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IP再现，老牌组合重逢……近来，“怀旧梗”在综艺荧屏上频刷存在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回忆杀”。

    不少网友感慨，综艺节目为什么越来越流行“怀旧”了？

    因为有需求。当“郭芙蓉”和“白展堂”唱起《武林外传》的主题曲《侠客行》，不少观众感慨13年过去了；目睹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主演们时隔22年再次重聚，不少网友表示被击中泪点……近年来，从83版《西游记》《红楼梦》到《新白娘子传奇》《炊事班的故事》《射雕英雄传》，越来越多经典影视剧在综艺节目的舞台上“情景再现”，让观众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一边感慨自己逝去的青春。这背后，是经典IP的杀伤力，是观众对于情怀的强烈需求。

    而需求意味着生产力。经典影视剧承载着一代代观众的集体记忆，本身就自带话题，自带流量。环顾影视圈，怀旧早已从文化景观转化为一种经济现象，从电影、小说到游戏、歌曲，莫不如此。商家售卖情怀，以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用户购买回忆，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综艺节目，也是一样。它们站在经典影视剧的“肩膀”上，用综艺与怀旧碰撞，得出高收视率、高关注度的成果——这种形式直接、有效，也因此备受追捧。

    作为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形式，综艺传播力强，辐射面广，一直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综艺节目流行“怀旧”，这属于应需而生，能戳中观众的心理需求，在满足群众文化需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也必须承认，情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怀旧梗”可以用一次，用两次，但不可能屡试不爽。当观众的怀旧需求充分释放，势必对其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产生“免疫力”，这是规律使然。比如，此前不少网友发现，搜索“某某剧组重聚”会发现一些剧组从未停止过重聚，今天在这个节目，明天在那个舞台，所谓的“聚首”有了套路的味道，引来网友纷纷吐槽。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近年来，群众对文化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档节目是否有新意、有创意，成了影响观众取舍的关键因素。从《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到《声临其境》《我就是演员》，近年来越来越多综艺节目脱颖而出，以诚意和创意打动人心。对于综艺流行“怀旧梗”，没必要指责其“炒冷饭”、缺乏创新，但保持必要的警醒是应该的——少些套路，多些诚意和匠心，狠抓精品创作，才能够打造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摘编自2019年3月《广州日报<综艺为啥越来越流行“怀旧”了？>》，有删减）

秦汉王朝开启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自秦汉至唐宋，都城在长安，洛阳与开封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定都于此才是“以应天地之中”。这开启了元、明、清定都北京之先河。在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即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

“择中建宫”是继“择中建都”发展而来的。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宫城基本在都城中部。战国时代，魏国都城安邑之宫城基本在都城中央，郑韩故城西城的宫城位于西城的东西居中。魏晋与北朝洛阳城及唐长安城之宫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位置，北宋东京城的宫城则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宫城一般在都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这无疑是其核心地位的体现。

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国家从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一元政治”。“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

国家认同的强化，可以从都城城门，宫门由“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得到充分体现。就已发现的古代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遗址来看，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都城一般为“单门道”。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都城一般由12座城门组成，均为“一门三道”的“定制”，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宫城正门“一门三道”形成“定制”，始于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的宫门“阊阖门”。此规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进入中古时期，部分朝代的都城与宫城之正门出现“一门五道”的形制。

“中”与“中和”基因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两个方面。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就是“中和"理念的要求。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公平”“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国家认同的根本，也是“四方”凝聚于中央的体现。

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中和”理念，在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为中华大地各个民族所认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也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从国家“宫城”到民居“四合院”的布局，大小虽然不一，但是理念相同，反映出“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历史文化理念，折射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中”“中和”理念缔造了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的辉煌历史。

（摘编自刘庆柱《“中和”基因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玉门关既是丝绸之路重要关隘，也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题材和各种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唐代有关玉门关题材的诗歌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玉门关题材诗歌丰富了唐诗表现天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空间。唐代玉门关题材诗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表现战争的诗歌；二是描写民族交流融合的诗歌；三是表现西北边塞风光的诗歌；四是反映边患给社会民生带来深广影响的诗歌。上述四方面都是唐代之前中国诗学涉之不深或未涉及的内容。如描写西北大漠风光的诗歌，唐代以前虽有乐府诗涉及，但多为虚写。有唐一代，西域山川、国度、物产大量出现在玉门关题材诗歌中。它们生动展现了玉门雄关的辽阔之景和西域的丰富物产、独特民俗，可视为民族志和民族文学的文本，无疑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边疆拓展。

玉门关题材诗歌有力地提升了唐诗的刚健气度。唐诗的刚健气度得益于巍峨雄关的激荡。唐王朝国力强大，玉门雄关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与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也滋养着大唐诗人刚健向上、彪悍勇武的精神力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他们远赴玉关，效命沙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诗歌风貌，更使唐诗在对大漠雄关的歌唱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玉门关、阳关、铁门关等雄关峙立，构筑起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体系，保障着丝路畅通，大量城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粗犷胡风的浸润，成为唐诗刚健气质形成的另一重要动因。

玉门关将民族自信刻入中国文学的书写之中。作为护卫中原王朝的战略屏障，玉门关扼西域之咽喉，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都护征兵日，将军破虏时。扬鞭玉关道，回首望旌旗。”（李华《奉使朔方赠郭都护》）唐人的民族自信跃然纸上。之所以有此，玉门关及其勇敢尚武品格乃是其力量之源。即使在晚唐日暮途穷的国运中，唐彦谦“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的歌唱，仍流淌着一腔激情锐气。

玉门关地处边陲，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加之周围茫茫黄沙、大漠戈壁、蜿蜒长城、亭障烽燧、西域胡风，构成了一幅幅辽阔、粗犷、荒凉、壮美的边塞图景，具有一种“巨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狄德罗语），恰好与唐代诗人昂扬豪迈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明月、天山、云海、玉关，意象极为阔大壮观，语言极富张力，给人以壮美辽阔之感。这些带有原始性、异质性、不同文明交流融合而特有的雄健气度，“就可能给中原文学输进一些新鲜的、不同于原来文明的新因子”（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玉门关题材诗歌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由此而获得呈现。

（摘编自霍志军《玉门关上话唐诗》）

材料一：

尽管年轻的中国军队首次亮相异国战场，就让世界大吃一惊，却似乎没有影响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此时的“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达22万之众。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有1100多架，还有虎视眈眈盯着朝鲜半岛的3个航母战斗群。倚仗强大的实力，麦克阿瑟以东西两大集团“钳型攻势”向北推进，企图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朝鲜全境。东西两线的指挥官：一个是担任过麦克阿瑟参谋长的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一个是绰号“斗牛犬”的美军二战名将、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

麦克阿瑟面对众多记者夸下海口：“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他还狂妄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麦克阿瑟有着狂妄的资本。1919年6月，人民军队诞生前8年，39岁的麦克阿瑟已是西点军校校长。两个月前几乎置朝鲜人民军于死地的仁川登陆，更是把这位美国五星上将推上了军事生涯的巅峰。然而，麦克阿瑟轻视了所面对的对手，忽视了这是一支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军队，忽视了这是一支从诞生之日起就一路披荆斩棘、在严酷环境中逆势成长壮大的军队，虽然没有飞机、缺少大炮，但从不缺少以弱胜强的战争经历。毛泽东为志愿军选配的指挥班子，都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一样，是从长征路上拼杀出来的赫赫战将。

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的西线反攻在漫天飞雪中开始。那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一次内外双重迂回作战。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面对的是年长他两轮的美军“进攻专家”沃克。两支战功卓著的部队——第38军和第40军承担穿插突击重任。前者，是在平津战役中参与39小时攻克天津城的“攻坚劲旅”；后者，是跟随韩先楚从东北征战到海南岛的“旋风部队”。这是战将与战将的较量，也是王牌对王牌的比拼。仅仅一天一夜，“联合国军”东西两“钳”之间就被志愿军撕开了一道口子。沃克没有料到，飞机坦克编织的立体火力网都无法阻挡中国军队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当他意识到已经陷入重重包围之时，赶紧命令突围撤退。

第38军113师创造战史上的奇迹：用双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14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袭72.5公里，先敌5分钟挡住了退路。正是这5分钟，赢得了胜利的先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在山谷间展开。成群成群溃退下来的“联合国军”蜂拥而来，争取最后一线活路。雨一样的炮弹和航空炸弹密集爆炸，阵地上的岩石化成了粉末，志愿军始终坚守在阵地上……撤退和接应的两支“联合国军”，相隔不到1公里，最终也只能相望而未能汇合到一起。狭路相逢，勇者无敌。如果说，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勇猛无畏，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则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坚韧不拔。天寒地冻，50年不遇的严冬伴着暴风雪横扫朝鲜北部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夜间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战斗打响的时候，宋时伦率领的志愿军9兵团，已经在茫茫雪野中设伏6天6夜。这支从华东急赴朝鲜战场的部队中，不少人还穿着单衣，而他们的对手则是美军中装备最精良、保障最充足的第七师和陆战一师。

长津湖之战，美第七师31团被全歼，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受伤被俘后身亡。这是一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授予“北极熊团”称号的美军精锐，“北极熊旗”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虽然陆战一师最后在美国舰队强大的海空火力支援下，侥幸从长津湖地区撤退，但这支美军“王牌之中的王牌”却付出了总减员11 731人的惨重代价。战后多年，美陆战一师作战处处长鲍泽仍对仓皇逃离长津湖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死鹰岭，穿着鸭绒防寒装的美军见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129个已经冻成“冰雕”的年轻志愿军保持着战斗姿势，年轻的士兵与手中的武器冻在了一起，129杆枪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长津湖之战时的志愿军第27军79师235团一营副教导员迟浩田，43年后成了中国国防部部长。1996年12月，迟浩田上将率团访美，接待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对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肃然起敬。原来，他的父亲维克托·克鲁拉克就是当时的陆战一师副师长。父亲告诉他：“打了一辈子仗，没有遇到过这么厉害的部队。”

(摘编自贾永《英雄儿女驱虎豹——致敬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青春方阵》)

　　材料二：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闪耀着人民军队独特的军事智慧光芒，标志着人民军队战争经验与战略战术在现代战场上走上了新的高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争传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善战与伟大精神，树立起了敢打必胜的典范。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8日)

材料三：

抗美援朝战争，是决定新中国国际地位的关键一仗。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志气。这一仗，不仅使新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也使美国领教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厉害。正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挂帅出征的彭德怀元帅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有删改)

材料一：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表情、动作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从时间方面而言，文字的目的是帮助人的记忆。在常常变动的环境中，记忆力不够时就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整天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姓名录、通信簿。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悉的地方中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学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费孝通先生笔下那个“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离开村庄的人群增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形成了“半主体熟人社会”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村民的流动也削弱了传统聚落的凝聚力，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农民开始排斥传统束缚。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是“文学下乡”的问题。

身处伟大的新时代，要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乡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略之一。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解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释今昔、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新乡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自卑于微观叙事、沉沦于历史虚无，近乎失去了标准、体统、深邃和辽阔。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浸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着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有的作品中弥漫的“乡愁”，聚焦于乡土的破败和迷失，以及人性的弱点和暗处，带着戾气、怨气、娇气、十分矫情。而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奔小康道路上奋斗的身影，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当然，对于新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就像需要正视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丁晓平《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

材料一：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众星拱月”，而是“满天星斗”。在这一理念下中原文明不再是唯一的、中心的中华文明源头。把巴蜀文明看作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元，才能看到二者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经历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三星堆和殷墟两个考古遗址分别代表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青铜时代的辉煌期，但三星堆代表的巴蜀文明和殷墟代表的中原文明经历的却不一样。

殷墟青铜器的主要造型是青铜“物”器，即用青铜器制作的各种物品，最为常见的有鼎、尊等，纹饰大多是动物，鲜有单独的人形纹样。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则拥有大量的“人”形，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上和兽形器上刻着的小人，青铜神坛上所铸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13个人像等等。

中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发掘于家族墓葬之中，作为陪葬的明器，象征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西周早期的毛公鼎的铭文中多次出现“父、王、家”等字样，内容清晰地表达了王权在家族内的传承。这说明，此时权力已被家族私有化，是一种“家天下”的形式。巴蜀文明的青铜器则多用于大型祭祀。从祭祀坑的规模、大小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来看，祭祀仪典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必定是国家级的重要仪典。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基本是公共器物，是国家礼器，不是专为某个家族和个人订制的。

是什么造成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首先在于两种文明所代表的权力模式存在差异。考古学家李伯谦把“古国”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两类。近几年三星堆最吸引人的文物就是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青铜神坛，专家认为它的奇特造型生动地诠释了正在进行的一次神巫仪式。而中原文明里几乎所有已知的主要兵器都能找到青铜制造品，甲骨文中“王”字是青铜兵器“钺”的象形字，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国王形象演化而来的。《左传》有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把“祀”与“戎”分开来论，在宣扬和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巴蜀文明注重的是祭祀，而中原文明更看重战争。

青铜时代是一个记录英雄的时代。中原文明的首领都有过领导本氏族战胜自然灾害的功绩，大禹治水，商汤试图投火祛灾，后稷教人种植菽、黍、粟等农作物。但人们初次见到三星堆“人”形青铜器时几乎都震惊于它的“大”，体量“大”，高度“大”。这种“大”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心理感受就是崇高感、神秘感和震撼力，这是神灵能够带给人的崇高感和威严感。以青铜纵目面具为例，它虽然有可能是氏族英雄蚕丛演化而来的，但体量大大超越了人面的实际尺寸，具备宗教意义上神的力量。

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来源不止于此。中原文明区域地势平坦，湿润多雨，交通便利，农业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中原文明形成了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既重视生存发展和物质实利，也重视沟通的文化基因。对巴蜀文明而言，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立、雪山巍峨，川东盆地则地势平坦，河流纵横。高原和盆地之间是一道降雨带，形成中国的雨雾之极，多种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终日笼罩其中。这很容易让巴蜀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并刺激了巴蜀人的想象力，由此形成神秘的宗教情结和对艺术的迷狂。这是三星堆文化发展为神权古国的自然生态原因，也是巴蜀文明独自向内发展形成的文化成果。

巴蜀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并没有随着古蜀国的灭亡而湮灭，而是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基因之一 ， 展现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摘编自裴争《青铜时代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差异初探》）

材料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源头目前并无确切记载。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的蚕丛和鱼凫，便是传说中的两位蜀王。《华阳国志·蜀志》里说蚕丛“其目纵”，这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睛与脸呈90度垂直的青铜人正好能对应上。《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代陈登龙的《蜀水考》记载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这里的神山指的就是陈登龙笔下的蚕陵山。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日渐强盛，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其他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

蜀王更迭都发生在蜀族内部部落之间，所以古蜀文化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在2000年时间里，随着国力的强盛，古蜀国通过武力征伐，开疆拓土，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了“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渝东、鄂西及云贵区域，面对已经高度发展的古蜀文明，基本上没有抵抗力。从鄂西出土的鸟头柄来看，此地有可能是古蜀王国镇抚其东界的官员驻节之地；云南、贵州出土的青铜人物，也表明了西南夷各族从属于古蜀王国的事实。

由于古蜀国掌控着西南地区，中原商王朝面对自己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如冶铜所需的矿产，只能选择向古蜀国购买。在这一贸易过程中，中原商王朝的文化渐渐传入古蜀国。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以模范法来铸造，这是商周时期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方法。此外，其中部分青铜尊和罍，形制上与中原商文化同类铜器大体一致。但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全面罩、头像、神树、大型青铜人等。不仅改变了今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殷墟青铜器为代表的认知，也在事实上重构了中华文明中青铜知识的图谱。

受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影响，人们也在很长时期都将中原文明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如果不是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4000年前的西南边陲，曾存在一个与中原文明同样璀璨的古蜀文明。

（摘编自《三星堆文化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