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古人对话

赵雨宏

一次，在一位朋友家里说话。朋友家有很好的音响设备，我们交谈时，客厅的喇叭里放着一张弹奏古琴的唱片。开始我并不留意，然而那奇妙的琴声终于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忍不住中断话题，仔细谛听那仿佛来自远古的声音。

这是非常奇妙的声音，单纯，娓婉，使人联想起在山间的泉水。这是在月光下流泻的泉水，晶莹清澈，蜿蜒曲折，跌宕起落，时而一脉如壶滴，时而汹涌如奔马。水花撞击着岩石，发出清脆幽远的回响。沉浸在这样的琴声中，使人很自然地想起王维的诗：“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谷静秋泉响，岩深青霭残”……王维的诗句，简直就是琴声的绝妙写照。这琴声，也使人想起《礼记·乐记》对音乐的描绘：“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累累乎端如贯珠。”想得更玄一些，仿佛能想见一个宽袍长发的哲人，面对着流水，思绪起伏。抑扬顿挫的琴声就是他自由自在的思想在天地间飞翔。

 “那是《流水》，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结知音，弹的就是这曲子。”朋友向我介绍道。

数千年前的琴曲能否流传到今日，我很怀疑。不过，这琴声确实古意盎然，没有丝毫现代人的浮躁和张狂。在七根弦上，能弹出如此美妙而富有内涵的曲子，实在是让人惊叹的事情。古代的文人，曾经将抚琴作为必修的功课，所谓“琴棋书画”，弹琴列在首位。古代文人的生活中，有不少和弹琴有关的轶事。最出名的就是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琴声能代替语言，表明心迹，沟通感情，使两个陌生人成为知己。这样诗意的传说中，凝集着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诸葛亮在城头弹琴退兵的故事，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读《三国演义》，这是最令人难忘的情景之一。如此戏剧性的场面，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不太可能发生，这也许是民间故事和小说家创作的结合。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诸葛亮的琴艺和琴声没有一字描绘，只是交代情节而已，然而这样却留给读者留下了阔大的想象空间，诸葛亮怎样才能在琴弦上弹出他的镇静，弹出他的大智大勇，这需要怎样的心理素质和艺术技巧？且去自由想象吧。司马懿必定是深谙琴艺的，他能在从空中飘来的琴声中听出弹奏者的思想和心情 ， 只是他无法识破一个智者绝顶高超的骗术。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我看过现代人演的这出戏，演员靠的是脸部表情，诸葛亮的指上的功夫是无法表演的，而那迷惑了司马懿的琴声，更是难以展现。历史上有关弹琴的著名故事，还有《广陵散》，这是一阙叙事曲，表现战国时聂政刺韩王的传说，据说早已失传。《广陵散》的失传，曾被许多人演绎，《世说新语》 中有《广陵散绝》，不到百字，把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日：‘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司马昭不理那么多知识分子的请愿，杀了嵇康，后悔时已经来不及。嵇康被杀头前弹的《广陵散》，应是此曲最后一次在世间回荡。一个临死的人，能沉着地将一段复杂的叙事曲弹完，也是不可思议的奇事。其真伪，恐怕也无从考查了。

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喜欢古琴，业余时间也自习操琴，是现代都市中难得的雅士。听说我对古琴有兴趣，朋友便赠我一张古琴独奏的唱片，演奏者是龚一和戴晓莲。演奏的曲目中，有《流水》、《阳关三叠》、《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名曲，竟然还有《广陵散》。我不明白，这已经绝响的古调，如何又在今人指下复生？或者，关于它绝响的故事，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民间传说。对于唱片里的古曲，我宁信其真：这就是古人弹奏的《广陵散》，就是嵇康临刑前弹过的《广陵散》。这样的曲子，人们是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听着这些使人回肠荡气的古琴曲，遐想古人曾经历过的情境，只觉清风袭人，松涛、月色、水光扑面而来，也有金属的撞击声，有铿锵的英雄气概。这样的情境，已经难以复返。于是自然地想起刘长卿的《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李白当年听着这些曲子，曾经这样感叹：“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此刻，在古琴的余韵中，我推窗远望，既无碧山，也无秋云，唯有新建的高楼和正在施工的脚手架，陈杂在天地间，压迫着我的视野。这样的景色和古琴曲毫无关联。此时，不妨学韩愈，听琴时闭上眼睛，把自己想象成一片云叶：“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砷

（意大利）普·莱维

    作为顾客，他那副样子有点非同寻常。我们这个化验室设备简陋，但雄心勃勃。带着各种物品来化验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样子都在诡计多端、尔虞我诈的大商业网里工作。经营买卖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目光敏锐，面容严峻；自己怕上当，但又千方百计让别人上当；他们时刻保持戒备，就像晚间的猫一样。

    我接待了他。他也许是位农民哲学家，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体格仍然很健壮，脸色十分红润。他的双手强劲有力，虽然由于干活和患有关节炎而变了形。眼眶下垂着两个松懈的肉袋，但目光清澈，眼神活跃，颇有生气。他穿着西装背心，小口袋上搭拉着一根表链。他带着极重阿斯蒂口音，用无懈可击的皮埃蒙特方言对我说：他带来一包白糖要化验，想知道白糖是不是纯净，里面是否混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他，如果他能把他的怀疑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会大大有助于我的化验；但他回答说他不想使我有先入之见，希望我尽可能化验得准确一些，至于他的怀疑，以后会跟我讲的。他递给我一包糖，足有半公斤，同时对我说，他第二天来看结果。他跟我告别后径自走了：没乘电梯，而是不紧不慢地走下四道楼梯。他大概是个无忧无虑、从容自若的人。

    我取出一点溶化在蒸馏水里，溶液呈浑浊状——肯定有问题。我把溶液过滤一番，滴几滴酸液，倒进基普瓶，注入硫化氢。黄色的沉淀出现了：是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就是那种使米特里达梯和包法利夫人丧命的东西。

    接下来我一面制取丙酮酸，一面思忖着老头和白糖。我认为老头是不会图谋向人投毒的，别人大概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暗算他。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老头又来了。他没等知道化验结果就坚持要付化验费。我把结果告诉了他，他的眼睛一眯，脸上浮现出一个表情复杂的微笑。他对我说：“我真高兴。我早就说过，最后会是这样的。”显然，只要我稍微鼓励他讲下去，他就会把事情的始末和盘托出，而他正盼着这样。我没让他失望，他便讲了下面这件事。

    “我是鞋匠，以修鞋为生。如果从年轻时干起，这不是一个坏行业。坐着，活儿不累，可以跟人打打交道，聊聊天。当然挣不了大钱，得整天把别人的鞋子拿在手里，不过很快就会习惯，旧皮革的气味也会闻惯的。我的鞋店在焦贝尔蒂路和帕斯特伦葛路相交的地方，我在那儿当鞋匠已经三十年。我熟悉每一双畸形的脚。我只要一把小榔头和一根麻绳就能干活。嗯，不久来了一个小伙子，不是本地人，脸蛋很俊，野心勃勃，在离我的鞋店一箭之远的地方开了一爿店，安上了各种机器：撑鞋帮机，扩鞋帮机，缝鞋机，绱鞋底机等等，有的机器我连名字也叫不上来。我没上他那儿亲眼看过，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在小纸片上，塞进附近每家的信箱里。对，他装了电话，连接生婆家里还没装电话呐。

    你大概以为，他开张大吉，生意兴隆吧？头几个月倒真是这样，有的人出于好奇，有的人要让我们竞争，还有的人上他那儿去是因为他开头要价很低。后来他发现老赔本，便不得不提价。您要知道，我把这些事情讲给您听并不是想说他的坏话。我见过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开始时一帆风顺，后来却碰得头破血流，其中有鞋匠，也有干其他手艺的人。

    他恨我，到处造谣，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我用硬纸片当鞋底，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为了得到保险金而逼死了我老婆，甚至说我的一个顾客被鞋底上的一枚钉子扎了脚，得破伤风死了。正因为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一天上午，当我在当天要修的鞋子中间发现了这包糖的时候，才没有大惊小怪。我马上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我想得到证实。于是我让小猫尝了一点，两小时后它走到角落里呕吐起来。我往糖罐里搁了一点，昨天我女儿和我往咖啡里加了一些，过了两个钟头，我俩都呕吐了。现在我又有了您的证实。我满足了。”

    “您想控告他吗？想要一张化验单吗？”

    “不，不。我刚才跟您讲过了，他只是一个可怜虫，我不想毁掉他。世界很大，同行不是冤家，人人都有权利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明白。”

    “那您怎么办？”

    “明天我给他写一封信，连同这包糖，请一位老太太给他捎回去。不，还是我自己给他送去吧，看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我还可以当面向他解释两句。”他环视四周，如同一个人进了博物馆，然后说道：“你们的职业也不错，但需要有眼力和耐心。谁没有这两样东西，最好另找出路。”

    他跟我告别，拿起那包糖，没乘电梯，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不紧不慢的高贵气派，步行下楼了。

二十年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道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大道两头远望。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几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

    “那餐馆5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20年前的今天晚上，”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孩提时候起，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们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而我呢，又总是不断地东奔西跑。可我相信，吉米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我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九点五十七分了。”他说，“我们上一次是十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官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长这么高的个子。”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来·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想跟你‘聊聊’。好吧，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身后的眼睛

曾平

    那是一头野猪。皎洁的月光洒在波澜起伏的包谷地上，也洒在对熟透的包谷棒子垂涎欲滴的野猪身上。

    孩子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野猪的眼睛也睁得圆圆的。孩子和野猪对视着。孩子的身后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那是前几天他的父亲忙碌了一个下午的结果。窝棚的四周，是茂密的包谷林，山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

    孩子把手中的木棒攥得水淋淋的，这是他目前唯一的武器和依靠。孩子的牙死死地咬紧，他怕自己一泄气，野猪趁势占了他的便宜。他是向父亲保证了的，他说他会比父亲看护得更好。父亲回家吃晚饭去了。孩子是吃了晚饭之后主动向妈妈提出来换父亲的。

    野猪的肚子已经多次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野猪眼露凶光，龇开满嘴獠牙，向前一连迈出了三大步。

    孩子已经能嗅到扑面而来的野猪的臊气。

    孩子完全可以放开喉咙喊他的父亲母亲——家就在不远的山坡下，但孩子没有。孩子握着木棒，勇敢地向野猪冲去。尽管只有一小步，但已经让野猪吃惊不已。野猪没有料到孩子居然敢向它反击，嗷嗷嗷地叫个不停。野猪的头猛地一缩，它准备拼着全身的力气和重量冲向孩子。

    在窝棚的一个角落，一个汉子举起了猎枪。正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一双手拦住了汉子。

    汉子是孩子的父亲。拦住孩子父亲的是孩子的母亲。孩子的母亲一边拦住孩子的父亲，一边悄悄地对孩子的父亲说，我们只需要一双眼睛！汉子只好收回那只蓄势待发的手。

    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眼睛全盯在孩子和野猪身上。月光洒在孩子父亲母亲紧张的脸上，他们的担心暴露无遗。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已经躲在窝棚的角落有些时候了。

    孩子没有退缩，也没有呼喊。他死死地咬紧牙，举起木棒严阵以待。野猪和孩子对视着。野猪恨不得吞了孩子。 孩子恨不得将手中的木棒插进野猪龇满獠牙的嘴。野猪喘着呼噜呼噜的粗气。听得见孩子的心咚咚地跳动。

    月光照在孩子的脸上，青幽幽的。一粒粒的细汗，从孩子的额头缓缓地沁出。

    野猪的身子立了起来。孩子的木棒举过了头顶。他们都在积蓄力量。突然，野猪扭转头，一溜烟儿地，跑了。

    孩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屁股瘫在了地上。孩子的父亲母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了过来。父亲激动地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父亲的脸上全是得意。

    孩子看见父亲母亲从窝棚里走出来，突然扑向母亲的怀抱，号啕大哭。孩子不依不饶，小拳头擂在母亲的胸上，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一点儿也没有了先前的勇敢和顽强。

    孩子的母亲抱起孩子，重复着孩子父亲的话，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母亲的脸上全是赞扬。

    孩子依然不依不饶，哭着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母亲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帮了你啊！我和你父亲用眼睛在帮你！

    孩子似懂非懂？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父亲母亲的眼睛，父亲母亲的眼睛和平时一模一样，怎么帮自己的啊？

    那孩子就是我。那年我七岁。

枪挑紫金冠

李修文

    谁要看这般的戏？新编《霸王别姬》。霸王变作了红脸，虞姬的侍女跳的是现代舞，一匹真正的红马扮乌骓。我先是手足无措，而后生出了深深的羞耻——所谓新编，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将我们送往戏里，而是在推我们出去。它像镜子，只照出两样东西：胆大妄为与匮乏。

    羞愧地离席。出了剧院，二月的北京浸在浓霾里。没来由想起了甘肃，陇东庆阳，一个叫做小崆峒的地方，黄土上开着一树树的杏花。三月三，千人聚集，都来看秦腔，《罗成带箭》。我到时，恰好是武戏，一老一少，两个武生，耍翎子，咬牙，甩梢子，一枪扑面，一锏往还，端的是密风骤雨，又配合得滴水不漏。突然，老武生一声怒喝，一枪挑落小武生头顶的紫金冠，小武生似乎受到了惊吓，呆立当场。

    我以为这是剧情，哪知不是，老武生一卸长髯，手提长枪，对准小的，开始训斥；鼓锣钹之声尴尬地响了一阵，渐至沉默，在场的人都听清了，他是在指责小武生上台前喝过酒。说到暴怒处，举枪便打。这出戏是唱不下去了，只好再换一出。我站在幕布之侧，看见小武生在受罚：时代已至今天，他竟然还在掌自己的嘴。

    梨园一行，哪一个的粉墨登场不是从受罚开始的？这台前幕后，遍布着多少不能触犯的律法：玉带不许反上，鬼魂走路要手心朝前，上场要先出将后入相……如此讲究戒律，却是为何？

    千百年来，多少伶人身上承载着这样的命数：三天两头被人喝了倒彩，砸了场子，不得科举，不得坐上席，甚至不得被娶进门去；在最不堪的年代里，伶人出行，要束绿巾、扎绿带，单是为了被人认出和不齿；就算身死，也难寿终正寝。

    戏台上那烟尘里的救兵、危难之际的观音，实际都不存在。唯有信自己，信戏，以及那些古怪到不可理喻的戒律。这些戒律因错误得以建立，又以眼泪、屈辱浇成，越是信它，它就越是坚硬和无情，虽然它不能改变那可怕的命数，但它总能赏你一碗饭吃，给你些许做人的尊严。

    在江西万载县乡村场院里，我看过一出赣剧《白蛇传》，那大概是我此生看过的用时最长、记忆也最刻骨的一出戏。

    这出戏只五回，而每一回竟长达一个多小时。戏台上，小青与法海，一场打斗，但见翎子翻飞旗杆挑枪，但见金盔跌落银靴生根。可能是我想多了，——编排这出戏的人真是看透了人世。漫长的时间之下，戏台上的打斗正如生活中的对抗，几乎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既认真，又厌倦。

    戏台上，白素贞和许仙，他们说着西湖，说着芍药，彼此挨近着，端的是：隔墙花影动，金风玉露一相逢。就要挨在一起之时，又有意无意地闪躲开……一切都在微小处展开，又牵动着我的神经：他在如火如荼，我却知道好景不长；她那边莲步轻移，我这厢敲的是急急锣鼓；她深情款款，我看了倒是心有余悸。到最后，这许多的端庄、天真和痴恋只化作山水画上的浓墨一滴，剩余处全是空白，演戏的人走向断桥、残垣，看戏的人则奔向空白处的千山万水。

    这便是戏啊，老生和花旦，凤冠和禅杖，纷纷聚拢，造出幻境：这一方戏台，虽无波涛却会江水长流，不事耕种也有满眼春色。所谓“强烈的想象产生事实”，它让你沉醉其中，到了这时候，还分什么你看戏我演戏？我还清楚地记得散场之后的夜路。那一隅戏台被空前扩大，连接了整个夜幕：在月光下走路，折断了桃树枝，再去动手触摸草叶上的露水，都像一场戏。

    还记得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在长江边一艘废弃的运沙船上看徽剧《单刀会》。那只不过是个寻常的戏班子。

    可是，这里的关云长，全然不是人人都见过的那个关云长。上百种关公戏中的关云长，先是人，后是神，在不断的言说中变得单一和呆板，戴上了一副面具，成为了人们所缺失之物的化身。他不再是刘玄德一人的二弟，而是万千世人的二弟。他的命运，便是被取消情欲，受人供奉。可是，且看这出戏里的关云长：虽说逃脱了险境，惊恐、忐忑、侥幸却一样都没少，置身在回返的行船上，一遍遍与船家说话，以分散一点惊惧，惶恐得像个孩子。

    这一出乡野小戏，几乎照搬了元杂剧，竟然侥幸逃过了修饰和篡改；可以说，这出戏，以及更多的民间小戏，其实就是历史典籍。只不过，修撰者不是翰林史官，而是人心。是人心将那些被铲平的复杂人性、被抹消的文化印记，全都放置于唱念做打里残存了下来。这诸多顽固的存留，就是未销的黑铁，你若有心，自将磨洗认前朝。

    还是二月的北京，再次踏入美轮美奂的剧院，去看《战太平》。又是要命的新编，又要继续一夜的如坐针毡：声光电一样都没少。管他蟒袍与褶衣，管他铁盔与冠帽，都错了也不打紧，反正我有声光电；谋士的衣襟上绣的不再是八卦图，名将花云的后背上倒是绣上了梅兰竹菊，都不怕，反正我有声光电。

    唯有闭上眼睛。闭上眼后，却又分明看见一个真实的名将花云正在怒发冲冠，正在策马狂奔。他穿越河山，带兵入城，闯进剧院，来到没有畏惧的人中间，立马横枪，劈空断喝，一枪挑落他们头顶的紫金冠。

（取材于李修文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