邻居们远远站着，没人上前，可谁也没离开。等着那小两口回来有戏看。

    下晌，新婚的小两口打西边有说有笑地回来。到家门口一看，懵了。过去问邻居，一直站在那里的邻居反而纷纷散开。有位大爷出来说话，显然他对这不尽孝心的年轻人不满，朝新郎说道：“早上，你爹和你兄弟们来了，是他们干的。你回你爹妈那儿去看看吧！”

    新郎一听，更懵。忽然禁不住大声叫道：“我哪还有爹呀！我三岁时爹就死了，我娘大前年也死了。只一个姐姐嫁到关外去，哪来的兄弟？”

    “嘛！”大爷一惊。可早上的事真真切切，一时脑筋没转过来，还是说：“那明明是你爹呀！”

    小两口赶紧去局子报案。但案子往下足足查了十年，也没找到他们那个“爹”。

    天津卫的盗案千奇百怪，这一桩却数第一。偷盗的居然做了人家的“爹”；被盗的损失财物不说，反当了“儿子”，而且还叫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若是忍不住跟人说了，招不来同情，反叫人取笑，更倒霉。多损，多辣，多绝——多邪！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2年第5期）

古渡头

叶紫

    太阳渐渐地隐没到树林中去了，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辉，映到茫无际涯的淡绿的湖上，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彩来。微风波动着皱纹似的浪头，轻轻地吻着沙岸。

    破烂不堪的老渡船，横在枯杨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顶尖头的斗笠，弯着腰，在那里洗刷一叶断片的船篷。

    我轻轻地踏到他的船上，他抬起头来，带血色的昏花的眼睛，望着我大声说道：“过湖吗，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么，要等到明天啰。”他又弯腰做事去了。

    “为什么呢？”我茫然地，“我多给你些钱不能吗？”

    “钱？你有多少钱呢？”他的声音来得更加响亮了，教训似的。他重新站起来，抛掉破篷子，把斗笠脱在手中，立时现出了白雪般的头发，“年纪轻轻，开口就是‘钱’，有钱就命都不要了吗？”

    我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

    他从舱里拿出一根烟管，饱饱地吸足了一口，接着说：“看你的样子也不是一个老出门的。哪里来的呀？”

    “从军队里回来。”

    “军队里？……”他又停了一停，“是当兵的吧，为什么又跑开来呢？”“我是请长假的。我妈病了。”

    “唔！……”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管在船头上磕了两磕，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苍茫地侵袭着我们的周围，浪头荡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啸。我的心里偷偷地发急，不知道这老头子到底要玩什么花头。于是，我说：“既然不开船，老人家，就让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头子用鼻子哼着，“年轻人到底不知事。回到岸上去还不同过湖一样的危险吗？到连头镇去还要退回七里路。唉！年轻人……就在我这船中过一宵吧。”

    他擦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艘后头，给了我一个两尺多宽的地方。好在天气和暖，还不至于十分受冻。

    当他再擦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烟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和缓多了。我躺着，一面细细地听着孤雁唳过寂静的长空，一面又留心他和我谈的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和出门人的秘诀。

    “……就算你有钱吧，小伙子，你也不应当说出来的。这湖上有多少歹人啊！……我欢喜你这样的孝顺孩子。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欢喜你，要是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只是，我呢？……我，我有一个桂儿。你知道吗？我的桂儿，他比你大得多呀！你怕不认识他吧？外乡人……那个时候，我们爷儿俩同驾着这条船。我给他收了个媳妇……”“他们呢？”

    “他们？那一年，北佬来，你知道了吗？北佬打了败仗，从我们这里过，我的桂儿给北佬兵拉着，要他做佚子。桂儿，他不肯，脸上一拳！我，我不肯，脸上一拳！……小伙子，你做过这些个丧天良的事情吗？……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一年，我又等了两年，三年……我的儿媳妇改嫁给卖肉的朱胡子了，我的孙子长大了。可是，我看不见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他们不肯给我……他们说：‘等你有了钱，我们一定将孙子给你送回来。’可是，小伙子，我得有钱呀！

    “结冰，落雪，我得过湖；刮风，落雨，我得过湖……

    “年成荒，捐重，湖里的匪多，过湖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钱……

    “小伙子，你是有爹妈的人，你将来也得做爹妈的。我欢喜你，要是你真的有孝心，你是有好处的，像我，我一定得死在这湖中。我没有钱，我寻不到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不认识我，没有人替我做坟，没有人给我烧纸钱……我说，我没有丧过天良，可是天老爷他不向我睁开眼睛……”

    他逐渐地说得悲哀起来，终于哭了，不住地把船篷弄得呱啦呱啦地响；他的脚在船舱边下力地蹬着。可是，我寻不出来一句能够劝慰他的话，心头像给什么东西塞得紧紧的。

    外面风浪渐渐地大了起来，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风，细雨。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把我叫起了。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异样的表情来，好像昨夜间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我目不转睛的瞧着他。

    “有什么好瞧呢？小伙子！过了湖，你还要赶你的路程呀！”

    离开渡口，因为是走顺风，他就搭上橹，扯起破碎风篷来。他独自坐在船艘上，毫无表情地捋着雪白的胡子，任情地高声朗唱着：

    我住在这古渡前头六十年。我不管地，也不管天，

    我凭良心吃饭，我靠气力赚钱！

    有钱的人我不爱，无钱的人我不怜！

……

（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①刚下过一场雨，蒙自的老街湿漉漉的。一线阳光就在这时划过来，南湖上又是一片光鲜。如果没有穿梭往来的汽车，会让人想起多少年前的5月，同现在差不多的天气，南湖边霎时出现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男的衣衫整洁，女的裙裾飘摇。一下子涌来这么多文化人，让人有一种震惊和欣喜，来的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啊。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讲坛也在南湖边开启。主讲者有陈寅恪、冯友兰、钱穆、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

    ②1938年，在北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情况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由于昆明校舍不敷，边城蒙自便暂时接纳了联大的文学院、法学院。政府尽心，绅士尽力，把联大师生安顿在风景秀丽的南湖边，让他们住进最好的房子。蒙自海关、法国领事馆、哥胪士洋行和周柏斋的“颐楼”，成了分校的教室和住地。领事馆敞亮气派，高树挺拔。哥胪士洋行是整个蒙自最豪华的西式建筑，海关大院则像一座花园。

    ③这样，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就与美丽的南湖融在了一起。每天，师生上下课经过南湖东堤，课余在湖边读书、唱歌、诵诗，在湖里畅游，在亭上探讨，青春的气息弥漫水中。鱼翔浅底，鸟儿扑飞，田田莲叶拨弄着微风。南湖，一时成了联大师生感情的依托、诗情的沃土。想起诗人周定一的《南湖短歌》，这首诗感情淋漓，淋漓得让人泪涌：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

我在这小城里学着异乡话，你问我的家吗？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④蒙自武庙街的颐楼，是十分有特色的民居，作了联大女生的宿舍。楼高势险，古榕成荫，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入夜，山风刮来，呜呜嘘嘘，如怨如诉，女生们总是长久不能成眠。家乡、亲人、故都，无不随风而来，于是，她们将颐楼叫成了听风楼。听风楼，听的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吗？听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吗？

    ⑤虽然美丽的南湖给了师生们暂时的宁静，但是在那个烽火连三月的年代，宁静中又奔涌着激情。开学第一天，分校师生即在南湖北岸的省立蒙自中学礼堂集会。会上，北京大学同学会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唤醒国人，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存。他们还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战。有的同学竟就参加了飞虎队，奔向抗日的战场。

    ⑥现在，我正在一面弧形的标识墙前驻足，上面镌刻着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我不由想起冯友兰先生1938年8月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的话：“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朱自清先生的题词中也说：“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⑦我慢慢进到楼内，走上楼梯，轻轻推开一扇门，竟然是闻一多先生的宿舍。先生把蒙自比作了“世外桃源”，他在这里能够静心读书，以至于除吃饭、上课外，长时间不下楼活动。历史教授郑天挺见他如此“怒读救国”，恐对身体不好，就劝他说：“一多啊，你何妨一下楼呢？”于是闻先生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现在这个楼门上方，就挂着“一下楼”的匾牌。走进不大的卧室，一股书香仿佛立时灌了满怀。先生，久仰了！屋内摆设依旧，只是先生擎着他的《红烛》下楼远去了。

    ⑧漫步湖边，前面走着的是陈寅恪教授吗？他边走边感慨：“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酲……”钱穆教授则每天都会来到湖上的茶亭中，伴着一壶茶，沉思久坐。朱自清教授在这里同样看到了荷塘月色，为此他又有了散文新作，新作里说，“一站到堤上就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蒙自是哈尼族、彝族聚居区，火把节期间，人们在家门口燃起一堆堆火载歌载舞，朱自清也融入这热烈之中：“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

    ⑨不少教授是带着家眷来的，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回忆说：“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河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四十三岁，半部黑髯，一袭长衫，飘然而行。……在抗战八年艰苦的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

    ⑩蒙自分校，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却是西南联大这支现代乐曲中一段优雅的乐章，南湖的音符在其间跳荡。“当小火车缓慢地从蒙自站驶出时，我们对于这所谓‘边陲小邑’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这是陈岱孙先生的心声，也代表了蒙自分校师生的心情。他们坐着窄窄的小火车来，又乘着窄窄的小火车走了，留下长长的铁轨长长的思念。多少年后，有人毕业直接回来这里工作，有人情意绵绵故地重游。又多少年后，北大、清华、南开的后生们循着先贤的脚步来，来看这一湖波光潋滟的水。

    ⑪我仍然沿着湖走，湖边生长着一些茂盛的合欢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草藤蔓，婆娑延续了不知多少岁月。

（取材于王剑冰同名散文）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几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地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文本一：

黄河

周立波

二十一日，部队陆续到了黄河边上。这就是历代诗人最爱歌颂的黄河，这就是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在《黄河大合唱》里谱出了澎湃之声的黄河。

万道灿烂的阳光之下，黄河里面的无数冰雪的团块射出明亮的反光。这些冰雪的大块，浮泛在黄浊的水浪里，迅急地奔流。它们互相冲击着，发出嚓嚓的声音。

等待渡河的时候，我到镇上去找开水喝，和老百姓聊天。他们说，原先这里的房子要多些。日本兵几次打到了河东，毁了这里好多民房。依靠八路军英勇的守卫，日本兵从来没有渡过河来。我们和日本兵只隔一条水，但是陕甘宁边区始终是一块干净的土地，从来没有被日寇践踏。今天正在渡河东去的王震将军的部队里，就有好多保卫黄河的英雄。

我们挨次下了船。每船水手十一人，船一解缆，水手使劲地荡桨，大声地呼喊。那是一种粗犷的吼声，声音那么大，竟至超越了风声和波浪冲激船头的声音。到了中流，船不停地起落，并且一直往下流。水手们使尽力量摇桨，使尽一切力量呼吼。这是人和自然斗争的雄伟的场面。河风吹着，我们穿着大衣，还冷得发颤，水手们只穿着单衣，脸上的汗竟像雨点一样滴落。

到了河东的沙滩上，王首道同志站在那里遥望着河西，有一刻钟之久不肯走开。我们已经离开陕甘宁边区了。王震同志还没有过来。他正在西岸指挥队伍，分拨船只。

我们沿着黄河走了十里路，才转入东边的山路。在河边看见的第一间房子的砖墙上，写着“时刻准备反扫荡，坚决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我记起了早晨在螅蜊峪看见有一堵墙上写着：“展开赵占魁运动，发展手工业”。隔一条黄河，一边是生产运动，一边是对敌斗争。

在河边。我们碰见了两个农民。他们都穿着蓝布棉衣和白布棉裤，头上挽着干净的白毛巾。其中一位提着一个大型手榴弹，另外一位腰间插着一支土造的手枪。这是民兵。提着大手榴弹的小伙子，仔细打量了我们的制服和武器，小声地对同伴说：“咱们的人。”我们要他们带路，他们十分高兴地走在前面，并且告诉我们，这里是临南县界。这里的民兵都会使用地雷，每个村庄的大路和小路都挖了雷坑。敌人一出来，地雷就埋好。我们经过的村庄，果然到处有雷坑。民兵送了我们十来里路，我们怕走得远了，耽误了他们自己的事情，请他们回去。但不料他们回去以后，我们碰到了一点麻烦。

我们经过一个名叫马塔的山村时，突然被一群孩子包围了。他们手执红缨枪，不让我们走，索看路条。我们说：“咱们是八路军，从河西来的，没有带路条。”一个为首的孩子说：“你们是八路军，咱们欢迎，可是八路军也得有路条。”我们又告诉他：“你们的民兵哥儿还送了我们一程，刚走。”他说：“咱不管，只要路条看一看。”我们被阻拦着，幸亏村里出来一个人，问什么事，知道我们是从河西来的八路军以后，他叫孩子们赶快让开路，让我们前进。

一路上，我们赞赏着村民组织的严密，有着这样的人民组织的地方，敌人是不容易逞凶的。

我们走了五十五里路，到了临南县府所在地刘家会。县政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我们住。晚上，睡在炕上，我们谈起了今天在黄河岸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张米贵是一大队的战士，参加八路军已经有七年。他母亲听说儿子要经过家门，就拄着一根拐杖，来到黄河边上，等了三天，真就看见儿子了。她只是流眼泪，说不出话来。张米贵抱着枪伴着她坐了一会儿，要她好好地保重，并且说，自己会很快地回家。最后，他站起来说：“打日本兵，打那些反动派，是大事。娘，你回去吧。”于是，他赶快走开，怕她看见自己的眼睛。

就是这样，他别了母亲，赶上队伍，把一切经过报告了班长。从家门经过，他没有回家。

（节选自《南下记》)

文本二：

小品文很小，人家或以为它只配供人消遣，不能载道。我则以为除供人消遣外，还须载道，其寿命才能长久。不过道也有一个分别。假如我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未免太艰深了。小品文所载之道，应该是众人易于明白的道理。世间有不少长篇大论，因其太长太大，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有工夫去读它。又因其说理复杂曲折，也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能读得懂。很好的小品文，就形式说，第一个原则，当为短小。近来，常见一些小品文，其开张白往往占一两百字，太不经济。不过经济之极，也足以使小品文丧失其文章之“文”。小品文毕竟是“文”章。虽极短小，内部仍可以有严密的组织，仍可以有起承转合。一句抽象之道理，可以写三两句具体之说明，正面说了，还可以说反面。总而言之，小品虽经济，然而是“文”章。

（节选自周谷城《泛说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