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可以算作四合式院落的最早实例，发现于陕西岐山凤雏村，是一座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时期建筑遗址。它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作四合院，四合院应具备四面方正围合的布局和居住功能两个要素，而这组建筑平面布局虽已具备了四合院的基本特征，但使用功能推断为祠堂，不属于住宅。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中的证实，这种四面方正围合、轴线对称的院落布局方式的四合院，在汉代已经形成。之后，作为我国住宅建筑布局的一种重要方式历经唐、宋等朝代延续发展。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将全国性质的首都定于今北京，称为大都。大都城经过严格的规划布局，城内用横平竖直的大街将大都城分割成数十个里坊，坊内以八亩为一份住宅的宅基地供居民建造院落，也就是著名的“八亩方宅”。根据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元代后英房和玉桃园等地的居住遗址判断，元代住宅格局已与现代的四合院非常接近。所不同的是，元代住宅为轴线前端开门，且其前后两进房屋中间有廊子相通，使得前后两座房屋形成“工”字形，称“工字廊”。可以说元代大都城内的院落是目前已知北京四合院的肇始了。明清时期，工字廊逐渐消失，大门开始从轴线前端偏居院落一角，直至清代中后期四合院基本定型。自清代末期开始，随着西方文化大量传入，西方的建筑形式和装饰元素也随之进入了北京四合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了西洋式大门。这些西洋味基本上没有破坏四合院的格局，也没有打破四合院的尺度和色调，反而为四合院增加了一些新气象。

    北京四合院是我国北方四合院式住宅的代表，它是在北京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发展成熟的，因此其院落布局和建筑单体都表现出了宜居性，也处处体现出北京传统文化的内涵。从平面格局上看，北京四合院具有“坎宅巽门”特征，也就是坐北朝南的院子，按照后天八卦方位，正房位于正北方坎位，而大门开在东南角巽位。坎宅保证了住房朝南采光，巽门能防止从大门望见院内情况，保证了宅院私密性，而其庭院的空间接近正方形，则更利于北京天气条件下的采光和家庭成员的活动。作为礼仪之邦，为了更加强调礼制上的内外有别和主客有别，较为讲究的四合院往往在里外院之间建造一道二门作为分割，二门一般做成饰满木雕的垂花门形式，十分美观，增强了四合院的艺术气息。

    四合院的单体建筑尺度是一种较为亲切的建筑风格，其厚重的屋面和墙体营造出冬暖夏凉效果，也表现出其对北京气候的良好适应性。北京四合院色调上表现出外观上砖瓦的灰色调和内向空间油漆彩画、装饰装修的多彩纷呈。一方面，这种灰色调的外观和相对较为低矮的建筑尺度从一个侧面烘托出了整个城内重要建筑如宫殿、坛庙、皇家园林和寺观等的恢宏气势和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内部空间的多彩带给居住院内的人们比较欢快的氛围。同时，四合院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将“天人合一”的理念倾注到了它的一草一木，四合院的绿化植物选择不仅注意到了对本地自然气候的适应性，尤其注意到了植物对建筑的影响。那就是，作为院外的行道树会种植高大落叶乔木，不妨碍交通。而庭院内则都是落叶小灌木或者乔木以及花卉，它们的根系都很小，不伤害建筑物。更为重要的是，如同所有中国传统建筑一样，即使是花木，也会被赋予无尽的情感。这些四合院的花木都是中国数千年发展史中被赋予了深刻文化内涵的品种，如常见品种槐树象征了崇高的威望、良好的品德，海棠、石榴象征了家族兴旺、日子红火，丁香和牡丹象征了夫妻好合、富贵荣华，如此等等。正如《论语》云：“和而不同。”四合院在“和”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院落布局的不同组合形式、单体建筑形制的差异以及砖雕、木雕、石雕等众多建筑装饰细节上的变化。通过这些“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读懂宅院主人的社会地位、思想情怀、文化修养和喜怒哀乐。可以说，当我们真正走近和走进北京四合院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在品读一种建筑，更是在了解中华历史，释读传统哲学和文化。

（摘编自李卫伟《留住乡愁——释读<北京四合院志>》）

    中国古典美学孕育了“京派文学”。

    首先，儒家美学影响了“京派文学”的“为人生”文学理念及和谐节制审美风格的生成。

    儒家美学是注目于现实人生的美学。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流派，“京派文学”无疑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对现实人生的描绘。当然，“京派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继承文学研究会而来，但“京派文学”的古典文化情结注定了其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深刻汲取。

    只是在对现实人生的表现上，“京派文学”特别关注底层人生的描写，关注边缘生活的悲苦与辛酸，完全疏离酷烈的政治与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是以“乡下人”的眼光为主的，不惨烈，不阴郁，相反充满温暖平淡、质朴与倔强的力量。主人公亦大多缺乏精神上长久不安的骚动，显得平淡、静穆，充满倔强而坚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这显示了当时中国文人关于民族未来的乡村乌托邦式想象，也间接表达了其对当时的现代化即城市主义、进步主义的思想悖反。在“京派文学”之前，鲁迅着力发现旧中国文化情境下农民的愚昧与人性的残忍，积极发掘民族的“脊梁”；而“京派文学”则严厉批判城市文明及知识阶级，着力发掘农民的质朴、平和、倔强与纯粹，关注静默坚韧行走着的民族魂。

    儒家美学在一定意义上亦决定了“京派文学”和谐节制的审美风格的形成。儒家美学讲究中和之美，讲究以礼节情，认为和谐应是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了中国“温柔敦厚”诗教观的生成，使中国文学含蓄蕴藉，不流荡放衍。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京派文学”，使“京派文学”深致，含蓄，不流放，有一种“节制的美感”，并由此带来“情绪和表现的尊严”。沈从文喜欢颂扬人类的“美丽与智慧”，重视文章有“兴味”，厌弃“讽刺与诙谐”，更反对作家种下“争斗的力的种子”。李健吾认为伟大的作品必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因为“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其次，道家“无用之用”的美学思想对“京派文学”自由、自足的文学观念也有所影响。

    “京派文学”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悲哀的色调，一种东方的、静观的、寂寞的意味，甚至沾染有死亡和忧郁的淡淡气息。“京派”作家普遍认为，文学是“自我最高的表现”，是人们精神“余裕”的产物，是一种“不用之用”，甚至是“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和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李长之重视文艺作品笔墨的“从容”、“完整”，以及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沈从文则竭力表现着“美”，“美”、“恰当”、“自由”、“人性”，是沈从文遵从的最高美学法则。

    再者，中国古典美学重“意境”的美学观对“京派文学”重“境”文学理念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相对于传统章回体小说，不注重故事传奇式情节的敷演，只一味重视自我情味的抒发，因而在很大的意义上被称为“抒情体小说”。这种抒情体小说连同其他京派文学样式，都普遍追求“境”的营造，注重“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的营构。周作人的散文追求一种“平淡”之境，沈从文的小说追求一种“和谐”优美境界。

（摘自程勇真《“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有删节）

论技术规律的人工生成

罗天强 鼓正坤

    规律是生成的。规律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生成论规律观认为规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物质世界的演化而生成的。所谓生成是“产生”“形成”我的意思，是从“无”中生出来“有”来。

    技术规律是人工生成的。如果说自然规律是自然生成的。那么技术规律则是人工生成的。技术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技术活动是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的，但也存在自身特有的规律。

    陈昌曙先生认为：“人工自然领域遵循天然自然的规律。并不意味着人工自然没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张华夏先生也说到，技术“促使自然界所没有的人工客观新规律的出现”。他们所说的“特殊规律”或“新规律”既是本文所说的人工生成的技术规律。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的过程。是自然规律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特定的自然事物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因此，技术规律的生成相应的，涉及到特殊的人工条件、人工物制基础，以及人为建立的关系。技术规律在严格特殊的人工条件下生成。规律的生成，存在与特定条件有关。人们借助于技术手段提供的人工控制的严格特殊的条件便成为技术规律生成的重要途径。

    人工条件下人工物质生成过程中技术规律的生成。在人工合成的化学反应中，人工创造的特殊条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特殊的人工条件不仅使参与作用的反应物的内部的相互作用发生改变或以别的方式发生作用，同时还使参与作用的反应物之间发生特殊的相互作用。从而能够实现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转化过程。

    人工条件下物质加工过程中技术规律的生成。由于许多物质材料（包括天然和人工的物质材料）并不能直接地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因而还需要对材料进行加工，给予特定的“造型”。物质材料加工成特殊造型，创造了自然界不存在的转化和过程。并因此生成了在研的技术活动中才存在的物质加工制作规律。

    在人工物质研究和赋予技术产品使用条件中技术规律的生成。人工生成的新物质具有什么性质或功能，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加以考察。这个实验研究过程，实际上是赋予人工物质特殊人工条件的过程，因而也是提供特殊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也是生成技术规律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质的人工物志是在相应的条件下才会呈现出特定的功能和变化规律。人们制作特定产品，总是依据特定的物质材料在特定的条件下的功能或尊循的规律以及特定的技术目的。赋予产品或零部件特定的结构，这些结构中包含了特定的物质载体和预设的条件，当技术产品在使用时，预设的条件在人为的操作下变为现实。运用于其中的自然规律和技术规律使以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改变了传统的关于人与规律关系的认识，人们能够发现和利用已存在的规律。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生成和应用原来不存在的规律，彰显了人对规律得更为积极的能动关系？

    技术规律人工生成的无限性，使技术发展也具有无限性的特点，使人们在更深的程度上和更高的水平上创造人工自然，满足人们日益发展的合理性需求，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成为可能。

    技术规律的生成和应用，将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讲技术发展与生态和环境保护同一起来。将人工自然的创造与天然自然的保护统一起来，保持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速度的张力。更好地了解地球生态环境及人工技术和人工自然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促进技术生态化和人性化发展，促使人类有意识的，科学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选自《自然辩证法研究》，有删改）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地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选自《悦读》，2013年第9期，有删节）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难以忍受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虽有忧愁，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有删改）

    ①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这阐明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并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了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文明。透过这些生动丰富的文明形态，抓住交流互鉴这一本质要求，顺应文明发展规律，才能破除人类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诸多困惑，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②交流互鉴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文明有机体的基本特征。人类在不同地区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不同文明形态。人们不仅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还要在个体生命活动基础上构建起种族、氏族、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技术条件、交通工具等限制，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一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但这种交流客观存在。

    ③文明往往是内聚力和外引力的统一体。一方面，它通过内聚力来维系自身的特质，使自身得以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它通过外引力将外部资源转化成自身养分，使自身得以开放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原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其互补性也会越来越强。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明的开放程度和借鉴能力就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就会走向衰落。只有保持开放，通过交流对话，积极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才能更好获得外部参照，在互鉴中清楚认知彼此优长、探寻互补空间、促进自身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④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寻求合作共赢的必然途径。不同文明承载着不同的价值，文明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追求。不同文明既有各自特殊的价值，也有共同的追求。比如，在当今世界，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共同心愿。我们应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加深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差异性的认知，以团结、智慧、勇气促进交流互鉴，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走合作共赢之路。

    ⑤文明交流互鉴应是平等的，而不应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是单一的、单向的。强调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多年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人们对不同文明共生共存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其他国家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联系起来，推动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摘编自欧阳康《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