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奎宁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秘鲁历史上对金鸡纳树的使用。青蒿素的发现，则是中国传统医学赠予人类的瑰宝。在研究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我在传统中医文献里面找到了新的灵感和想法。传统中医在过去很多个世纪服务于中国和亚洲人民。毫无疑问，对传统医学的继续探索和发扬，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良药。我呼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对中国以及其他传统医学的研究，使它们最大程度地造福人类。

    （节选自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药奖后感言）

    材料二

    （节选自《全国中医基本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中医药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因此，要从理念层面、思维层面和行为层面，真正将中医药文化渗透、植入到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和健康教育当中，单纯依靠一些形式上的、短时期的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是行不通的。只有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系统地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教材、进课堂，才能真正将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落到实处。

    （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材料四

    中医药在欧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以医带药”，即以针灸医疗为主带动中药产品的销售。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则是“以教带药”，就是说，以中医药的教育培训来带动中药产品销售。值得关注的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日本推广国际中医师考试，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日本不同阶层人士踊跃参加培训和考试，使中医药文化得到了更深入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医药“以教带药”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

（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材料一：

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9.47亿人、2亿人、2.45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8%，覆盖人口超13.5亿。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数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6年11月，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褒奖中国“在社会保障扩面工作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什么要颁给中国？协会秘书长康克乐伍斯基用两个百分比做了形象的解释，“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社保覆盖面只有50%，算上中国就达到61%。”中国为什么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仅仅因为中国人多吗？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材料二：

    从企业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从企业单一责任到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责任共担，从城镇到农村，从城镇职工到城乡居民，我国社会保障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逐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保障覆盖群体较小，绝大多数劳动群众还不能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保障水平也从过去基于免除生存危机的“雪中送炭”式，提高到了保障所有人基本生活的“适度保障”水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制度模式与实践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但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通过社会保障来保障与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并不断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意志。

    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才使得社会保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性安排，托起亿万群众“稳稳的幸福”。

    （摘自新华网《中国为何能建成全球最大的社保网络？》）

    材料三：

    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看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名列前茅，为社保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经济发展的“速度”，夯实了社保基金的“厚度”。

    注：五项社会保险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持续15年不间断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充分显示政府惠民的承诺不是摆在口头上，而且是实实在在做到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社会部主任白天亮说。“因为有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如愿采取有力且有效的社保行动。”郑功成说。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我国社保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金保工程”建设，“互联网+人社”行动计划实施，有力推动了社保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老百姓办社保容易了，社保体系建设加速扩展。

    （数据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开数据整理）

    材料四：

    70年前，苏联的劳动保险经验为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大量借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学者和官员走出国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研…

    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独一无二，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提供有效社会保障的道路，只能靠我们自己。

    利用公共财政实现社会保障兜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强有力地覆盖最广大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自2008年以来，我国大规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数千万贫困农民告别破旧的泥草房、土坯房，住上了基本安全房。让百姓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中国一直在探索有着鲜明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如郑功成所言，政府动用公共投入为职工之外的居民提供普享的基础养老金，并补贴低收入困难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才能快速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并实现老年人人人享有养老金的目标；政府为职工之外的全体城乡居民提供医疗保险筹资规模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政补贴，才能使全民医保的目标快遠变成现实……

    正是通过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社会保障发展速度最快、覆盖人口规模最大、保障水平提升幅度最多的国家。

（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三次印发关于棚改的专门文件）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通过“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要。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高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是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故土的眷念和对家园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狝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湿润，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日暮风吹，叶落依枝。”（吴均《青溪小姑歌》）恰足以说明这“叶”的缠绵的一面。然则“木叶”与“落木”又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它乃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

材料一：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表情、动作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从时间方面而言，文字的目的是帮助人的记忆。在常常变动的环境中，记忆力不够时就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整天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姓名录、通信簿。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悉的地方中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学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费孝通先生笔下那个“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离开村庄的人群增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形成了“半主体熟人社会”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村民的流动也削弱了传统聚落的凝聚力，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农民开始排斥传统束缚。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是“文学下乡”的问题。

身处伟大的新时代，要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乡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略之一。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解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释今昔、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新乡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自卑于微观叙事、沉沦于历史虚无，近乎失去了标准、体统、深邃和辽阔。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浸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着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有的作品中弥漫的“乡愁”，聚焦于乡土的破败和迷失，以及人性的弱点和暗处，带着戾气、怨气、娇气、十分矫情。而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奔小康道路上奋斗的身影，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当然，对于新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就像需要正视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丁晓平《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