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

    《全唐诗》中王之涣的七绝《凉州词》，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但是对诗中第一句是“黄沙直上”还是“黄河远上”却一直争论不已，我以为应是“黄沙直上”。原诗是：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981年出版的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中，作者从文学角度对“黄沙直上”和“黄河远上”的韵味意境进行了比较，结论是“黄河远上”较富于美感。这可能就是许多诗坛名家钟爱“黄河远上”，摈弃“黄沙直上”的原因吧。只是这富于美感的“黄河远上”是否是王之涣的原词呢？

    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同他的《登鹳雀楼》一样，采用的是不加渲染的白描手法，寓意于物，寓情于景。玉门关位于甘肃西部沙漠中的疏勒河谷，距黄河最近处（青海共和曲沟）的直线距离有770公里，距凉州（甘肃省武威市）的黄河达1000公里。把“黄河远上白云间”搬到玉门关来，是与该词的特色和作者的风格大相径庭的。这首《凉州词》又称《出塞》，被《全唐诗》收在第17卷“乐府杂曲”中，是供乐工制曲演唱的歌词，是在当地唱给出塞入塞的政吏、商贾和游客听的，有劝人思归之意。采用“黄河远上白云间”这种虚幻的曲词亦与当时演唱的氛围不符。王之涣出生晋阳（今太原），又是当时熟知和善写边塞风光的著名诗人。正因为他有耳闻目睹家乡沙尘天气和西北边关地区沙尘暴天气的经历，才能写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样生动形象的新颖绝句，使整首曲词沁人肺腑，确能使听者感到出塞之悲凉而动容怀乡。

    我国地质学家王嘉荫在1963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地质史料》中，已经注意到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大型扬沙和沙尘暴天气。史书记载里称这种天气为雨土，如北魏“景明四年(504年)八月辛巳，凉州雨土复地，亦如雾”。在王之涣所处年代及其前后50年间，《旧唐书》上记载的雨土天气有：“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三月己亥，黄雾四塞，日无光”……这是一些发生在京师（也可能包括当时比较繁华的北方地区）的雨土记载，由此可以毫不怀疑地推论，当时在沙漠环绕的玉门关地区确有可能发生与“雨土复地，亦如雾”和“黄雾四塞，日无光”相同的“黄沙直上白云间”的天气现象。

    40年来，一些文学家和科学家曾多次指出“黄河远上”之误。1963年，我国气象学创始人竺可桢指出：“现行唐诗集第一句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但古本唐诗原为‘黄沙直上白云间’。依照玉门关的气候和地理看，后者是合理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刘永济在1981年出版的遗著《唐人绝句精华》中指出：“此诗各本皆作‘黄河远上’，惟有计有功《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按玉门关在敦煌，离黄河流域甚远，作河非也。”1983年10月26日，我国地质学家尹赞勋在《科学报》上撰文指出：“前四字现行诗集大都舛误为‘黄河远上’，背离原意，不合当地实际情况。”

    在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横排简体字《全唐诗》中，《凉州词》的第一句是“黄砂直上白云间”（集作“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里的“集”指的是清宫廷内所藏《全唐诗集》，为清初季振宜所编，这是目前所知的出现“黄河远上”的最早版本。《全唐诗》同时刊出“黄沙（在表述微小石粒时砂、沙二字相通）直上”和“黄河远上”两种版本，而且主次分明，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它让人们看到了王之涣身后流传一千二百多年的“黄沙直上”，也看到了近三百年来从出现到取代“黄沙直上”的“黄河远上”。孰实孰误，不言自明。

    研究古代诗文，有时从美感角度提出取舍，似无不可。但是，那种把诗词内容与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环境截然割裂开来的做法，未必是恰当的。只有当我们用历史的记录去明辨原本变异，用今天的事实去探寻历史真相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选自《中国图书评论》，(有删改）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①据2018年相关统计，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超4亿，注册作者超过1000万。“零门槛”使网络文学拥有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作者队伍。其中一些作家通过筛选，获得和网站签约资格，再经过激烈竞争，一部分成为职业作家，只有极少数脱颖而出，成为一线作家，而最终能进入文学史的可能更少。如何评判这个金字塔生态系统里塔基的价值呢?有人说，在以类型文学为主体的网络文学界，绝大部分写手都是跟在流行类型后面模仿炮制。然而，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套路文”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读者乐此不疲呢?其价值在哪里?

    ②网络文学读者们有自己一套语汇称呼那些跟随模仿的“套路文”，如“速食”快餐”“粮草”“千草”，背后的心理是，这些“套路文”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套路本有价值，并且是原创价值，就像老北京炸酱面的独特配方。只不过，网络文学套路配方是开放式的，有开创者，没有专利拥有者，是在无数“跟进”创作者的积累中自然形成的。可以说，类型套路是网络时代的文学发明，扎扎实实的类型构成网络文学的“核心资产”。

    ③一般说来，套路是对一种流行类型的模式总结，是一套最易导向成功的成规惯例和写作攻略，那么，那种流行类型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却是不可预测。网络文学发展20年，借助媒介优势，创造出远远多于纸质类型小说的类型，但是，基本没有哪一种类型是作者或网站设计的结果。往往是一本书火了，引爆一个类型。网络文学自建立VIP在线收费制度以来，无数作者想迎合读者口味，但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迎合。原因是，读者也不知道自己还喜欢什么。他们知道的都是已经被戳中的“萌点”，那些已成套路。

    ④所以，一本引爆潮流的书，就是把一个时期一个人群的心理（甚至是潜在心理）赋予文学的形状——这本身就是一种发明，如果再能发明一种特殊的设定（如穿越、重生），就能把这种心理放置在一个叙述模式里，放大其尺度，以便全方位地开掘、拓展，有层次有节奏地满足——这就发明了一个类型。在类型文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类型套路。

    ⑤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实践中，类型套路的形成总是一项众人参与的群体工程。当一个类型空间被打开后，就会引来很多跟进者。这些跟进者未必只是模仿，很可能同时也在创造。他／她未必是很有文学才能的人，但在一个“新大陆”被勘探之际，想出一个脑洞、戳中一个萌点、开发一个桥段，都可能引起读者关注。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有“集大成”的作家将该类型推向高峰。这样的作家还可能同时出现几个，那就会有几种不同的风格。之后，可能还有升级换代。直到所有功能都被开发尽，招数变老，就会形成“套路”，这时可能出现“反类型文”，这就意味着这种类型被“终结”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套路是某种类型的背影。类型过时了但并没有消失，会成为后来类型的背景设定，所有的类型元素都将进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被反复重组挪用。

    ⑥如果说媒介是人的延伸，网络类型文学就是它的创造者们心理愿望模式的文学延伸。网络文学20年的发展，无论从社会功能而言，还是从文学成果而言，都值得肯定。我们今天总结网络文学20年发展的成果，可以从类型入手，这些类型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学成果。

（摘编自《网络文学在类型写作中不断进化》，2019年4月9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学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所决定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心怀人民的作家。19世纪初，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提出了人民与文学的联系。正因心中装有人民，他最终才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同时，文学创作具有人民属性，还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任何制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少数阶层作为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如何面对和迎接人民的判断，中国文学在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用实践经历提炼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什么时候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反之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这一点，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对于作家而言，真正实践人民文学的路径就是要自觉了解人民的理想愿望，走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听取人民的想法，学习人民的经验，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是一切伟大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周扬同志曾讲，“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赵树理。”今天我们要了解中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的生活，了解那个时代晋东南人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赵树理的文学是绕不过的。他的《小二黑结婚》写了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小二黑、小芹冲破重重封建传统而最终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孟祥英翻身》又写了一个太行山区的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引领下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还有李有才、田寡妇，这些农民身上代言着人民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村发展情况的一面镜子，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时代内容。何以赵树理能做到？因为他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背弃农民，他讲述的是真正属于农民的心灵故事。

    另外，作家还要提高服务意识，使创作更好地服务人民。来自于人民生活的文学创造，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理想愿望作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我们要有服务于人民的强烈意识。

    建国初期，作家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为更深入了解农村，1953年他辞去副书记职务，定居皇甫村，在一个破庙改成的住所里住了14年，从而创造出了《创业史》。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上，这也是他小说的来源。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作家们还要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以及需求的共性与个性，从而面对一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认清与辨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精心取舍，多用心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凡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传达力的作家所传递和表达的。这种艺术传达力的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必得通过增强艺术本领才能达到。真正优秀的文学，必得有能力提升有需要的读者的精神世界，有能力激发这些读者向上向善的情怀。

（摘编自铁凝《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