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的修辞

    茅盾、木心这两个乌镇之子，应对乌镇熟稔于心并萦回于异乡的梦中。

    茅盾，1896年生于乌镇东栅，本名沈雁冰，后外出求学、从文、投身社会变革运动，先后用过几十个笔名，最终以“茅盾”和《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确立其在中国文坛的位置。“茅盾”这一笔名，显影出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左翼文人的苦闷、犹豫和矛盾——人生困境表现为语言的困境。正因这双重困境，他在1949年之后处于一种微妙、尴尬的位置，反复检讨其内心与行动的革命坚定性，站在了那些表面上从来没有苦闷、犹豫和矛盾的文人的偏远处。而正是这种“偏远”赢得我的敬意，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敬意，分量不大。

    在乌镇上可以找到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原型——一家老杂货店，现改成专营字画古玩的商铺，在观前街茅盾故居对面。当然，眼前的老板并不姓林，却按《林家铺子》里的描写来打扮自己，着长袍马褂，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我伏在柜台上问他，那林老板的后人还在乌镇上否？他说，都去了国外。因茅盾小说，一个普通店铺有望永远保持其格局而不被拆迁，显现出了修辞的力量。

    木心，本名孙牧心，1927年生于茅盾故居附近一富裕人家，入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师从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油画。1971年蒙冤入狱，三根手指被折断，仍坚持写作，在纸上画出白键黑键“弹钢琴”，后获释。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以作画、讲学谋生，后尝试写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十多部，像文坛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人，语言充满汉语言的诗意、别致，例如：“公园石栏上伏着两个男人，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秋天吹来的。”——这风，也都是从乌镇吹来的吧？晚年，木心乘风还乡，2011年辞世。

    木心家的“孙家花园”，是乌镇最美的私宅。花园应该有鲜花和如花的女人。当时乌镇码头上搬运的麻袋，都印着一个“孙”字。仆人打扫房间，把花瓶抱出抱进重新摆在案头时出错，会遭到主人责备：“怎么把明代的花瓶搬出来了——去，摆宋朝的，要记住样式的不同。”一个富贵华丽之家，1949年后相继改造成为农具厂、铁器社、五金轴承厂，乃至成为野草高过围墙的废园。九十年代，木心声名大动于华语文学界，乌镇政府开始在画家陈丹青指导下，于孙家花园原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回乌镇在此居住五年，去世，晚晴小筑改为“木心纪念馆”，展有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手稿、乐谱，及其用过的写字台、礼帽、皮鞋、手杖等遗物。依然是修辞的力量，在挽留一个人的余温和气息。

    木心不是游客，大概不会喜欢乌镇的面目一新。在剧变中的故乡，一个人，反而会加重异乡感吧。孙家花园转化而成晚晴小筑，木心如落叶转化成树根处的泥土，大约会想：乌镇还在乌镇吗？我还是我吗？“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木心这样说，充满对“从前”的留恋和对“现在”的谅解。从前的玉勒雕鞍、锦帽貂裘，现在的霜天断雁、淡茶清酒。

    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

（选自2017年第3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美女

（俄）契诃夫

    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青天白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霞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霞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霞。

    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霞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消失在大车后边。

    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天才知道！

    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有删节）

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

火车上的养马河

聂作平

    那时候，我熟悉养马河的小部分街道，见过养马河更小部分的人民，吃过养马河生产的橘子、甘蔗，呼吸过养马河带着沱江泥腥味儿或是工厂铁锈味儿的空气，但我没有踏上过哪怕一寸养马河的土地。

    因为我坐在火车上，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火车上，火车的必经之地就是养马河。

    时值盛夏，没有空调的火车一旦停下来，车厢里立即就热得像是灶上蒸煮了半个时辰的蒸笼。男人大多赤着上身，光着膀子。膀子顺便也暴露了他们的阶级：黄如古铜的，多半是体力劳动者；白如软糕的，多半是脑力劳动者。独有几个民工，膀子浑圓，颜色却是幽暗的深黄，像是煮熟了的螃蟹。

    火车吭哧吭哧地像一只纵欲过度的兽，气喘吁吁地爬行了大半个夜晚，清冷的月光从云朵与云朵的缝合部分漏下来，倘是站在铁轨外面的山坡上俯看的话，火车一定像一条发光的虫子在拼命地蠕动，而我们这些昏昏欲睡或昏昏已睡的乘客，显然就是寄生在虫子体内的更细小更微不足道的短暂寄生虫。众多可怜的寄生虫，在这只稍大的虫子体内萍水相逢，你挨我我挨你几个小时后，当天光大亮，就各奔东西，很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相逢——当然也有可能下周就会相逢。前提是，他或她也像我一样，通过火车的奔跑来，上演双城记的疲惫人生。

    很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踏上了养马河坚实的土地，而不是坐在火车上打量它时，我看到在街道交叉的广场上，树着一匹马的雕像。马头高昂，前蹄离地，马尾后甩，表示它正在飞奔。

    我们在养马河吃饭。是一家靠近沱江的小餐馆，推开窗，能看到满江的水，如害了相思病的痴情女子，瘦得怕人，静得像没有流动。火车的长鸣，偶尔会传过来，只是被楼房与市声过滤了，没有了它作为工业文明主要标志的那种粗暴、尖利，反而显出一种别样的温情，像是在提醒我：某年某月，你曾经在火车上注视过这座镇子。现在，你终于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在这里吃一顿饭。

    小餐馆门前有一只巨大的木盆，里面是鱼。老板说他家的特色就是红烧沱江鱼。游动的鱼全然不知道人为刀姐，它为鱼肉的可怕现实，一个劲地游来游去，不时还悠闲地吐几个气泡，就像一个人在梦游。这些从沱江里打捞上来的鱼，身上有着比饲养的鱼更深的色泽——不知为什么，我又一次想起多年前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民工的膀子。

    吃完饭，我们朝火车站走去，我曾经在火车上见过数十次的养马河火车站。

    通往火车站的一条小街，我看到几户人家门前的空地上，竹竿挑着一些腊肉。刚刚涂抹完各种调料——包括但不限予以下类别：花椒、海椒、胡椒、食盐、大料、生姜——的腊肉，其实严格讲来，还不能叫腊肉。它的鲜肉生涯刚刚结束，从现在起，它开始为成为一块滋味悠长，令人垂涎的腊肉而进入修行期。既然人类一天到晚都嚷着修行——旅行是修行，恋爱是修行，吃饭喝酒是修行，打牌也是修行——那一块鲜肉，它为了成为腊肉而付出的腌渍、晾晒、烘烤以及收纳和等待，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修行呢？与人类相比，人家的修行更单纯也更直率。

    养马河是有老街的——这有点废话，任何一个城镇，只要不是完全拆迁了，都会找到老街的。哪怕找不到老街，也能找到老屋，三两座老屋，就足以构成半条老街，而老街，它似乎留住了一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旧时光。

    养马河的老街上，还有几家老茶馆。陈旧的老屋，有着高而陡的檐，檐下的台阶，被年复一年的雨水打出了细小的窝，像虫噬。古人说的水滴石穿当然也是有所本的了。八仙桌，颜色深暗——它老让我想起那年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在成都干活的民工的膀子——上面有细小的划痕，也有经年累月溅出去的茶水渍，把桌面污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更深的岛屿。长板凳，又宽又重，似乎扔到沱江里，竟会打个漩儿就沉下去。

    很多年后我再去养马河，却没能找到那时候去过的那家老茶馆。甚至，就连那条老街看上去也似是而非。就像初恋情人，三十年后重逢，依稀还是旧时模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我们在养马河的街道间走来走去，这座镇子已经像中国的大多数镇子那样，新与旧、拆与建、现代与传统交织在一起，混乱而有趣。

    如果不是火车，我不会走进养马河，它将是一个与我的人生毫无瓜葛的异乡。但是，因为有火车，因为有漂泊的历史，养马河于我，便是一个极其熟悉又极其陌生的地方。我几十上百次地从这里穿镇而过，小镇的生活离我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我知道，我其实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它。就像那句诗说的那样：我不是归人，我只是过客。

    （本文有删改）

大雁塔其实是一个人

孙天才

    记得岑参有一首诗：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不知为何，在我从小到大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回旋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唐代僧人玄奘。

    大雁塔离我居住的新村很近，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站在乐游原上向西南眺望，那座六十四米之高的伟岸身躯就那样巍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

    其实，最早到西域求法的不是唐僧。从三国到东西晋到南北朝，史书上记载的离开东土到西天取经的就有一百七十人，但能够全身而归的却只有四十三人，大多数都死在了路上。但这种西天取经的壮举，却成为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象征。不管佛教能否称得上真理，当时的人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不断往西天求法的。这是僧侣的追求，也是自公元3世纪以来的传统。

    贞观三年八月，唐僧“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从长安出发，经秦州，过兰州，过凉州，过甘州，过肃州，唐僧是日宿夜行的。在抵达玉门关的时候，唐僧所骑的那匹白马死了。现在的疏勒河边还有一座白马塔，一颗曾经拴马的大柳树还存活在寺院门口。他又买了一匹又老又瘦的红马，收了一个叫石盘陀的徒弟。这时，捉拿唐僧的文书早已到达，但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偷渡成功了。那个羌笛怨柳春风不度的地方我去过，一座夯土的孤台上唯余了几面断垣残壁，前面的戈壁荒漠上就是散落的烽燧了，当地人叫白墩子。又是几天几夜的行走，到了第五座烽燧，也就是最后一座烽燧，那个叫石盘陀的胡儿深知，再往前就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死亡之地。这胡儿动摇了，也是想着协助偷渡出境是死罪，也是想着前途渺茫去也是死，就动了抽刀杀师的念头。但唐僧闭目端坐，念珠如常，那种沉静如佛的庄严令这个凡夫俗小还刀入鞘了。

    在八百里浩瀚无边的莫贺延碛，一个大唐的苦行僧孤身而西，人兽的骨骸是生灵的路标。在漫天扬卷的黄风黄沙中，唐僧随身携带的水袋不慎掉在沙土上。水尽则命尽呀！他牵马往回走了。可他突然想到，他是发过誓的，不到天竺，绝不回头，宁愿朝西而死，也不东回一步。就这样，又西行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意志再也撑不住他的身体，他躺倒了。或许是有佛祖在冥冥护佑，那匹老瘦的红马拖着他走，前面是一片水草丛生的绿地……

    就这样，出了流沙，到了伊吾，到了高昌。又西行千余里到了天山，那里海拔四千多米，月佘的踏雪卧冰自不须说，在高昌剃度的四个徒弟已有两死，二十五个使役冻毙者十之六七，三十匹牛马也死之将尽了。但这个人依旧义无反顾，千里万里，一路向西，渡孔雀河，过铁门关，越白山黑岭，穿江河泽川……

    就这样，历经十八个春秋的千难万劫，一个大唐的和尚携带着三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回到了他的祖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道俗奔迎，倾都罢市”，那是一种怎样举国相拥的盛隆啊！

    我知道，矗立在大慈恩寺西院的那座塔，是唐僧“亲负篑箕，担运砖石，首尾两年，功业始毕”的。我也知道，这座塔之所以叫大雁塔，是因为《大唐西域记》中那只舍身而死的大雁菩萨般慈悲显灵的传说。一部《西游记》已让这个人家喻户晓，一座大雁塔也让这个人名留千古而不朽。这个人俗名陈祎，法名玄奘，赐号“三藏法师”。这个人活了六十四岁，大雁塔高六十四米。

    真的，每当我站在乐游原上眺望西南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座高耸入云的塔是一个人。有人说，大雁塔是西安人心中的一枚印章。我以为，大雁塔抑或是一种颇有典范意义的民族性格或中国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