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我向曙光顶礼，忠诚如同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运动。黎明带回来了英雄时代。在最早的黎明中，我坐着，门窗大开，一只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蚊虫在我的房中飞，它那微弱的吟声都能感动我，就像我听到了宣扬美名的金属喇叭声一样。此中大有宇宙本体之感，宣告着世界的无穷精力与生生不息。黎明啊，一天之中最值得纪念的时节，是觉醒的时辰。那时候，我们的昏沉欲睡的感觉是最少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是给我们自己的禀赋所唤醒，而是给什么仆人机械地用肘子推醒的；如果并不是由我们内心的新生力量和内心的要求来唤醒我们，既没有那空中的芬香，也没有回荡的天籁的音乐，而是工厂的汽笛唤醒了我们的，﹣﹣如果我们醒时，并没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末这样的白天，即便能称之为白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言。感官的生活在休息了一夜之后，人的灵魂，或者就说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弥漫一次，而他的禀赋又可以去试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以纪念的一切事，我敢说，都在黎明时间的氛围中发生。诗歌与艺术，人类行为中最美丽最值得纪念的事都出发于这一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都像曼依，那曙光之神的儿子，在日出时他播送竖琴音乐。早晨是我醒来时内心有黎明感觉的一个时候。改良德性就是为了把昏沉的睡眠抛弃。几百万人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清醒就是生活。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常清醒的人。要是见到了他，我怎敢凝视他呢？

    我们必须学会再苏醒，更须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的。我没有看到过更使人振奋的事实了，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能画出某一张画，雕塑出某一个肖像，美化某几个对象，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加荣耀的事是能够塑造或画出那种氛围与媒介来，从中能使我们发现，而且能使我们正当地有所为。能影响当代的本质的，是最高的艺术。每人都应该把最崇高的和紧急时刻内他所考虑到的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节上也配得上。如果我们拒绝了，或者说虚耗了我们得到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思想，神示自会清清楚楚地把如何做到这一点告诉我们的。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 ， 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末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因为，我看，大多数人还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的呢，然而又多少有点轻率地下了判断，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归荣耀于神，并永远从神那里得到喜悦”。

﹣﹣选自梭罗《瓦尔登湖》

    贾母因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贾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谅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众人不解其语，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向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龙虎斗

陈玉兰

    民国初期，保定府直隶督军曹锟六十大寿，传令：全城各戏班比试，得头名者近宅唱堂会。一时间，各路英雄风起云涌，杀得天昏地暗，最后，剩秦、袁两家决一雌雄。

    总督府门前有两支大旗杆，盘播云霄，一旗飘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一旗飘着总督府五色督军条旗。据传，旗杆从无人敢攀，旗杆顶只有侠盗燕子李三常去栖息。曹锟手下传令：两班主徒手攀大旗杆，谁先到顶，扯起大旗为赢。秦班主心里掂量着，那五色督军条旗，曹锟视为命根子，昭示自己的权利、气势，如神位般供奉，现正竞选大总统，动其大旗，岂有好果子吃？便犹豫迟迟未动。袁班主一旁讥笑：戏班四五十人的饭口不管？秦班主咬牙跺脚，心一狠，揣上脑袋拼条活路。

    两人各立了生死状，搓两阉，一为青天白日旗，一为五色督军条旗，抓哪阉，攀哪旗。秦班主记不得念了多少遍阿弥陀佛，闭艰一抓，战战兢兢半天才敢打开，竞是“青天白日旗”，心里一阵窃喜，苍天有眼，佑我不死，平时连树都不敢上的秦班主，竟不知哪来的邪劲，“噌噌噌”如猴子般蹿到旗杆顶。低头一看，袁班主并没有动静，站在旗杆下，扬扬手，高喊一声，后会有期，掉头便走。离了古城门，扬长而去。

    泰班主赢了这场比武，得了重金，自然成了曹锟府的常客。自此，眼睛长到脑袋顶，一般人眼里夹都不夹，话音自是鼻子里哼出。但他每每想起袁班主，便觉愧对。一日，一个年轻人来到秦家班，叫板秦班主。秦班主见他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好一副人才，似曾相识，便有几分喜欢？秦班主不曾理他，任他叫骂。不曾想，年轻人拿秦班主对他的迁就，当软弱可欺，竟放出话采，缩进乌龟壳不出来，徒有其名，怕了不成？秦班主当下血冲脑门，撕旗迎战。

    全城人闻此消息，把二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据说，保定军校傅作义将军也在人群中。但见秦班主一身夜行装束，襄了腿脚；乌黑平头，透着干净利蔬索；头顶十八只青花瓷碗，最上面一只盛满了水，把二胡立于腰间，拉满弓弦，开弓有声，如万马奔腾，似瀑布飞溅，气势滂沱，头顶碗中的水一滴未溢，功夫了得！年轻人嘴角泛起一抹笑，轻轻拉动手中二胡，如诉如泣，竟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但见年轻人席地而坐，挽起裤腿，脱掉鞋子，一只脚夹起胡弦，一只脚夹紧弓子，双脚拉起二胡，弓弦合一，上下翻动。或高或低，或张或弛。秦班主见他技艺十分娴熟，心说这人倒有些本事，又见年轻人双手撑地，双脚离地，头朝下拿起大顶，却仍用双脚把二胡拉得山响。秦班主似觉一股杀气逼来，连打几个冷战。忽见年轻人仍用双手撑地，双脚拉着二胡，稳稳绕场一周，二胡声越发悠扬嘹亮。

    这就是惊天地没鬼神的江湖神仙脚！寂静中一声惊呼，雷鸣般掌声刺破青天，铜板如冰雹飞向年轻人。秦班主猛见年轻人脚心一朵紫梅花，分外刺眼，忽地想起，袁班主脚心与此一模一样，那句“后会有期”，霎时如雷贳耳，只觉内心如翻江倒海一般。年轻人走到秦班主跟前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当年我爹是有名的“猴爬杆”，而且，曹锟已私下应允我爹唱堂会，所抓两阉都为青天白日旗，曹锟意在激起各戏班互斗，为他大寿烘托气氛。我爹不忍，解散戏班，后奔延安抗日剧团，在战斗中牺牲。今儿，我特来为父明志。说着把整整一口袋铜子递给了秦班主。秦班主羞愧泪流：年轻人，请留步，我有话请教。

    那年，一九四九年，阳光分外灿烂，两戏班合二为一，就是古城剧团前身。

合坟

    院门前，一只被磨细了的枣木纺锤，在一双苍老的手上灵巧地旋转着。浅黄色的麻一缕一缕地加进旋转中来，仿佛不会终了似的，把丝丝缕缕的岁月也拧在一起，缠绕在那只枣红色的纺锤上。

    不远处，老伴带了几个人正在刨开那座坟。老伴早已不是村里的支书，可那坟里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病。

    今天是那姑娘的喜日子，乡亲们凑钱寻了一个“男人”，做主给这孤单了十四年的姑娘捏和了一个家。请来先生看过，这两人属相对，生辰八字也对。坟边上放了两只描红画绿的干盒子，每只盒子上都系了一根红带。一只装了那个付钱买来的男人的尸骨，另一只等着将姑娘放进去，然后就合坟。

    那一年，老支书领着全村民众，和北京来的学生娃们苦干一冬一春，在村前修出平平整整三块大寨田，为此还得了县里发的红旗。夏季发山洪的时候，学生娃们拿出那面红旗来插在地头上，要抗洪保田。疯牛一样的山洪眨眼冲塌了地堰，学生娃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下水去。把别人都拉上岸来的时候，新塌的地堰却将玉香裹进水里去……

    后来，县委书记来开过千人大会。后来，就有了那座坟。坟碑的正面刻着：知青楷模，吕梁英烈。光阴荏苒了十四年，玉香的同学们早就头也不回地走得一个也不剩，县委书记也换了不知多少任，谁也不再记得这个姑娘，只是有些个青草慢慢地从砖石的缝隙中长出来。

    渐渐地，一伙人都没在了坑底，只有银亮的镢头一闪一闪地扬出些湿润的黄色来。随着一脚蹬空，一只锨深深地落进了空洞里，人们的心头止不住一震：

    “到了？”

    “到了。”

    “慢些，不敢碰坏她。”

    “知道。”

    老支书把预备好的酒瓶递下去：

    “都喝一口，招呼在坑里阴着。”

    会喝的，不会喝的，都吞下一口，浓烈的酒气从墓坑里荡出来。

    用手揭去腐烂的棺板，那具完整的尸骨白森森地露了出来。一股尚可分辨的腐味，正从墓底的泥土和白骨中阴冷地渗透出来。

    老支书把盒子递下去：

    “快，先把玉香挪进来，先挪头。”

    人们七手八脚地蹲下去，接着，是一阵骨头和木头空洞洞的碰撞声。

    “惜惶的，为啥挣死挣活非要从北京跑到咱这老山里来死呢？”

    “北京的黄土不埋人？”

    “你死的时候保险没人给你开大会。”

    “我有个孝子举幡，请来一班响器就行。”

    老支书正色道：“又是封建。”

    有人揶揄着：“你不封建。等你死了学公家人的样儿，用文火慢慢烧。到时候我吆上大车送你去。”

    老支书涨头涨脸地咳起来。忽然有人喊：

    “呀，快看，这营生还在哩！”

    黑色的头扎成一堆，十来只眼睛大大地睁着，把一块红色的塑料皮紧紧围在中间：

    “玉香平日用的那本《毛主席语录》。”

    “呀呀，书烂了，皮皮还是好好的。”

    “这营生咋办？也给玉香挪进去？”

    猛地，老支书爆发起来，对着坑底的人们一阵狂喊：

    “为啥不挪？咋，玉香的东西，不给玉香给你？挪！一根头发也是她的，挪！”

    墓坑里的人不敢回话，只有些粗重的喘息声显得很重。

    合坟后，黄土堆就的新坟朴素地立着，在慈祥的夕阳里仿佛真的再无一丝哀怨。

    老支书把村里买的最后一包烟一份一份地发出去。有人用烟卷戳点着问道：

    “这碑咋办？”

    “啥咋办？”

    “这碑是给她一个人的，现在是两个人，那男人也有名有姓，说到哪去也是一家之主呀！”

    一伙人闷住头，有许多烟在头顶冒出来，一团一团的。

    老人吞下一口酒，热辣辣的一直烧到心底：

    “不用啦，他就委屈些吧，这碑是玉香用命换来的，别人记不记扯淡，咱村的人总得记住！”

    挖开的坟又合起来。没有人回话，又有许多烟一团一团地冒出来，老支书站起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

    “回去，吃合各。”

    坟前的人散了场，那只旋转的纺锤再一次停下来。她扯过一根麻丝放进嘴里，缓缓地用口水抿着，心中慢慢思量着那件老伴交待过的事情。沉下去的夕阳，使她眼前这寂寥的山野又空旷了许多，沉静的思绪从嘴角的麻丝里慢慢扯出来，融在黄昏的灰暗之中。

    吃过合各，两个老人守着那只旋转的纺锤熬到半夜：

    “去吧？”

    她把准备好的一只荆篮递过去。

    “都有，烟、酒、馍、菜，还有香。”

    “去。”

    “告给玉香，后生是属蛇的，生辰八字都般配。”

    “又是迷信！”

    男人转身走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很黑。

    那只枣红色的纺锤又在油灯底下旋转起来，一缕一缕的麻又款款地加进去。蓦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坟那边传过来，她揪心地转过头去。

（选自《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对原文有删改）

谎 言

相裕亭

    盐河北岸，有一小村，依河而居。几十户人家，却散落在一条两里多长的古河套里。远看，乌蒙蒙一片，恰如零零散散的旧船被遗弃到河岸边。走到跟前，透过河堤上茂密的竹柳，才可辨出一家一户错落有致的小院及房屋间的石巷黛瓦。

    此村，名曰犯庄。乍一听，此处是出土匪、罪犯的地方。其实不然。

    日伪时期，那里曾上演过一场貌似影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有两个偷偷摸进村里的小鬼子，被村里的男人打死，扔到村外的芦苇荡里。驻扎在盐河口的小鬼子追查下来，把全村的成年男子集中到盐河边的小码头上，架起机枪，限定时间，逼他们交出“凶犯”。否则，将统统杀死。

    关键时刻，村里的陈铁匠站了出来。陈铁匠说，小鬼子是他杀死的。

    日本兵中，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小队长，看到陈铁匠站出来，嘲讽般地独自鼓起掌来。随后，那家伙满脸狐疑地走到陈铁匠跟前，指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变换着指间的数字，问他：“你的，一个人，杀死他们两个？”

    陈铁匠脖子一挺，说：“是。”

    小鬼子“呦西”一声，随之，目光转向旁边陈铁匠的儿子，怒吼一声：“你的，不明白吗？”

    小鬼子不相信陈铁匠一个人，能杀死他们两个日本兵。当即，陈铁匠的儿子也被拉出队列。在处置了铁匠父子后，小鬼子们仍不肯罢休。他们把村里的男人押上河边巡逻舰。说是要带他们到“据点”内继续盘查。其实，是强征他们到山东招远金矿做劳役。

    不久，他们当中有人写信回来。

    小村里，许多妇人听说那户人家有信来，都纷纷跑去看。信中提到几户人家的男人，在半道上逃跑，或是在开采金矿时不守纪律，被日本人给杀了。那几户死去男人的人家，先是有妇人滚在床上或地上哭。随之，就有人帮着焚烧火纸。另有妇人们帮着收拾庭院，支起灵棚，支起锅灶，办一桌酒菜，来祭奠那家死去的男人。此时，陈铁匠家的女人，一定会在这些妇人当中。因为，当初她家男人与儿子被日本人杀死后，村里的妇人们，就是这样帮她的。

    但是，此番铁匠家的女人，在帮衬那户家人料理后事时，如坐针毡！她从那户人家的哭声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人家的冤屈与愤懑。

    “死鬼呀，你死得好冤！你跟着人家白白送死呀。”

    盐河边的女人，哭亡夫时，都是那样称其“死鬼”。人家哭她家的死鬼死得冤，白白地跟着去送死！这说明什么？说明她家男人是不该那样死的。究其原因，自然就落到铁匠父子的头上了。整个村庄的男人被日本人掠去做劳役，都与她家的男人打死鬼子有关。所以，铁匠家的女人在那户人家做事时，半天不说一句话。

    村子里的女人，表面上看不出她们是怎样恨铁匠家的男人和女人。但是，那些女人的心里，或多或少地还是会怨恨铁匠父子招惹祸端，给大家带来麻烦。以至于，性格刻薄的女人，在街面上与铁匠家的女人走个对面，都不搭理她。这样一来，村子里再传来哪家男人死去的噩耗，她干脆缩在家里，不想去做帮手了。再后来，她悄无声息地带着孩子隐居娘家。

    解放后，陈铁匠的后人想为他们因打死鬼子而惨遭日寇杀害的先祖树碑立传。他们找到盐区地方政府。编写盐区地方志的同志告诉他们，当年死在芦苇荡里的那两个“鬼子”，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两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盐工，并不是真的日本兵。他们之所以要自编自导那样一场惨剧，是为了向金矿输送劳工。

    这就是说，铁匠父子打死鬼子之说，是子虚乌有的事。

    不过，地方政府还是追认陈铁匠父子为革命烈士。为了一村村民，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不是烈士，又是什么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