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

席慕蓉

     1我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在南京逸仙新村的一个小学里，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容颜。

    我的女儿是三岁多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也不过是去随便玩玩。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那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着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2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举办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桐，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小朋友们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乐，等到学校的广播通知一响，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操场。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国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饱满，身体结实，低年级那些小朋友们，更是扭得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而此时，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瞩着我们。有老人，也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道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些孩子都特别熟悉。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反而想去做一个潇洒的流浪者的吧。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呢？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时，师生们聚在一起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话，他对小朋友说：

   “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平常公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妒忌他呢？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原野，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的国家，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灯下，我不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块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而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对外面的一切拥有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哪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呢？

【注】席慕蓉（1943年10月15日~），蒙古族，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

马裤先生

老舍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先生，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茶房！”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手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醒了，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有删改）

不识

张晓风

    家人至亲，我们自以为极亲极爱了解的，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父亲的追思会上，我问弟弟：“追诉平生，就由你来吧，你是儿子。”弟弟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有些事情，我们小的没赶上。”然而，我真的知道父亲吗？我们曾认识过父亲吗？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

    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父亲打算读第七师范，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目的是借钱。堂叔站起身来，从一把旧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怜爱眼神。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然而，我真认识那孩子吗？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向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

    “台湾出的东西，就是没老家的好！”父亲总爱这么感叹。“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咱说有的，譬如这香椿。”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台湾的，“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在我们老家，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啊！而且台湾是热带，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那芽也就不嫩了。在我们老家，只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忽然一下，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又厚又多汁，大小小孩全来采呀，采下来用盐一揉，放在格架上晾，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呼噜——地一直流，下面就用盆接着，好运卤汁下起面来，好运个香呀——”

    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的过程中竟会“呼噜——呼噜——”流汁 ， 我被他言语中的象声词所惊动。那香椿树竟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我每次都循着那株香椿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

    父亲晚年，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只因他曾跟我说过：“总理下葬的时候，我是军校学生，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我被选上了……”他对总理一心崇敬——这一点，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敬佩的，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的心悦诚服。“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生死追随，父亲应该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我并不能体会。

    年轻时的父亲，有一次去打猎。一枪射出，一只小鸟应声而落，他捡起一看，小鸟已肚破肠流，他手里提着那温暖的肉体，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杠子手”，意思是耿直不圆转，他听了也不气，只笑笑说“山难改，性难移”，从来不屑于改正。然而在那个清晨，在树林里，对一只小鸟，他却生慈柔之心，誓言从此不射猎。父亲的性格如铁如砧，却也如风如水——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披红斗篷的定玉向他拜了四拜，转身而去，消失在茫茫雪原里，说：“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贾府上下数百人，谁又曾明白宝玉呢？家人之间，亦未必真能互相解读吧？

    我于我父亲，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他的悲喜、他的起落、他的得意与哀伤、他的憾恨与自足，我哪能老能一一探知、一一感同身受呢？蒲公英的散蓬能叙述花托吗？不，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它只知道，后来，就一切都散了，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草原上的某处，会有新的蒲公英冒出来。我终于明白，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至亲如父女，也只能如此。

    我觉得痛，却亦转觉释然，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生命，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死亡，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原来，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

匠心

李广

    ①乾隆二十八年，腊月初六清早，雪后初霁，玉雕师傅陈唯友推开大门，发现门楼下蜷卧着一个少年，伸手一探，气若游丝。忙唤徒弟们将人抬至屋内，加覆棉被，喂饮热汤，良久少年方才醒来。少年乃徽州人氏，年方十四，连年遭旱，家人皆饿死，少年流落到苏州城，恰逢连日风雪，饥寒交迫昏死在陈家门口。

    ②不几日，那少年气色缓和过来。再见之时，少年纳头便拜：“恩人在上，受程准一拜。”

    ③陈师傅急忙搀起：“孩子，世道艰难，焉能见死不救？不知今后作何打算？”

    ④那少年再次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请恩人念我手脚齐备，舍得下气力，收我为徒，他日学得一技之长，以报恩情之一二。”

    ⑤陈唯友沉吟了片刻。他心里清楚，玉雕乃大技艺，虽勤能补拙，但要成为良匠，无天资禀赋不能达。但转念一想，自己膝下无子女，眼下几个徒弟无出色之辈，如此下去，自己的一身绝技岂不失传？这孩子举手投足颇有气度，不如暂时将他留下。

    ⑥程准感激涕零，当下行了拜师大礼。不久陈唯友便发现，这程准不仅天资聪慧，悟性极高，而且踏实勤奋，肯下苦功，不出两年，竟学完了师兄们五年才学完的基本功，陈老先生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庆幸。

    ⑦两年头上，陈唯友要徒弟们各尽所学，做一件作品相互鉴赏。程准连续几日闭门不出，最后用满是血泡的双手给师傅捧出了一件羊羔跪乳的玉件，虽稍显稚嫩，却已初见功力，苏州城内的几位先生看后皆赞赏有加，陈师傅点了点头，说了句：“留下吧！”

    ⑧自此，陈师傅手把手地把平生所学悉数传授于他。那程准也不负师望，技艺精进，未出五年，便在苏州城内声名鹊起。

    ⑨乾隆四十一年，朝廷征召玉雕贡品。程准精选上好玉料，下了整整半年功夫制作出一件作品，取名“丹凤朝阳”，寓意大统，业内人士皆称精品，程准也颇为自豪，对贡品头筹志在必得。未料陈师傅力阻程准将作品送往京城。坊间议论纷纷，但程准并未辩驳，默默地将玉雕收起，跟着师傅回了家。

    ⑩此后，程准更一心一意跟着师傅学习技艺，凡构思动工之前，必先同陈师傅商讨一番。陈师傅初不以为意，后多次看到程准抱臂犹豫，陈师傅大骇，嘱程准今后创作不要再来找他，按己意行事即可，但程准退缩之态并无改观。

    ⑪不久后的一日清晨，陈师傅忽称自己那把祖传的楠木刻刀被盗，一口咬定窃刀之人就是程准。程准大呼冤枉，但陈师傅不为所动。两天后，将程准逐出师门。程准不再申辩，向师傅磕了三个响头含泪离去。

    ⑫十年后的一个夜晚，已经名动海内的玉雕大师程准接到下人禀报：陈老先生病重，恐怕时日无多。程准星夜赶赴苏州。恩师榻前，程准再行师徒大礼。

    ⑬“那把刻刀并没有丢。当年为师只是要寻一个借口将你赶出去。那件‘丹凤朝阳’当入精品之列，但奉迎之意过浓，境界不高，此匠人之忌也。我对你百般阻挠，只为让你去除一些雕琢之气，然经此事，你信心大挫，却让为师没有料到。你的技艺已臻完美，只有把你赶出去，才能助你成为一代巨匠。实在是委屈你了。”

    ⑭程准早已泪如雨下。陈老先生吩咐将那把楠木刻刀取来，颤颤巍巍地交到程准手上，溘然长逝。

    ⑮乌黑油亮的刀柄上，深深地镌刻着八个小字：匠心独运，浑然天成。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天堂的灯

    2006年7月3日，星期一。洛阳市浅井头中学特别批准：允许初一（2）班的女生胡艳艳来校上半天课。这是已经停学三年、患再生性贫血停治三个月、奄奄一息的胡艳艳最大的幸福了。

    胡艳艳家穷，母亲早逝，她和捡破烂的父亲相依为命。艳艳9岁才上学，小学几年，她品学兼优，获得过市级和省级各类大奖28次。为了上学，她成了最苦累也最快乐的孩子。她必须抢课堂之外的所有时间干活，只为了能让爸爸每天多捡点垃圾。可惜，15岁时，胡艳艳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时，医生护士没能禁绝她在病床上继续她的学习，同学们来当“二传手”复述课业，老师们也每个星期轮番到病房为她补课，她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读完了小学并考上了初中！她还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最大的理想是“把自己的生命之火化作一篇篇温暖人间的诗文”。

    家里太穷，社会各界捐助的钱，让她的生命在不断输血中延长了三年，已经算是奇迹了。几天前，一向坚强的胡艳艳哭了，她嘤嘤地说：“爸爸，我很想回学校上一堂课……”爸爸立即去学校。学校惊动了，校长当即就落泪，特意批准她上半天学！八个女生用手臂交织成特殊的“担架”，把胡艳艳架进了校园。到校，离上课还有十多分钟，每间教室都有欢迎她的队列，还有“艳艳你好”的彩旗！一走进校园，每个人眼前的风景都有前所未有的新意——花坛、雕塑、操场、小果园，那棵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树，还有图书室、教学楼、宿舍楼、教室。

    上课铃响了。看似正常中的震撼与悄然转变：人们都比往常认真了，亲近了，默契了。老师含泪的微笑，同学们端正的坐姿，就连校园清洁工也格外勤奋起来，一遍又一遍擦洗花坛的池壁栏杆！艳艳在靠前正中的位置坐好，笑着，但仍是没忍住，泪水撒在了桌面上——幸福的泪、疼痛的泪，留念的泪……

    这节课，是老师特意安排的，艳艳最喜欢的作文课。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题是：《今天》。

    同学们都含着泪在写，包括平日最讨厌作文的同学。

    “我有许多‘今天’没能做到最好。今天，我又回到学校了，这里是我的天堂……”胡艳艳在本子上一字一字的写，很重很慢……

    胡艳艳的作文没有写完。她写的最后一行字是：我真想做一盏灯，挂在这人间天堂的上空……她晕倒了。送医院后，由学校发起，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义捐又自发形成，但，艳艳生命的火焰已经燃至极限了。

    2006年7月7日，艳艳走了。但，她把天堂的灯留给了大家。

    （选自《杂文报》）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 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