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寺黄昏

朱以撒

    ①我是选择黄昏深浓时分走入这座古寺的。

    ②这座已经显得凋敝的北方古寺，坐落在一处开阔的坡上，和那些煌煌大寺相比，它就像被长风卷走了青春的亮丽，只映现出苍老朴实。除了正午前后还有一些香客结伴而来，使寺院上空紫气缭绕，生机凭添，一俟黄昏，人迹萧然，能见到的只是寥寥的僧人青鞋布衲的身影了。

    ③我之所以选择黄昏入古寺徜徉，是有一些想法的。我曾随着熙攘游人，多次在明晰清朗的上午进出那些金碧辉煌的寺院，从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的油彩，都可以一下子认出香火旺盛香客密集的盛况。尤其是那海碗口一般粗大的香炷，总是让寺院终年弥漫在烟火中，佛们承受得了如此的熏炙么。这种味道总是勾起人的特定想象，想到佛，想来往生，想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可是，来的人多了，也不免使佛门净地留下挥之弗去的世俗，无从清净可言，更无从作离奇的联想。

    ④黄昏对我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刻，用不了多久，暮色来临，夜色来临，一切就尽在迷蒙之中了，可以有白日不曾过的身心舒展。黄昏前的劳作，总是使人精神紧张以至倦怠，迎受不断扑来的世务。只有黄昏到来之际，劳作宣告结束，像落日一样卸去重负，安然地缓缓沉落。我相信很多人在这时，会感到如期而至的安宁，这是安息的前奏。不过，当这个晚秋一日又一日加深浓度时，在远离秀色南方的这块土地上，黄昏时带给我的还有一丝淡淡的惋惜。我看到不少黄叶已经悄然地飘落在地，古寺里枝繁叶茂的几株大树，开始了删简的旅程。

    ⑤这时节，古寺和人一样显出了本真和从容。

    ⑥曾有人对我说，讨嫌寺院的格局，不论东南西北，不分大寺小寺，格局大抵是千篇一律的。重视中轴线、对称、比例、规矩。即使是当今空间造型艺术走向跌宕变化、奇诡不测的创造，古寺翻新或重起楼台，宁愿割舍富于联想万端的诗情画意，铩去鲜活想象不可端倪的翅羽，也要保持那种千年一贯制的平衡和中正。宗教殿堂就是宗教殿堂，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沉淀，代代承传它的凝重和厚实，越是往后，人们仰之弥高的心理越是积重难返，更不敢别出心裁去随意改动。以不变而应世间万变，能使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初衷不改，也真算得上大智慧了。我面前这座古寺，这么小的格局，当然舍弃了诸如地藏殿、大悲殿、普贤殿这些非在中轴线上的建筑，油彩焕然的也只有大雄宝殿，其余都在剥落古旧中，可是这些古旧处，在夕阳余晖的投射下，罄露着古朴深沉的意味。古寺最让人流连并印上心头的，正是这种洞见岁月风霜的真实写照。剥蚀就剥蚀吧，又何必遮掩粉饰，包裹上隔代的不谐色泽；残损就残损吧，这种沧桑感理应更能传唤出生命代谢的过程。现实中的人们是十分乐意解囊装扮这宗教殿堂的，让佛的光彩照人富丽堂皇，一身新饰，没有风霜感，也辨识不出年代远近。在我眼里，一代代的雕饰敷彩，越发走向世俗的技艺和心境，把原先带有灵气的寺院转换成了媚俗。用审美眼光巡弋，宗教教堂也就是艺术殿堂。可往往在洗去风霜的补救中，艺术性日渐消散，佛性怂恿了求索者的奢华，也纵容了艺术败笔的任意涂抹。

    ⑦夕阳已经掠过寺顶的飞檐，院内一片空旷，只有那高耸的塔顶端还沐浴在这如同嫣红的葡萄酒的醉意里。

（有删节）

雪兔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挟裹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你们，要不要黄羊？活的黄羊。”

    我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十块钱。”

    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全家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

    “啊，是白黄羊呀……”

    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十块钱最少也能买三只。

    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既然有着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会被抓住了？看来它还是弱的呀。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人几句。

    我们用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悄悄地对它说：“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

    冬天多么漫长。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只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它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灰黄色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节里，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它。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

    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看到了兔子。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它原本浑身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我妈小心地把它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渐渐的，我们的兔子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掉不好的记忆，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着生命的喜悦。

    原来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它打的那个洞很窄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持着炉钩伸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估算出这个小隧道约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打出去了……

(选自李娟《阿勒泰的角落》，有删节)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队长把鸭子统统交给了我。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水底长满了水韭菜。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虾也没有。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这张《世界地图》验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前开始讨论。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①、苏修^②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

    王爱国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我们几个小的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贫马上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全世界。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队长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条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去了？”“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掴了我一个大嘴巴，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文字有删改）

【注】①美帝：来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描述，在民间，“美帝”仅指美国本身。②“苏修”一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意指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此处指代前苏联。“美帝”“苏修”经常出现在文革结束前的中国官方宣传中，大众耳熟能详。

父亲

梁晓声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中，是严房的一家之主，这个三颜抹灰工，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从不抱怨，也不叹气，板着脸任我们“吃”他。我常常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照我天真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

    母亲属羊，像羊那么刷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她是一位私垫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孩子长大后有出息，是她本能的惶憬。

    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时，我喝光了一碗苞谷粥，又想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建筑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家中的开销。父亲第一次探家，攒的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只剩下一百多元。

    为了节省，父亲始终三年才探一次家。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年，哥号正要考大学。父亲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反对。“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他让哥哥去市场卖菜挣钱。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哥哥每天回家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是母亲给给哥的，哥哥实则是到江边温习功课了，父亲发现后大发雷定，用水杯碎了镜于。他气得当天就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去送父亲。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探出身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裹和哀哀的恳求。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

    哥哥还是参加了高考，母亲和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知情不举”，也欺骗了父亲，内疚极了。哥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我去送哥哥，他没让我进站。他说：“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又说：“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

    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着网兜鬼，一步三回头。我缓慢地往回走，攥着省下的那五分钢币，心中暗想，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的信：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我再也不会认你！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号哥的憎怒。

    这封信，使我想起父亲的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却并不因此自卑自贱，相反，还官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藏之曰：“吃轻巧饭的！”心里隐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去了北大荒，一直再没见过父亲。第七年，连队第二次推答我上大学。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然而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那一年我25岁了。

    几经物夜失眼，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无钱。

    信一授进邮筒，我使追悔莫及。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二百元整，电汇。附言条上，歪亚扭扭地写着几个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有改动）

父亲

刘亮程

    ①我们家搬进这个院子的第二年，家里的重活开始逐渐落到我们兄弟几个身上，父亲过早地显出了老相，背稍重点的东西便显得很吃力，嘴里不时嘟囔一句：我都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②他觉得自己早该闲坐到墙根晒太阳了。

    ③母亲却认为他是装的。他看上去那么高大壮实，一只胳膊上的劲，比我们浑身的劲都大得多。一次他发脾气，一只手一拨，老三就飞出去3米。我见他发过两次火，都是对着老三，老四。我和大哥不怎么怕他，时常不听他的话。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到这个家，他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母亲。家里买什么不买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他看上去只是个干活的人，和我们一起起早贪黑。每天下地都是他赶车，坐在辕木上，很少挥鞭子。他嫌我们赶不好，只会用鞭子打牛，跑起来平路颠路不分。他试着让我赶过几次车。往前走叫“呔球”，往左拐叫“嗷”，往右拐叫“唷”，往后退叫“缩”。我一慌就叫反。一次右边有个土疙瘩，应该喊“嗷”让牛向左拐绕过去。我却喊成“唷”。牛愣了一下，突然停住，扭头看着我。我一下不好意思，“嗷、嗷”了好几声。

    ④我一个人赶车时就没这么紧张。其实根本用不着多操心，牛会自己往好路上走，遇到坑坎会自觉躲过。它知道车轱辘碰到疙瘩陷进坑里都会让自己多费劲。

    ⑤我们在太平渠使唤老了3头牛。有一头是黑母牛，我们到这个家时它已不小岁数了，走路肉肉的，没一点脾气。父亲说它8岁了。8岁，跟我同岁，还是个孩子呢。可牛只有十几岁的寿命，活到这个年龄就得考虑卖还是宰。黑母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副木讷神情。鞭子抽在身上也没反应。抽急了猛走几步，鞭子一停便慢下来，缓缓悠悠地挪着步子。父亲已经适应了这个慢劲。我们不行，老想快点走到想去的地方，担心去晚了柴被人砍光草被人割光。一见飞奔的马车牛车擦身而过，便禁不住抡起鞭子，“呔球、呔球”地叫喊一阵。可是没用，鞭子抽在它身上就像抽在地上一样，只腾起一股白土。黑母牛身上纵纵横横地爬满了鞭痕。我们打它时一点都不心疼。我们似乎觉得，它已经不知道疼，再多抽几鞭就像往柴垛上多撂几把柴一样地无所谓了。它干的最重的活就是拉柴禾，来回几十公里。遇到上坡和难走的路，我们也会帮着拉，肩上套根绳子，身体前倾着，那时牛会格外用力，我们和牛，就像一对兄弟。实在拉不动时，牛便伸长脖子，晃着头，哞哞地叫几声，那神情就像父亲背一麻袋重东西，边喘着气边埋怨：我都快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⑥父亲一生气就嘟囔个不停。我们经常惹他生气。他说东，我们说西。有一段时间我们故意和他对着干，他生了气就跟母亲嘟囔，母亲因此也生气。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有过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后来我们渐渐地长大懂事了，但父亲也渐渐地老了。

    ⑦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亲的男人，我有一种难言的陌生。他会说书，讲故事，在那些冬天的长夜里，我们围着他听。母亲在油灯旁纳鞋底。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我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过得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他把我们一家人接进这个院子后悔吗？现在他和母亲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和妹夫一起住在沙湾县城。早几年他喜欢抽烟，吃晚饭时喝两盅酒。他从不多喝，再热闹的酒桌上也是喝两盅便早早离开。我去看他时，常带点烟和酒。他打开烟盒，自己叼一根，又递给我一根烟——许多年前他第一次递给我烟时也是这个动作，手臂半曲着，伸一下又缩一下，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我不知所措。现在他已经戒烟，酒也喝得更少了。我不知道该给他带去些什么。每次回去我都在他身边，默默地坐一会儿。依旧没什么要说的话。他偶尔问一句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像许多年前我拉柴回到家，他问一句“牛拴好了吗？”我答一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戴车匠

汪曾祺

戴车匠是东街一景。

车匠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业了。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车匠，无可考。想来这是很久远的事了。所谓车匠，就是在木制的车床上用旋刀车旋小件圆形木器的那种人。车匠店离草巷口不远，坐南朝北。左邻是侯家银匠店，右邻是杨家香店。戴家车匠店夹在两家之间。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夸进门坎，得上五层台阶。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店里正面是一堵板壁。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写的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但是看来戴车匠很喜欢这副对子。板壁后面，是住家。前面，是作坊。作坊靠西墙，放着两张车床。这所谓的车床和现代的铁制车床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一张狭长的小床，木制的，有一个四框，当中有一个车轴，轴上安小块木料，轴下有皮条，皮条钉在踏板上。双脚上下踏动踏板，皮条牵动车轴，木料来回转动，车匠坐在坐板上，两手执定旋刀，车旋成器，这就是中国的古式的车床，其原理倒是和铁制车床是一样的。

靠里的车床是一张大的，那还是戴车匠的父亲留下的。老一辈人打东西不怕费料，总是超过需要的粗壮。这张老车床用了两代人，坐板已经磨得很光润，所有的头都还是牢牢实实的，没有一点活动。戴车匠嫌它过于笨重，就自己另打了一张新的。除了做特别沉重的东西，一般都使用外边较小的这一张。戴车匠起得很早在别家店铺才卸下铺板的时候，戴车匠已经吃了早饭，选好了材料，看看图样，坐到车床的坐板上了。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他这就和这张床子成了一体，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了。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让人想起古人说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好吃懒做的工匠，大概没有，——很少。

车匠的木料都是坚实细致的，檀木—白檀、紫檀、红木、黄杨、枣木、梨木，最次的也是榆木的。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看半天。

孩子们愿意上戴车匠家来，还因为他养着一窝洋老鼠——白耗子，装在一个一面有玻璃的长方木箱里，挂在东面的墙上。洋老鼠在里面踩车、推磨、上楼、下楼，整天不闲着，无事忙。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

一到快过清明节，大街小巷的孩子就都惦记起戴车匠来。

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孩子们除了吃，还可以玩，用螺狮做弓把，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

戴车匠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的儿子坐在门坎上吃螺蛳，把螺蛳壳用力地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若有所思。

他在想什么呢？

他的儿子已经八岁了。他该不会是想：这孩子将来千什么？是让他也学车匠，还是另学一门手艺？世事变化很快，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

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