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童第周：生命奥秘的探索者

    童第周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胚胎学的研究。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后，他在这方面

    的探索更是不断深入。

    在生物遗传学和胚胎学领域，美国科学家摩尔根所建立的染色体学说，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地位。这位现代实验生物学的奠基者，借对果蝇的实验研究，建立起了遗传学体系，成了一名享誉世界的人物。童第周十分尊重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和他对生物遗传学的杰出贡献，但也有一个问题童第周长期得不到答案：摩尔根的染色体学说认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生物，在传宗接代的家谱中所以能保持子孙相传的遗传性状，主要是通过染色体的化学成分控制的。指导细胞一切生命过程的指令，都是从细胞核发出的，细胞质唯有接受细胞核的控制，而不可能在遗传中有所作为。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唯有通过实验研究来加以回答。

    童第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叶毓芬，叶为他这一大胆的想法而激动，决心全力协助他的工作，一批年轻的助手也来到了童第周的身边，大家组成了一个同心协力的研究班子，他们以金鱼和鳑鲏鱼为研究对象，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文化大革命”风雨动荡，这里的一切工作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终于，结果证明，生物性状的遗传，并不完全决定于细胞核，细胞质也表现了它主动的、积极的作用。成果引起了世界生物学界的关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教授牛满江提出了与童第周合作研究的愿望，童第周接受了牛满江的橄榄枝，研究所建在了北京中关村。

    这样的实验，需要科学家周密、审慎的科学头脑，需要比钟表工人更精细的操作技术。年逾七旬的童第周教授：往往从清晨6点观察金鱼排卵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钟，一口气干上七八个小时。匆匆吃过带到实验室来的午饭以后，他伸展一下发麻的手脚和变得僵硬了的腰背，接下去又是一场紧张的操作。黄昏降临了，灯光代替了日光。实验仍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制备核糖核酸的实验，需要保持摄氏4度的恒温，童老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穿着棉衣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与其说是一项研究工作，不如说是一场意志和体力的拼搏！辛勤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他们把从鲫鱼的卵细胞质里提取的信息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细胞质里，结果得到了一种性状有着明显变异的鱼种。这种鱼居然有着金鱼那样肥大的头部和丰满的躯干，浑身也披着金光闪闪的鳞片，但却脱去了金鱼那条雍雅华丽的纱裙，换上了像鲫鱼那样直峭利落的单尾。这证明核糖核酸对生物的遗传发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画家吴作人把这种鱼称为“童鱼”，并作《金鱼图》以祝贺。

    “童鱼”的诞生，并未使童第周停止新的探索，1976年，他和牛满江的实验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以蝾螈和金鱼这两种不同“纲”的动物作为实验对象进一步研究，得出了高级的两栖类蝾螈的脱氧核糖核酸，也会影响低等的鱼类的遗传性状。此后，童第周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社会职务，仍旧日夜思考着科研工作，他制订了一个短期和一个长期的科研规划，还打算在牛满江教授的支持下，在我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生物研究中心。

    1978年，童第周成功地进行了黑斑蛙的克隆试验。他将黑斑蛙的红细胞的核移入事先除去了核的黑斑蛙卵中，这种换核卵最后长成能在水中自由游泳的蝌蚪。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克隆技术发展的关注，受到国际生物科学界的认可。

    为了推动全国的科研工作，他还多次到天津、广州、上海等地去作学术报告，1979年3月6日上午，他给浙江省的科技、教育、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作关于加速科技发展的报告，突发疾病，不久在北京离开人世。

(周文斌、李元著《中国当代十大科学家》，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童第周(1902.5.28—1979.3.30)，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中国实验胚胎学和海洋事业的先驱》)②后来国际生物学界用培育者的名字命名了这条鱼——“童鱼”，为中国在世界生物学界赢得了可贵的荣誉。(中国科学院《纪念童第周先生诞辰110周年——引领中国克隆走向世界的先驱》)

    一个国家、民族的服饰，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符号。它是这个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深沉地蕴涵着这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气质、品格、神韵。它给人们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文化亲和力、国家凝聚力、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光彩夺目的创造、绚丽多姿的样式，在世界服饰文化中无与伦比，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服饰可溯源到旧石器时代的用树叶、兽皮遮体，“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后世的人们用丝麻的织品来替代兽皮，将丝麻织品染成五色，制成服饰，这便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①，故上表玄，下裳黄”。上衣下裳样式的确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将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等形而上的道理寓于形而下的服饰之中的“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的服饰从一开始，便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精神的表征。

    殷周以后，服饰“以五采章②施于五色作服”，五色的不同颜色服饰表示不同等级，衣服上不同的纹饰亦体现不同等级，把服饰当作礼仪的内容之一。服饰作为社会政治典章制度、等级名分、贵贱之别的表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社会人际关系的功能，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汉以后，历代冕服制度都有所改革，到隋唐而历宋元明清，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灿烂美观，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又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服饰文化中独占鳌头，凸显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无限的魅力，为人们所赞扬敬服。隋唐服饰沿袭汉魏，有所改革，但无论男女都分礼服与便服两种。隋文帝扬坚制定《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后又有所增加，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唐初高祖李渊制定《衣服令》，对皇帝、皇太子、皇后、妃嫔等都做了规定；官员的常服服色基本按品级分为紫绯、绿、青等。宋代的服饰崇尚素雅，天子、后妃、诸臣、士庶之服都有一定之规。历代士大夫、思想家对服饰非常重视，他们或参与制定，或进行改革，作为其制礼工作的一部分。假如不按规定穿着，便被视为是逾僭和非礼的行为。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随中华民族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它经历了从简朴到复杂再到易简的过程，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的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变化产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其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显著特点。尽管这些特点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但都是创造新的服饰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闪光的方面，在当下古今中西服饰文化的融突和取舍中可转生为既体现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又能体现现代中国人精神面貌和审美观念的新国服。

（摘编自张立文《国服与民族人文精神》）

【注】①文：色彩交错。②章：花纹。

    在信息化时代，体能与机械能不再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智能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权威性标准，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则进一步将这种决定性与权威性推向顶峰。

    信息是什么？通常的意思是音讯消息及其内容和意义。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但是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揭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信息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的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各种信息通过与人的感官的相互作用进入人的意识，并在人的大脑中进行加工和处理，被翻译成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的语言再现出来。人类语言成为这种被意识到的信息存在的唯一载体。因此，信息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可以表述为，人是信息的主宰者，信息为人所控制，为人服务。然而，这种关系在信息化社会遭遇了或正在遭遇颠覆性的挑战。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包括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信息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这样的共识，人们放松而理所当然地沉醉于数字化信息带给我们的奇妙、自由、淋滴的快感。而恰恰是这种人对信息逐渐形成并且巩固的心理依赖，将信息与人的本质关系置于了深刻的矛盾之中。

    如前所述，现实中的信息必须以人类语言作为自己的唯一载体。信息化时代生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用以再现被人脑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并使之能够被认识、被理解、被获取、被保存、被利用以及被再造的计算机语言。计算机语言虽然也是人类创造，并且也逐渐被广泛使用，但是其背后支撑它的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却掌握在少部分专业人士手中，公众被远远地甩到了高科技发展的边缘，他们只能按照少数人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仅有的范围内去选择，成为数字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越多地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严密地被少数人的思维所控制，且这种控制最终会表现为信息对人的控制。

    现代信息及其技术形态能够广泛参与人类的知觉活动、概念活动甚至情感性活动，形成对人的智能的精确模拟，这使它以摆脱对人的依赖性，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科学技术与人的矛盾关系，是否意味着，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及其社会的深刻信息化与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对信息处理的强大功能，将把人类推向被奴役者的终极命运？

    面对网络普及和信息泛滥，我们要从华丽的科技陷阱和繁杂的信息现象当中超拔出来，确立起人与科技和信息之间主体与对象、控制与被控制的合理关系。

（节选自张志宏《信息化时代人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救赎》，有删改）

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肖伟光

    ①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古人做学问，特别注重“经世致用”。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要强调“管用”，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②做人民需要的学问，就得走出书斋，走进实践，为人民立德立言。《论语》有载，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与状态，用通俗的语言指导他们如何尽孝、如何为政、如何行仁。他还将“六艺”传播到民间，是将学问带出“象牙塔”的典范。这对于今天如何做学问仍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③然而在现实中，有的学术研究陷入自我循环，一些所谓的“学术成果”，材料似曾相识，观点人云亦云，一看便知属于闭门造车；还有一些人不甘心坐冷板凳，不潜心做真学问，而是热衷于做学术“明星”、网络“红人”。凡此种种，都不是研究的大道、学术的正途，都不可能做出真学问。

    ④习近平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只有切合时代需要、满足人民需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才能写进群众心坎里、发挥应有作用。

    ⑤学问一词源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问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做人民需要的学问，贵在“知”，即思想的创新；更贵在“行”，即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北宋学者范仲淹不仅潜心学问，而且开创了义庄慈善事业。这种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学者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三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带领10万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他每年进山“务农”超过200天，帮助山区农民增收28.5亿元，成为村民们眼中的“科技财神”。

    ⑥在新时代，做学问的实质在于从学术的角度总结、提炼和发展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实践经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⑦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选自2019年3月8日《人民日报》）

    法哲学是从哲学角度、用哲学方法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学科，法哲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法学研究提供基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什么样的法哲学。人们对法治建设及其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法学研究应更加影显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法哲学研究增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帮助人们更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逻辑，从而对法治中国建设有所助力。

    过去一个时期，西方法哲学研究几乎成了法行学研究的同义词，西方法哲学的学术思想、理论问题等几乎成为法哲学研究的全部，不少学者着迷于哈特·德沃金等西方法哲学家。实际上，尽管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法哲学为中国法哲学研究提供了知识资源，但中国法哲学不能也不应只是对西方法哲学研究进行复制模仿，不能沿着别人的路往下走。中国法哲学研究如果没有自身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特性，就难以走向深刻和成熟。那就好比自己的躯体里装了别人的灵魂，无法为法学研究提供哲学根基。

    中国法哲学要屹立于世界法学之林，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法哲学应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独特理解及解决方式，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源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主体性。

    中国法哲学研究还应直面中国法治的现实问题，在法治实践的诸环节如立法、执法、司法中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形成着力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可以说，只有当中国法哲学银造出成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发掘了真问题，并由此展开中国式的法学和哲学探讨，中国法哲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资源并真正进入法律实践，而不是沦为抽象的思辨游戏和少数学者的自娱自乐。

    要实现中国法哲学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在研究中中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华。在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发现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法哲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法治及其现代化将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体现什么样的特色？需要中国法哲学认真思考研究。比如，研究全面依法治国的本体论。阐释其性质、目标、本原、根基等。在认识论上研究关于法治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知识的来源或依据是什么，如何检验其真理性等，在实践论上研究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基本方法，主要步骤等问题，科学阐明与社会主义法治相关的价值与工具，目的与手段，系统与子系统以及战略布局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中国法哲学要对这场深刻变革积极，能动地进行回应，研究新时代的现实问题，激发中国法哲学自身的活力，展现中国法哲学独特的价值风貌。

（选自姜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哲学》，《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