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有利于京察制度的完善 ②体现中央监察机制的成熟

③推动官员考核系统调整 ④导致官僚机构的相互制衡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由御史监察、谏官言谏两大系统构成。秦汉时御史受丞相或少府节制，东汉开始，御史台逐渐独立出来，至宋代，御史的任用由皇帝亲自选用，不许宰执推荐。秦汉时御史尚有不纠三公的规定，至两晋南北朝，御史中丞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劾。迄于明清，特别还增加了对所谓“学术不正者”的举劾权。清朝更是明确规定，科道官的重点纠劾对象是“王公、贝勒”。西汉侍御史和刺史品秩为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唐代的监察御史为正八品上，但有权监督六部尚书。与此相反，言谏组织不断萎缩，元代干脆取消谏院。中国历朝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清代的《钦定台规》等。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

材料二

——摘绵自李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域下的制度设计变迁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权力监督的历史梳理》

材料曾国藩于1868年出任直隶总督，半年后他对直隶官员进行考核，并向朝廷上奏。他认为对官员的考核，可以达到“奖劝所加，精神一振，观摩惕励，可渐跻循良之域”的效果。下表是根据他对部分官员的考核清单而编制。

——据《曾国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